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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光绪年间,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推动者张之洞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钢铁企业——汉阳铁厂。正是由他主持修建的这条铁轨经历百年风雨依然坚固如初,而一百年前,中华大地上发出“实业救国”的嘹亮口号,似乎也已从历史的记忆中穿行而来,声声犹在耳畔。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史上,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实业家,他们用智慧与信念创造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中国的实体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过去一个月时间里,北京和华盛顿这两座相距1万1千公里的城市同时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
在以服务经济、新技术革命、产业转移为圭臬的美国,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口号耐人寻味。而在举世瞩目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实体经济”首次跃升为焦点话题。全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同一件事情上,迈开统一的步伐。
19世纪,率先发起工业革命的欧洲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二战结束后,产业技术革命让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快速抬升,高端制造业成为世界龙头。今天,新一轮实体经济全球竞争的序幕正在缓缓拉开。
回首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实体经济所积累的调整压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
如何重拾实业经济昔日荣耀?
实体经济的回归与振兴,能否带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迎来新的全球繁荣?
中国回归实体经济的意义,能否超越对中国经济本身的影响,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全球价值链重塑过程中,改变世界面貌的重要一环?
2012年12月9日,
在北京,在这里,寻找答案!
本届论坛全程视频详见经济网www.ceweekly.cn
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发展式微之后,全世界的目光又重新回到实体经济上来。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呼吁实体经济回归本国。中国也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
2012年12月9日,北京国贸大酒店,由人民日报社、国务院国资委共同指导,《中国经济周刊》、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隆重开幕,论坛的主题即“实体经济的回归与转型”。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蔡名照在致论坛的开幕词中指出,十八大报告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对实体经济重新认识和探索必将启发人们对中国企业改革深度思考,而实体经济的回归与发展,也必将推动中国企业的进一步变革和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实体经济的回归能否带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实体经济的转型能否重塑全球产业格局,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这次论坛的交流互动中寻找答案。”
论坛现场,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人民日报社副社长何崇元、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等,与来自20多个相关部委及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经济界各行业的企业家和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近500人共同探讨实体经济的重塑之路。场外的互联网微博平台上,网友与场内嘉宾进行热烈互动。
实体经济之困
作为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的一项重要成果,《2012年度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报告——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安全评估报告2012》在论坛现场发布。报告结果显示:2012年,中国实体经济上市公司总体财务安全快速下降趋势明显,其下降量级和呈现的风险程度前所未见,反映了我国实体经济总体财务安全状况下滑严重。
“工业增速下滑,企业困难加重。”这是当前中国实体经济的现状。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黄利斌在论坛上介绍说,今年1—10月份的工业增速是10%,比去年的13.9%回落了近4个百分点。
黄利斌分析归纳了如下原因:一是外需萎缩;二是周期性因素影响;第三个原因,则是我们的经济确实到了调整的关键时期。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上午论坛主旨演讲中指出,尽管中国实体经济目前遇到的困难,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震荡有关,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协调发展有关,但从根本上看,这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自身阶段性问题,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必须从实体经济自身寻找原因,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确实,当前的实体经济发展遇到很多困惑,也遇到很多困境。”北方重工业集团总经理蔺建成坦言。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将此困境形容为:融资贵、用工难、成本高、利润薄等多种困境。“问题很多,形势非常严峻。”
“所有的实体企业,或多或少都能感觉到困境。最后造成这个企业没有合理的利润,大家只好远离这个行业。”在过去的几年,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历军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逃离实体经济,“因为做实业太累了,最后却没有获得它应有的价值。”
辜胜阻呼吁,进行金融改革和财税改革迫在眉睫,“非常重要的是减税、减费、减负”。
