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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迈克尔·麦尔的经历跟何伟有些相似，都是随美国和平队志愿者来到中国支教，然后在北京定居，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写下不少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非虚构作品，比如关于北京胡同变迁的《再会，老北京》。2010年到2012年，他居住在妻子的家乡：吉林市大荒地村，以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为核心，记录下东北百年来的起落浮沉。
东北的农场上，天气就是第四个维度。红旗路上仿佛带着冰碴的风割着我的双颊。前方远处有什么东西越来越近，突突地响着，还冒着烟，好像一架被打下来的双翼飞机。哦，原来是辆三轮拖拉机。开拖拉机的戴着一副过于宽大的墨镜和白色棉质的医用口罩，我根本看不清他的脸。再加上一顶有毛边的解放军帽子，更没法辨认了。帽子的边缘结了一层黑色的冰，帽耳还在风中有节奏地上下翻飞。司机按了一下喇叭，响亮清越，仿佛都能听得到拖拉机的电池消耗了多少能量。司机按得更起劲了。在中国的乡村有条不成文的规律，周围越安静，人们发出的噪声就越大。
司机刹车，拖拉机摇摇晃晃地停下了，仿佛在冷风中跺脚取暖。我根本不知道帽子下面、墨镜后头的是谁。厚厚的口罩后面传来东北味浓重的问话：“干哈么呢你？”
我在干什么？“我在走路啊。”
司机是典型的东北人，方言说得跟唱歌似的，他继续问：“谁家滴哈？”
在这个地方，“你是谁家的”是句标准的问候，对外国人也不例外。和中国其他地方问“吃了吗”“你从哪个国家来”不太一样。
“关家。”我说了房东的姓。
“对嘞！”司机大笑起来。“上车吧！”他发动了拖拉机，车子跟上了心脏除颤器似的抖了起来。
我把头藏在司机的肩膀后面避寒。他驾着拖拉机突突突一路往北跑了将近两公里，转了个弯，出了红旗路，来到一些砖石盖的平房之中。他在最后一间那里停下，窗口透着微黄的灯光，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我的家还要再往北将近两公里。但今晚是每周固定的“约会”，要跟我在大荒地村最亲密的朋友吃饭。
我感谢了这位不认识的司机。他坚决不要钱。不过我清楚，总有一天他会跑来跟我亮明身份，我也就能给他帮个什么忙，报了今天的恩。我推开从不上锁的前门，在门厅里跺掉牛仔裤上的雪，接着打开通往主卧室的门，熟门熟路地上了炕。房间里飘着一股烤制谷物的香味，就好像坐在刚出炉的面包上。跨入这个家的门槛，总是让我觉得亲切又愉快。
炕的旁边是一张圆桌，上面摆满了热气腾腾的丰盛饭菜，有回锅肉、炸蘑菇、蒜蓉野菜。每家每户的窗子几乎都有墙那么大，包着塑料纸，隔热防风。用来蒸饭的米就来自窗外的一亩三分地。做这些饭菜的大铁锅嵌在一个水泥灶里，生火也是用稻草秸秆。
“麦尔，”一家之主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三舅，”我也点了个头。我们不讲什么客套，不会寒暄什么“一定很冷吧”“吃了吗”“你穿得太少啦”“多吃点”“抽根烟”“喝点茶”“冬天了，外面冷，多穿点”“喝点酒”“你看起来好冷啊”“吃吃吃，多吃点”之类的。这种熟悉和随意，给我家的感觉。
“我做了饭，”他说，“今晚就我俩。其他人都去——”这里他就要说某人的家，可能是四表哥，可能是二外甥，或者其他什么亲戚，反正我得画个详细的图表才搞得清楚。把任何中国的大家庭画成一棵树，每个分枝上的称呼都能表明你来自哪一边，排行老几。英语里我们就笼统地喊阿姨，但在中国，就可能是大伯母（爸爸最年长的哥哥的老婆）。一个人的表亲，也要分各种各样，可能是二表弟（妈妈妹妹的二儿子）。三舅，就是妈妈那边排行老三的叔叔。
我知道他姓什么，但一直叫他三舅。这个66岁的男人有着红润的双颊，仿佛不会变老，身体反而越来越硬朗了，就像红旗路两旁的水曲柳。他还用牙齿撬开啤酒瓶盖，随随便便就扛起二十几公斤的种子，徒手在地里除草，深深弯下腰去施肥。他抽的烟牌子是长白山，得名于这个省和朝鲜交界处的那座山，峰顶终年积雪。顾名思义，就是永远白色的山。不过，抽着以这座山命名的烟，只能看到青黑的烟圈。
“你们那边儿该过圣诞节了，是不？”
“还有两天。”我回答。
“今晚我媳妇儿不在，”他好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说，“咱俩好好喝两瓶儿。”
