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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为被毛泽东钦点过的“小人物”登上时代舞台之前，李希凡的故事是从需要为生存而挣扎的一个贫苦少年开始的。
20岁时，李希凡寄居在山东姐姐家，每天的工作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给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的姐夫赵纪彬做笔录。一年以后，他由山东大学文史系的旁听生，转为了正式生，后来，他又考取了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这期间，我们的祖国，也经历着改大换地的变化……
“小人物”打响了“可贵的第一枪”
转折就发生在1954年的春天。
那年4月的一天，朋友蓝翎来访，李希凡和他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最近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都感到“不对头”，于是商量着写个文章。
“先是蓝翎写了初稿，然后我修改誊抄。”
这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发在《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9期上。文章的基本观点对红学名家俞平伯提出了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文章写就写了，发就发了，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实属预料之外了。首先，毛泽东看到后发话了：“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很快，《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袁水拍文章《可贵的第一枪》。
10月，主题座谈会召开，除了李、蓝两个“小人物”，文艺界的“大人物”都出场了。郭沫若、茅盾、周扬先后发表讲话，俞平伯“唯心”、冯雪峰“压制革命力量”，反动思想的根子——胡适和他的自由主义，遭到了全面的清算……一篇小小文章搅和得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波澜壮阔。始作俑者之一的李希凡，就此开始了他风光得意的航程：
1954年当年，李希凡当选全国第二届政协最年轻的委员；1955年，出席第一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得奖章；同年6月，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国际青年联欢节，出访东欧和苏联……
江青多次拉拢。而他却“不识抬举”
随着李希凡的爆得大名，其“小人物”的命运就此结束了。1954年秋，他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周扬写信，征求意见，自己即将毕业想去研究所工作，周扬向他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1955年李希凡毕业后就进了《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部工作，一直到1986年退休。由于李希凡是受过毛泽东的表扬的，于是引起了江青重视，奈何李希凡“不识抬举”，于是再起是非。
“那是1964年，”李希凡后来回忆说，“她（江青）说让我注意《海瑞罢官》，说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扯不上啊。就不表态，装糊涂。隔了一个月，她又叫我去，说了周扬一大堆不是，说他是亭子间出身——我心想，那人家后来不是去延安了吗？又说，如今文艺状况不好，戏曲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意思都是周扬的错。可我心想，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周扬是党中央毛主席委任的，我一个《人民日报》的文艺评论员，管不上啊。”有人“装糊涂”，也有人“识相”。不久，批判《海瑞罢官》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冲锋陷阵的笔杆子就是上海的姚文元。错失如此重要的表现机会，李希凡所在的《人民日报》敏感慌张起来，冷言冷语传到李希凡耳朵里——“不是党中央没找我们啊，而是我们没写啊。”而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李希凡因为“不听话”，被率先贴出大字报。
李希凡的前途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可是新的转机又因江青在1967年“中央文革”请文艺界人士看样板戏时，问了一句“李希凡来了没有”而出现了。就是这句话，让李希凡的地位有微妙的回升；但同样是这句话，在1976年“四人帮”被揪出来之后，就有了负面效应——“李希凡被江青保过啊，我是她文艺黑线的红人啊——就是这样滑稽，‘城头变幻大王旗’啊……”
85岁，仍然热衷于写作，称对健身健脑都有好处
现如今，李希凡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了，当走进位于北京朝阳北路珠江罗马嘉园的107号院，面对李希凡，笔者强烈地意识到，岁月真是不饶人。“我今年85岁，已登耄耋之年，老眼昏花，刊物上较大的字，都须用老花镜，才能得其仿佛”。晚年，李希凡最大的乐趣仍然是写作。攀谈中得到一个新消息：李老30多万字的自传回忆录已经脱稿。
李老自1982年起，一直担任着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和《红楼梦学刊》主编，并曾长期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还主持出版了14卷本的《中华艺术通史》。
闲暇的时光，李老喜欢投稿一本发行几千本的学刊，唠叨点陈年旧话。他说：“人到了我这个岁数还能总找点题目写些东西，对健身和健脑都是有益处的。”
李老从不吃补品，也不喝酒，只是烟没有戒掉。他注重饮食和锻炼，是从30多年前发现患上糖尿病才开始的。从那以后，他也不再吃水果，保持粗茶淡饭，作为饮食上的补充，还专门学过一段时间的气功。虽然现在因眼睛不好，他已很少下楼了。晚上看电视时，多是在厅里走着听和看。
李老说他年轻时，饺子一顿能吃50个，肉饼能吃1斤。正是这种没有节制的饮食，上世纪50年代出访欧洲，不足半年的时间，体重就从出国前的63公斤增加到78公斤，之后又上升到90公斤，从此体重一直没有再降下去，至今还维持在85公斤左右。
在李老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张发白的老照片，是他与毛泽东的合影，照片上的他显得很拘谨。那时他才二十多岁，穷学生一个，只有两身衣服，所以见毛主席时，穿得也挺破的。
“我见过毛主席三次：1954年12月，我当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在怀仁堂第一次同毛主席握手；当年春节在中南海团拜时，又见过一次；第三次见是在1956年在第二届政协二次会议上。每次毛主席都讲过一些不同的话。我曾写过一篇回忆录，题目是《在毛主席身边》，记录了那几次见面。”