但在历军看来,这或许还远远不够。他认为,政府拿点税出来,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企业自身需要好的产业环境和体制机制,政府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推动。
既需回归,更需转型升级
在当前的形势下,“实体经济既需要回归,可能更需要转型升级。”邵宁说。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论坛现场的发言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邵宁直言,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实体经济长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发展方式粗放,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问题确实令人担忧。”
中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利润水平很低,不仅消耗大量的资源,也付出了很严重的生态环境代价,还容易引起国际贸易的争端和摩擦。邵宁认为,当前确需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企业调整的意愿比较足,但调结构对企业来说九死一生。”黄利斌认为,政府怎么进行引导是个问题。
“一些企业感到很困惑。”辜胜阻说,从事新的产品开发,研究力量不够,而融资难也导致企业的转型面临融资的困境。 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许多产业市场布局散乱差、产业集中度偏低,很多企业盲目扩张,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
蔺建成认为,“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企业,很难生存下去最主要的一点是无序竞争。”
邵宁指出,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多种方式,整合产业链条,形成一批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中国要从一个制造业的大国转向强国,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是一个必然趋势。”历军说。
当然,中国的实体经济要实现从追随者、竞争者到引领者的跨越式发展,必须转而依靠自主创新。
“我们可能不缺资金,可能不缺人才,关键是要寻找创新的动力,形成一套完善的体制机制。”邵宁说,未来仍需付出艰苦的努力。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回归实体经济,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信心。”厉以宁开场白的第一句便是提振信心。
厉以宁指出,近年来,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的人口、土地等红利已经消失了,實体经济的企业家感到利润空间在逐步缩小。这种论调影响了很多人,也使得一部分企业家信心不足。
厉以宁否定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将替代旧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正在产生。
当我们从技工时代转向高级技工,就会有新的人口红利产生;当我们在科学技术上实现创新,就会产生新的资源红利;而当改革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当然也会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是新的改革红利。
此前不久,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下午的分论坛对话中表示,结构体制改革带来的重要影响就是对经济转型的促进。
在厉以宁看来,改革可以调动民间多方面的积极性,民间积极性一调动,总的经济就起来了。“为什么1979年以后改革这么快?因为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他认为,未来的改革在很多方面仍要调动民间的积极性。
但在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看来,人们对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的复兴和崛起,仍缺乏紧迫性和危机感。
美国已经对一些大公司进行劝说,希望他们从海外返回美国,并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给予优惠。苹果公司准备从中国迁出一部分。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印度等新兴国家也在出台加强实体经济发展的系列优惠政策。
“中国应当加强紧迫性。实体经济应当要做精做强、做专做强。事实上也可以做到。”魏建国说,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尽快培养一支2000万到3000万高级工程师和高级技工为主的核心人才队伍。
“现在最缺的就是企业家。”魏建国认为,打造企业家队伍,刻不容缓。
厉以宁说:“真正要实现制度创新和产业升级还要靠一批强大的企业。”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以为,于企业而言,外部环境的改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企业自身内在的变化。“企业只有严于律己,才能打造出一流的产品。”在过去一年的市场低迷中,格力电器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并遥遥领先于同行。
董明珠为大家鼓劲:只要端正态度,坚定信心,实体经济的转型就一定能实现。
在过去一个月时间里,北京和华盛顿这两座相距1万1千公里的城市同时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
在以服务经济、新技术革命、产业转移为圭臬的美国,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口号耐人寻味。而在举世瞩目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实体经济”首次跃升为焦点话题。全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同一件事情上,迈开统一的步伐。
19世纪,率先发起工业革命的欧洲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二战结束后,产业技术革命让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快速抬升,高端制造业成为世界龙头。今天,新一轮实体经济全球竞争的序幕正在缓缓拉开。
回首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实体经济所积累的调整压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
如何重拾实业经济昔日荣耀?
实体经济的回归与振兴,能否带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迎来新的全球繁荣?
中国回归实体经济的意义,能否超越对中国经济本身的影响,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全球价值链重塑过程中,改变世界面貌的重要一环?
2012年12月9日,
在北京,在这里,寻找答案!
