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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景德镇自宋真宗赐名以来，日渐成为制瓷业的中心。制瓷有官营与民营两种形式，两者生产模式、产品服务对象皆不同。明清时期，从官窑厂中脱离出专为皇室烧造瓷器的窑厂，明代称之为“御器厂”，清代称之为“御窑厂”，两者名称略微不同，但内容一致，主要目的是满足皇帝及宫廷对各类瓷器的需求。御窑的烧造处处体现着专制皇权的渗透，所以任何方面都讲究精细。御用瓷器呈现出工艺化特点。但技术具有封闭性，瓷器精致却难以扩大再生产。
关键词：明清;景德镇;御窑;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F429 A CN61-1487-（2019）16-0128-05明清两代于景德镇设立御窑厂，烧造瓷器以供上用。御窑厂有着当时最优秀的工匠、最好的原料，以及充足的资金、精湛的技艺扶持，它创造了我国陶瓷烧造史的辉煌。明清御器的烧造受到皇帝直接或间接的管控，并始终贯彻执行皇帝的意志。
一、明清景德镇御窑沿革
（一）明代御器厂沿革概述
关于明代御窑厂设立年代，由于时间久远，史料未有准确记载，众说纷纭，未有统一，目前大致有四种说法，笔者试图通过已有史料理清设立的时间。
1.洪武二年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 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国朝因之沿旧名。”卷五“洪窑 洪武二年设厂于镇之珠山麓，制陶供上方，称官瓷，以别民窑。”
2.洪武三十五年
崇祯十年碑《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修堂记》中载“浮之景德镇，以陶为业……朝廷御用于是乎出。……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窑厂，钦命中官一员，特董烧造。”
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卷三谢本载“明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烧造，解京供用。有御器厂，厂东为九江道，有官窑，除大龙缸外，青窑烧小器，色窑烧颜色。官窑器纯，民窑器杂。”
朱琰《陶说》卷三条“说明”载“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有御器厂。”
3.宣德
《明宣宗实录》卷七十載“宣德四年五月丁卯。罢饶州烧造瓷器。初，行在工部，奏遣官烧白礠龙凤文器皿毕业，又请增烧。上以劳民物，遂命罢之。”
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考》卷三谢本载“宣德中，以营造所丞，专督御器厂工匠。嘉靖初，裁革中官，于各府佐轮选一员管理。”
4.正德初
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载“至宣德中，将龙缸窑之半，改作青窑。厂官窑遂增至五十八座，多散建厂外民间。殆正德始称御器厂。”
《豫章大记事》载“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者，复用中官也，故至嘉靖又裁云。”
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明代御窑厂的出现是逐渐脱离官窑，独立成窑。其具体设立的时间无法考证，只能划定大致设立时间。洪武年间御窑生产紧紧依附于官窑，官窑生产御用瓷器。宣德皇帝正式派遣营缮所官员入厂督造御用瓷，这一行为可以看做御窑分离，独立成窑的开始，御器的生产不再由官窑承担。所以，明代御器生产于洪武年间就已存在，而宣德皇帝将御器烧造从官窑分离出来，使之独立，可以认为是明代御器厂的开端。