20岁时，李希凡寄居在山东姐姐家，每天的工作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给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的姐夫赵纪彬做笔录。一年以后，他由山东大学文史系的旁听生，转为了正式生，后来，他又考取了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这期间，我们的祖国，也经历着改大换地的变化……
“小人物”打响了“可贵的第一枪”
转折就发生在1954年的春天。
那年4月的一天，朋友蓝翎来访，李希凡和他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最近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都感到“不对头”，于是商量着写个文章。
“先是蓝翎写了初稿，然后我修改誊抄。”
这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发在《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9期上。文章的基本观点对红学名家俞平伯提出了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文章写就写了，发就发了，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实属预料之外了。首先，毛泽东看到后发话了：“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很快，《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袁水拍文章《可贵的第一枪》。
10月，主题座谈会召开，除了李、蓝两个“小人物”，文艺界的“大人物”都出场了。郭沫若、茅盾、周扬先后发表讲话，俞平伯“唯心”、冯雪峰“压制革命力量”，反动思想的根子——胡适和他的自由主义，遭到了全面的清算……一篇小小文章搅和得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波澜壮阔。始作俑者之一的李希凡，就此开始了他风光得意的航程：
1954年当年，李希凡当选全国第二届政协最年轻的委员；1955年，出席第一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得奖章；同年6月，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国际青年联欢节，出访东欧和苏联……
江青多次拉拢。而他却“不识抬举”
随着李希凡的爆得大名，其“小人物”的命运就此结束了。1954年秋，他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周扬写信，征求意见，自己即将毕业想去研究所工作，周扬向他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1955年李希凡毕业后就进了《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部工作，一直到1986年退休。由于李希凡是受过毛泽东的表扬的，于是引起了江青重视，奈何李希凡“不识抬举”，于是再起是非。
“那是1964年，”李希凡后来回忆说，“她（江青）说让我注意《海瑞罢官》，说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扯不上啊。就不表态，装糊涂。隔了一个月，她又叫我去，说了周扬一大堆不是，说他是亭子间出身——我心想，那人家后来不是去延安了吗？又说，如今文艺状况不好，戏曲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意思都是周扬的错。可我心想，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周扬是党中央毛主席委任的，我一个《人民日报》的文艺评论员，管不上啊。”有人“装糊涂”，也有人“识相”。不久，批判《海瑞罢官》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冲锋陷阵的笔杆子就是上海的姚文元。错失如此重要的表现机会，李希凡所在的《人民日报》敏感慌张起来，冷言冷语传到李希凡耳朵里——“不是党中央没找我们啊，而是我们没写啊。”而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李希凡因为“不听话”，被率先贴出大字报。
李希凡的前途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可是新的转机又因江青在1967年“中央文革”请文艺界人士看样板戏时，问了一句“李希凡来了没有”而出现了。就是这句话，让李希凡的地位有微妙的回升；但同样是这句话，在1976年“四人帮”被揪出来之后，就有了负面效应——“李希凡被江青保过啊，我是她文艺黑线的红人啊——就是这样滑稽，‘城头变幻大王旗’啊……”
85岁，仍然热衷于写作，称对健身健脑都有好处
现如今，李希凡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了，当走进位于北京朝阳北路珠江罗马嘉园的107号院，面对李希凡，笔者强烈地意识到，岁月真是不饶人。“我今年85岁，已登耄耋之年，老眼昏花，刊物上较大的字，都须用老花镜，才能得其仿佛”。晚年，李希凡最大的乐趣仍然是写作。攀谈中得到一个新消息：李老30多万字的自传回忆录已经脱稿。
李老自1982年起，一直担任着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和《红楼梦学刊》主编，并曾长期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还主持出版了14卷本的《中华艺术通史》。
闲暇的时光，李老喜欢投稿一本发行几千本的学刊，唠叨点陈年旧话。他说：“人到了我这个岁数还能总找点题目写些东西，对健身和健脑都是有益处的。”
李老从不吃补品，也不喝酒，只是烟没有戒掉。他注重饮食和锻炼，是从30多年前发现患上糖尿病才开始的。从那以后，他也不再吃水果，保持粗茶淡饭，作为饮食上的补充，还专门学过一段时间的气功。虽然现在因眼睛不好，他已很少下楼了。晚上看电视时，多是在厅里走着听和看。
李老说他年轻时，饺子一顿能吃50个，肉饼能吃1斤。正是这种没有节制的饮食，上世纪50年代出访欧洲，不足半年的时间，体重就从出国前的63公斤增加到78公斤，之后又上升到90公斤，从此体重一直没有再降下去，至今还维持在85公斤左右。
在李老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张发白的老照片，是他与毛泽东的合影，照片上的他显得很拘谨。那时他才二十多岁，穷学生一个，只有两身衣服，所以见毛主席时，穿得也挺破的。
“我见过毛主席三次：1954年12月，我当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在怀仁堂第一次同毛主席握手；当年春节在中南海团拜时，又见过一次；第三次见是在1956年在第二届政协二次会议上。每次毛主席都讲过一些不同的话。我曾写过一篇回忆录，题目是《在毛主席身边》，记录了那几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