本届论坛全程视频详见经济网www.ceweekly.cn
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发展式微之后,全世界的目光又重新回到实体经济上来。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呼吁实体经济回归本国。中国也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
2012年12月9日,北京国贸大酒店,由人民日报社、国务院国资委共同指导,《中国经济周刊》、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隆重开幕,论坛的主题即“实体经济的回归与转型”。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蔡名照在致论坛的开幕词中指出,十八大报告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对实体经济重新认识和探索必将启发人们对中国企业改革深度思考,而实体经济的回归与发展,也必将推动中国企业的进一步变革和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实体经济的回归能否带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实体经济的转型能否重塑全球产业格局,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这次论坛的交流互动中寻找答案。”
论坛现场,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人民日报社副社长何崇元、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等,与来自20多个相关部委及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经济界各行业的企业家和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近500人共同探讨实体经济的重塑之路。场外的互联网微博平台上,网友与场内嘉宾进行热烈互动。
实体经济之困
作为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的一项重要成果,《2012年度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报告——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安全评估报告2012》在论坛现场发布。报告结果显示:2012年,中国实体经济上市公司总体财务安全快速下降趋势明显,其下降量级和呈现的风险程度前所未见,反映了我国实体经济总体财务安全状况下滑严重。
“工业增速下滑,企业困难加重。”这是当前中国实体经济的现状。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黄利斌在论坛上介绍说,今年1—10月份的工业增速是10%,比去年的13.9%回落了近4个百分点。
黄利斌分析归纳了如下原因:一是外需萎缩;二是周期性因素影响;第三个原因,则是我们的经济确实到了调整的关键时期。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上午论坛主旨演讲中指出,尽管中国实体经济目前遇到的困难,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震荡有关,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协调发展有关,但从根本上看,这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自身阶段性问题,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必须从实体经济自身寻找原因,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确实,当前的实体经济发展遇到很多困惑,也遇到很多困境。”北方重工业集团总经理蔺建成坦言。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将此困境形容为:融资贵、用工难、成本高、利润薄等多种困境。“问题很多,形势非常严峻。”
“所有的实体企业,或多或少都能感觉到困境。最后造成这个企业没有合理的利润,大家只好远离这个行业。”在过去的几年,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历军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逃离实体经济,“因为做实业太累了,最后却没有获得它应有的价值。”
辜胜阻呼吁,进行金融改革和财税改革迫在眉睫,“非常重要的是减税、减费、减负”。
但在历军看来,这或许还远远不够。他认为,政府拿点税出来,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企业自身需要好的产业环境和体制机制,政府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推动。
既需回归,更需转型升级
在当前的形势下,“实体经济既需要回归,可能更需要转型升级。”邵宁说。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论坛现场的发言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邵宁直言,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实体经济长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发展方式粗放,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问题确实令人担忧。”
中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利润水平很低,不仅消耗大量的资源,也付出了很严重的生态环境代价,还容易引起国际贸易的争端和摩擦。邵宁认为,当前确需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企业调整的意愿比较足,但调结构对企业来说九死一生。”黄利斌认为,政府怎么进行引导是个问题。
“一些企业感到很困惑。”辜胜阻说,从事新的产品开发,研究力量不够,而融资难也导致企业的转型面临融资的困境。 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许多产业市场布局散乱差、产业集中度偏低,很多企业盲目扩张,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
蔺建成认为,“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企业,很难生存下去最主要的一点是无序竞争。”
邵宁指出,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多种方式,整合产业链条,形成一批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中国要从一个制造业的大国转向强国,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是一个必然趋势。”历军说。
当然,中国的实体经济要实现从追随者、竞争者到引领者的跨越式发展,必须转而依靠自主创新。
“我们可能不缺资金,可能不缺人才,关键是要寻找创新的动力,形成一套完善的体制机制。”邵宁说,未来仍需付出艰苦的努力。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回归实体经济,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信心。”厉以宁开场白的第一句便是提振信心。
厉以宁指出,近年来,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的人口、土地等红利已经消失了,實体经济的企业家感到利润空间在逐步缩小。这种论调影响了很多人,也使得一部分企业家信心不足。
厉以宁否定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将替代旧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正在产生。
当我们从技工时代转向高级技工,就会有新的人口红利产生;当我们在科学技术上实现创新,就会产生新的资源红利;而当改革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当然也会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是新的改革红利。
此前不久,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下午的分论坛对话中表示,结构体制改革带来的重要影响就是对经济转型的促进。
在厉以宁看来,改革可以调动民间多方面的积极性,民间积极性一调动,总的经济就起来了。“为什么1979年以后改革这么快?因为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他认为,未来的改革在很多方面仍要调动民间的积极性。
但在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看来,人们对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的复兴和崛起,仍缺乏紧迫性和危机感。
美国已经对一些大公司进行劝说,希望他们从海外返回美国,并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给予优惠。苹果公司准备从中国迁出一部分。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印度等新兴国家也在出台加强实体经济发展的系列优惠政策。
“中国应当加强紧迫性。实体经济应当要做精做强、做专做强。事实上也可以做到。”魏建国说,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尽快培养一支2000万到3000万高级工程师和高级技工为主的核心人才队伍。
“现在最缺的就是企业家。”魏建国认为,打造企业家队伍,刻不容缓。
厉以宁说:“真正要实现制度创新和产业升级还要靠一批强大的企业。”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以为,于企业而言,外部环境的改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企业自身内在的变化。“企业只有严于律己,才能打造出一流的产品。”在过去一年的市场低迷中,格力电器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并遥遥领先于同行。
董明珠为大家鼓劲:只要端正态度,坚定信心,实体经济的转型就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