宣德后期，窑事不著。英宗复辟后，派遣中官烧造，御器之监造延续。成化二十二年又裁饶州烧造官。弘治皇帝继位，休养生息，革除弊政，始终不言窑事。直至正德皇帝又兴起窑事，始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史料之所以记载正德置御窑，笔者认为，因为弘治朝不言窑事，处于停办状态，正德继位，窑务复起，在这之后，御窑生产从未间断，因此后来作者误以为正德始置御窑。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烧造大批瓷器。天启、崇祯朝，国家内忧外患，国库空虚，瓷器烧造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二）清代御窑厂沿革概述
清代御窑厂设立时间也很模糊，但相较于明代御器厂设立时间，争议较小，有顺治与康熙两种说法。
上述史料可以确定清代御窑厂设立于康熙年间。景德镇在明清易代间处于衰落、甚至停业状态，顺治时期还未从衰败中恢复，这才会出现顺治时期奉旨烧造而未成的情况。因此，御窑厂成立于顺治时期这一说法欠妥。经过清初前十几年的努力，康熙初期，社会生产恢复不错，景德镇陶瓷烧造也不例外，有条件承担御器烧造。因此，笔者认为，顺治时期有御器烧造，但规模与数量都较小。康熙十九年，派遣专职官员驻厂监造，使之规模化、规范化，清代御窑厂正式承担御器烧造的开始，这可以看作是清代御窑厂正式成立的时间。
康熙年间，烧造御器出名的有臧应选督造之“臧窑”，郎廷极之“郎窑”。雍正即位后，大力投入御窑生产，御窑厂发展更加迅速，有年希尧督造之“年窑”。乾隆时期是陶瓷发展的顶峰，乾隆六年唐英“复监督窑务，先后在事十余年……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具有匠心，躬自指挥……”书写了我国陶瓷烧造的壮丽篇章，世人称之为“唐窑”。雍正六年至乾隆二十一年，是景德镇御窑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集天下名窑之大成。乾隆中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御窑厂开始衰败，光绪二十九年，时任江西巡抚柯逢时上奏朝廷成立江西瓷器公司，例行改革。“光绪三十三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改景德镇之官窑亦归商办的江西瓷业有限公司，原御窑厂遂成为商办公司之一。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这一段时间旧的御窑厂虽不复存在，但御用瓷器烧造仍在继续，由商办江西瓷业有限公司承办。”宣统三年清帝退位，标志着中国封建帝制结束，也意味着御窑厂的使命结束。
二、工艺化的特征
御窑厂主要是为皇室成员输送品质精美的瓷器，不管是日用器皿还是陈列器皿，这些瓷器必须符合皇帝的个人爱好以及皇家的审美情趣。所以，烧造瓷器工艺性表现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皇帝意愿很大程度影响瓷器样式烧造，有些烧造原料只用于御器烧造。
（一）皇帝主导的样式设计
1.明代
明代御用瓷器的生产没有固定的机构为其设计样式，主要是御器厂奉旨烧造。成化、宣德两朝以青花五彩出名，“二窑皆当时殿中画院人遣画，”但花样大都是佛教八吉祥、五供养、一串金、西番莲，以及斗鸡、百鸟及一些人物故事，虽然瓷器的绘画出自朝廷，但绘画内容过于单调。 另外，关于瓷器的样式设计，偶有皇帝钦定样式交由御器厂按旨烧造。
”2.清代
清代是我国陶瓷制造发展的黄金时期，康雍乾三朝所造瓷器被后人乐道，其原因是这一时期国力鼎盛、社会安定、经济富足，有能力大规模投入御瓷生产。另外，这三朝皇帝本身也热衷于追求高层次的审美，皇帝个人对艺术的领悟与造诣，也影响着陶瓷的烧造。
清代康熙时期，督陶官刘源“呈瓷样书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
清代造办处的设立更是搭建起皇帝意志与景德镇御窑厂的桥梁，皇帝的谕旨和审美趣味由造办处发送画样、木样、实物等方式传达到御窑厂督陶官手中，负责烧造。这一点可以从唐英任督陶官时期，与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一看究竟。
（1）实物
恭进上传及偶得窑变瓷器折（乾隆九年二月初八日）“乾隆八年谕旨‘着唐英照此挂瓶花纹、釉水、颜色，烧造些各款式、各色鼻烟壶，着其中不要大了，亦不要小了。’”
”