三舅给两个饭碗倒满了“雪花”啤酒。把自己碗里的一饮而尽之后，他又从一个塑料罐子里倒了点烈酒，自顾自地大声啜饮。他没给我倒，大概想起了上次一起喝高粱酒的情景。
七年前，我第一次踏足大荒地村。那时候我孤身一人，是为《国家地理》采写东北历史的。我从省会长春出发，坐一辆满是脚臭味的大巴往东行进了两小时。司机停在两车道的路边，看着挡风玻璃外黑沉沉的夜幕，问我：“你真在这儿下，确定？”
大巴开走以后，我独自站在零下的天气里，后悔自己莽撞冲动的决定。没有出租车能让我逃离，也没有饺子馆或店铺什么的好进去等。甚至连一星半盏的路灯都没有。只有一块大概牛犊子那么高的花岗岩牌子，用冷冰冰的汉字标明，我进入了大荒地村的地界。
我冻得上牙齿和下牙齿直打架，在满天繁星的陪伴下沿着红旗路北上。白雪覆盖的田野上，北斗七星仿佛触手可及。四下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我粗重的喘息。燒稻草秸秆的味道从不知谁家的烟囱里飘出来。三舅拿着一个手电筒，等在路边。他把我领到自己家里，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饭菜，房间里坐着很多人，他们都向我举杯欢迎。
“我搬到这儿来怎么样？”高度酒一杯接一杯，酒酣耳热的我问道。
“你住在北京啊！”他说。“谁不想住那个地儿啊。没人愿意搬到这儿来。”
但是我可以啊，我暗想，没有再提。
晚饭后，三舅和我并排躺在炕上。我们俩一起睡了一夜，身子僵得跟木乃伊似的。一整夜，我都做着搬来东北住的梦。但我住在北京，住在首都最古老的地区，和好几个中国家庭分享一个四合院。那里没有暖气，没有热水，也没有厕所。北京正在拆迁旧城中心传统的老胡同，在胡同完全消失之前，我希望能进去实地体验一番，不想像游客、外国学生和记者（不过，我倒是依次都拥有过这些身份）一样走马观花，看一眼就过了。两年来，我在胡同里的小学教英语，还带了一些老年学生，这让我每天有点事情干，也在社区里得到了认可。胡同里的生活可不像明信片上那么美好和浪漫，贫穷从来都不是什么值得展示的事情。我在胡同里见证的很多东西，都和东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系在家养鸽子腿上的竹哨子，每天下午都在头顶的天空忧伤地回旋；比如名字里带有“旗”字的胡同，是满洲的军队划分单位；比如裁缝店里手缝的旗袍；再比如我一个老邻居的电视里每天从早到晚咿咿呀呀唱着的京剧。 那些年，大荒地村是我心中的备用居住地。在现代中国的故事中，主角是首都和沿海城市。看那些闪闪发光的城市！那些新城！那些主办奥运会的城市！那些拥堵不堪、阶级分明、过度拥挤的城市！大多数外国驻华记者都居住在城市，中国的作家也一直将写作重心放在都市生活和城市知识分子方面。有一些现代中国学者认为，美国作家赛珍珠1931年出版的小说《大地》，应该归入中国文学一栏，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我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城市变迁的东西，而现在关心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光是看看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我眼前就出现大片荒芜的土地，农民们毅然决然甩掉手里的镰刀，跳上一辆路过的大巴，绝尘而去，再不回头。我想象着空空如也的房间，电视开着，闪着微弱的光；门口走过的奶牛哞哞直叫，听起来那么悲伤，她们的乳房里胀满了奶水，挤奶的人却不见踪影。
1993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这项人口统计已经“失去了数据上的意义”，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居住在农场。但中国呢，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不过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经悄然消失，有的是因为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有的则是为了满足全国城市化的目标，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将周边的小村庄纳入新的管辖范围。荒地村离吉林市32公里，需要搭乘一个多小时的公车才能到达，不过最近还是被划进了该市的范围，名字倒是没变，居民则成了城市人口——至少在文件上是这样。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大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到2011年，大荒地迎来一个前无古人的新经济阶段：成为一个企业城。
这里最大的公司叫作东福米业，始于2000年，村里的两个合伙人和邻居一样，种了短粒黏粳米。这类米普遍用于制作寿司，中国人则用来做一些小吃。但和墨守成规的邻居们不同，东福米业的创始人做了很多试验，试种了不同的种子，种成了荒地村第一棵有机作物。
到第三次收成的时候，政府各部门开始在官方宴会上使用这种大荒地牌稻米。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了大荒地村和东福米业的总部。一张他在检视产品的巨幅照片挂在公司新开的温泉度假村入口。每到周末，这里就会迎来稳定的客流量。城里人纷纷来此一日游，沿着红旗路扔下一路的垃圾。温泉度假村的门票是120元，相当于当地农民两周的收入。
一开始，公司宣布，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大家购买大米，并雇他们来操作日本进口的抛光机和包装机，我的邻居们都很高兴。公司获益，相当于整个村子都获益了。过去七年来，和东福米业签署土地出让合同的农民数量翻了番。公司为他们提供种子，并保证每家收成之后至少能付给他们15500元。
这个数字是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的两倍。东福米业几乎承包了荒地村所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不過包括三舅在内的几家人还没被说动。
村里正在形成新的天际线。红旗路的一头，起重机正在轰鸣，一栋栋五层楼房已经有了雏形。东福米业为农民提供公寓，交换他们原有的居住面积。到手之后就会把老房子铲平，变成耕地。同意搬迁的人寥寥无几：放弃了老房子，也就没有了院子，没有了鸡笼，没法自给自足，还没法用这个副业去补贴家用。这样很多人会远离土地，不符合中国人笃信的接地气的传统。老人们担心要爬到三楼、四楼甚至五楼，老胳膊老腿的可吃不消。另外，离开土地，仿佛是在打赌，赌签了协议之后米价不会飞速上涨。东福米业所承诺的付款实际上是对未来的承诺。这个价钱今天看上去不错，明年可就说不定了。粮食的价格和房地产一样，一路飙高。
东北的农场上，天气就是第四个维度。红旗路上仿佛带着冰碴的风割着我的双颊。前方远处有什么东西越来越近，突突地响着，还冒着烟，好像一架被打下来的双翼飞机。哦，原来是辆三轮拖拉机。开拖拉机的戴着一副过于宽大的墨镜和白色棉质的医用口罩，我根本看不清他的脸。再加上一顶有毛边的解放军帽子，更没法辨认了。帽子的边缘结了一层黑色的冰，帽耳还在风中有节奏地上下翻飞。司机按了一下喇叭，响亮清越，仿佛都能听得到拖拉机的电池消耗了多少能量。司机按得更起劲了。在中国的乡村有条不成文的规律，周围越安静，人们发出的噪声就越大。
司机刹车，拖拉机摇摇晃晃地停下了，仿佛在冷风中跺脚取暖。我根本不知道帽子下面、墨镜后头的是谁。厚厚的口罩后面传来东北味浓重的问话：“干哈么呢你？”
我在干什么？“我在走路啊。”
司机是典型的东北人，方言说得跟唱歌似的，他继续问：“谁家滴哈？”
在这个地方，“你是谁家的”是句标准的问候，对外国人也不例外。和中国其他地方问“吃了吗”“你从哪个国家来”不太一样。
“关家。”我说了房东的姓。
“对嘞！”司机大笑起来。“上车吧！”他发动了拖拉机，车子跟上了心脏除颤器似的抖了起来。
我把头藏在司机的肩膀后面避寒。他驾着拖拉机突突突一路往北跑了将近两公里，转了个弯，出了红旗路，来到一些砖石盖的平房之中。他在最后一间那里停下，窗口透着微黄的灯光，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我的家还要再往北将近两公里。但今晚是每周固定的“约会”，要跟我在大荒地村最亲密的朋友吃饭。
我感谢了这位不认识的司机。他坚决不要钱。不过我清楚，总有一天他会跑来跟我亮明身份，我也就能给他帮个什么忙，报了今天的恩。我推开从不上锁的前门，在门厅里跺掉牛仔裤上的雪，接着打开通往主卧室的门，熟门熟路地上了炕。房间里飘着一股烤制谷物的香味，就好像坐在刚出炉的面包上。跨入这个家的门槛，总是让我觉得亲切又愉快。
炕的旁边是一张圆桌，上面摆满了热气腾腾的丰盛饭菜，有回锅肉、炸蘑菇、蒜蓉野菜。每家每户的窗子几乎都有墙那么大，包着塑料纸，隔热防风。用来蒸饭的米就来自窗外的一亩三分地。做这些饭菜的大铁锅嵌在一个水泥灶里，生火也是用稻草秸秆。
“麦尔，”一家之主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三舅，”我也点了个头。我们不讲什么客套，不会寒暄什么“一定很冷吧”“吃了吗”“你穿得太少啦”“多吃点”“抽根烟”“喝点茶”“冬天了，外面冷，多穿点”“喝点酒”“你看起来好冷啊”“吃吃吃，多吃点”之类的。这种熟悉和随意，给我家的感觉。
“我做了饭，”他说，“今晚就我俩。其他人都去——”这里他就要说某人的家，可能是四表哥，可能是二外甥，或者其他什么亲戚，反正我得画个详细的图表才搞得清楚。把任何中国的大家庭画成一棵树，每个分枝上的称呼都能表明你来自哪一边，排行老几。英语里我们就笼统地喊阿姨，但在中国，就可能是大伯母（爸爸最年长的哥哥的老婆）。一个人的表亲，也要分各种各样，可能是二表弟（妈妈妹妹的二儿子）。三舅，就是妈妈那边排行老三的叔叔。
我知道他姓什么，但一直叫他三舅。这个66岁的男人有着红润的双颊，仿佛不会变老，身体反而越来越硬朗了，就像红旗路两旁的水曲柳。他还用牙齿撬开啤酒瓶盖，随随便便就扛起二十几公斤的种子，徒手在地里除草，深深弯下腰去施肥。他抽的烟牌子是长白山，得名于这个省和朝鲜交界处的那座山，峰顶终年积雪。顾名思义，就是永远白色的山。不过，抽着以这座山命名的烟，只能看到青黑的烟圈。
“你们那边儿该过圣诞节了，是不？”
“还有两天。”我回答。
“今晚我媳妇儿不在，”他好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说，“咱俩好好喝两瓶儿。”
三舅给两个饭碗倒满了“雪花”啤酒。把自己碗里的一饮而尽之后，他又从一个塑料罐子里倒了点烈酒，自顾自地大声啜饮。他没给我倒，大概想起了上次一起喝高粱酒的情景。
七年前，我第一次踏足大荒地村。那时候我孤身一人，是为《国家地理》采写东北历史的。我从省会长春出发，坐一辆满是脚臭味的大巴往东行进了两小时。司机停在两车道的路边，看着挡风玻璃外黑沉沉的夜幕，问我：“你真在这儿下，确定？”
大巴开走以后，我独自站在零下的天气里，后悔自己莽撞冲动的决定。没有出租车能让我逃离，也没有饺子馆或店铺什么的好进去等。甚至连一星半盏的路灯都没有。只有一块大概牛犊子那么高的花岗岩牌子，用冷冰冰的汉字标明，我进入了大荒地村的地界。
我冻得上牙齿和下牙齿直打架，在满天繁星的陪伴下沿着红旗路北上。白雪覆盖的田野上，北斗七星仿佛触手可及。四下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我粗重的喘息。燒稻草秸秆的味道从不知谁家的烟囱里飘出来。三舅拿着一个手电筒，等在路边。他把我领到自己家里，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饭菜，房间里坐着很多人，他们都向我举杯欢迎。
“我搬到这儿来怎么样？”高度酒一杯接一杯，酒酣耳热的我问道。
“你住在北京啊！”他说。“谁不想住那个地儿啊。没人愿意搬到这儿来。”
但是我可以啊，我暗想，没有再提。
晚饭后，三舅和我并排躺在炕上。我们俩一起睡了一夜，身子僵得跟木乃伊似的。一整夜，我都做着搬来东北住的梦。但我住在北京，住在首都最古老的地区，和好几个中国家庭分享一个四合院。那里没有暖气，没有热水，也没有厕所。北京正在拆迁旧城中心传统的老胡同，在胡同完全消失之前，我希望能进去实地体验一番，不想像游客、外国学生和记者（不过，我倒是依次都拥有过这些身份）一样走马观花，看一眼就过了。两年来，我在胡同里的小学教英语，还带了一些老年学生，这让我每天有点事情干，也在社区里得到了认可。胡同里的生活可不像明信片上那么美好和浪漫，贫穷从来都不是什么值得展示的事情。我在胡同里见证的很多东西，都和东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系在家养鸽子腿上的竹哨子，每天下午都在头顶的天空忧伤地回旋；比如名字里带有“旗”字的胡同，是满洲的军队划分单位；比如裁缝店里手缝的旗袍；再比如我一个老邻居的电视里每天从早到晚咿咿呀呀唱着的京剧。 那些年，大荒地村是我心中的备用居住地。在现代中国的故事中，主角是首都和沿海城市。看那些闪闪发光的城市！那些新城！那些主办奥运会的城市！那些拥堵不堪、阶级分明、过度拥挤的城市！大多数外国驻华记者都居住在城市，中国的作家也一直将写作重心放在都市生活和城市知识分子方面。有一些现代中国学者认为，美国作家赛珍珠1931年出版的小说《大地》，应该归入中国文学一栏，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我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城市变迁的东西，而现在关心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光是看看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我眼前就出现大片荒芜的土地，农民们毅然决然甩掉手里的镰刀，跳上一辆路过的大巴，绝尘而去，再不回头。我想象着空空如也的房间，电视开着，闪着微弱的光；门口走过的奶牛哞哞直叫，听起来那么悲伤，她们的乳房里胀满了奶水，挤奶的人却不见踪影。
1993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这项人口统计已经“失去了数据上的意义”，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居住在农场。但中国呢，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不过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经悄然消失，有的是因为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有的则是为了满足全国城市化的目标，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将周边的小村庄纳入新的管辖范围。荒地村离吉林市32公里，需要搭乘一个多小时的公车才能到达，不过最近还是被划进了该市的范围，名字倒是没变，居民则成了城市人口——至少在文件上是这样。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大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到2011年，大荒地迎来一个前无古人的新经济阶段：成为一个企业城。
这里最大的公司叫作东福米业，始于2000年，村里的两个合伙人和邻居一样，种了短粒黏粳米。这类米普遍用于制作寿司，中国人则用来做一些小吃。但和墨守成规的邻居们不同，东福米业的创始人做了很多试验，试种了不同的种子，种成了荒地村第一棵有机作物。
到第三次收成的时候，政府各部门开始在官方宴会上使用这种大荒地牌稻米。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了大荒地村和东福米业的总部。一张他在检视产品的巨幅照片挂在公司新开的温泉度假村入口。每到周末，这里就会迎来稳定的客流量。城里人纷纷来此一日游，沿着红旗路扔下一路的垃圾。温泉度假村的门票是120元，相当于当地农民两周的收入。
一开始，公司宣布，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大家购买大米，并雇他们来操作日本进口的抛光机和包装机，我的邻居们都很高兴。公司获益，相当于整个村子都获益了。过去七年来，和东福米业签署土地出让合同的农民数量翻了番。公司为他们提供种子，并保证每家收成之后至少能付给他们15500元。
这个数字是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的两倍。东福米业几乎承包了荒地村所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不過包括三舅在内的几家人还没被说动。
村里正在形成新的天际线。红旗路的一头，起重机正在轰鸣，一栋栋五层楼房已经有了雏形。东福米业为农民提供公寓，交换他们原有的居住面积。到手之后就会把老房子铲平，变成耕地。同意搬迁的人寥寥无几：放弃了老房子，也就没有了院子，没有了鸡笼，没法自给自足，还没法用这个副业去补贴家用。这样很多人会远离土地，不符合中国人笃信的接地气的传统。老人们担心要爬到三楼、四楼甚至五楼，老胳膊老腿的可吃不消。另外，离开土地，仿佛是在打赌，赌签了协议之后米价不会飞速上涨。东福米业所承诺的付款实际上是对未来的承诺。这个价钱今天看上去不错，明年可就说不定了。粮食的价格和房地产一样，一路飙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