恭进上传及新样瓷器折（乾隆十年四月初八日）“乾隆十年三月初六日，接到养心殿造办处来文，并奉发铜胎红珐琅盖一件，蓝珐琅盖一件，传旨照样烧造霁红、霁青盖各一件，里子烧白些。又奉发青花白地无盖小梅瓶一件，旋成瓶盖木样一件，传旨按小梅瓶花样大小烧造瓷盖一件。”
恭进御制诗瓶及自拟新样瓷器奏折（乾隆八年九月十七日）“于八月二十四日接到养心殿造办处来文，恭录御制诗一首，钦奉谕旨，交奴才照前造挂瓶款式制造数件。……与今在厂节次拟造得之新样，悉系奴才愚昧之见，并非由成式摹仿。”
（2）木样
恭进上传及新样瓷器折“于二月初七日，先奉到渣斗木样一件、象牙座一件，传旨按牙座大小照样烧造哥窑瓶一件，仿旧做，不要款。”
（3）画样
奉发烧造釉里红瓷器奏折（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初七）“太监胡世杰奉釉里红挂瓶一件，画样一张，传旨看明瓷器釉色，照纸样花纹烧造几件送来，务要花纹清真，并将古瓷样式好者拣选几种，亦烧造釉里红颜色，句写乾隆年款送来呈览。”
除上述由造办处传旨御窑厂奉旨烧造外，还有督造官上呈新品种，以征得皇帝的意见，再行烧造。
恭进奉发及新拟瓷器折（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一日）“自三月初二开工之后，奴才在厂攒造得奉发各色锦地四团山水膳碗、杯盘并六方青龙花瓶等件，奴才又新拟得夹层玲珑交泰等瓶共九种，谨恭辙送京呈进……伏祈皇上教导改正，以便钦遵，在行成对烧造。”
恭进万年甲子笔筒折（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一日）“复敬谨造得万年甲子笔筒一对，循环如意，辐揍连绵。”
”
（二）原料的特供
宣德时期以青花瓷器最为人赏识，所用青花料为“苏麻离青”，至成化间这种清青花料所用殆尽，青料用平等青，青花瓷器不及宣窑。但成化以五彩出名，彩料极为精致。正德间，引进外国“回青”，用于烧造窑器，效果甚佳。嘉靖时期，鉴于此种回青的稀少与品质，“惟御器给之。”
清代康雍乾三朝是我国制瓷工艺的黄金时期。不论是瓷器样式、釉彩还是纹饰、绘画技法较之明代，有着不俗的创新与提高。珐琅彩瓷器可以算作是这一时期瓷器的精品。珐琅彩瓷器于康熙末年烧造，雍正朝不断突破，至乾隆时技艺已是全面成熟。烧造先由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白瓷胎，后送至造办处彩绘、彩烧。因其烧造要求高，产量稀少，遂成为皇帝的专用品，少数用于皇帝赠赐。“珐琅彩是一种凝厚材料，施绘在瓷器上，微微凸起。”珐琅彩器于清一代都是难得的精品御用瓷。
（三）唐窑——工艺化的顶峰
明清陶瓷工艺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明代永宣青花、成化斗彩、万历五彩，都被后世所推崇。清代瓷器艺术发展更是前所未有，康雍乾三超皇帝热衷于陶瓷艺术的发展创新，督陶官负责监制御用瓷器，造办处与御窑厂的完美结合，使得我国陶瓷工艺达到了顶峰，“其装饰之华丽，工艺之精湛，品种之丰富，皆超越前代，景德镇制瓷也达到了空前繁荣。”其中，乾隆时期唐英担任景德镇御窑督陶官时烧造的瓷器代表了古代陶瓷工艺最高水平。
梁同书在《古窑器考》里赞美道：“其规范，则定、汝、官、哥、宣、成、嘉靖、佛郎之好样，萃于一炉。其彩色則霁红、矾红、霁青、粉青、冬青、紫、绿、金、银、漆黑、杂彩，随宜而施。其器，则规之、万之、廉之、挫之。或崇，或卑，或侈，或弇，或素，或彩，或堆，或錐。又有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其画染，则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规模名家，各有原本。于是乎戗金、镂银、琢石、漆、螺钿、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虽有溢美之词，但情况大体符合事实，这一时期仿制大批历代名窑瓷器、颜色釉极大扩展、绘画工艺与内容更加复杂与丰富。同时，创新出大量独有瓷器样式和工艺，表明陶瓷烧造技术的全面成熟。
三、御窑手工业的专制性
御窑的烧造处处体现着专制皇权的渗透，其产品始终服务于皇帝及皇室，所以任何方面都讲求精细。派遣皇帝信任的官员赴厂监督烧造，以最大限度符合皇帝的意图，专项资金的扶持，使得烧造可以不计成本，以保证上供瓷器为最精美的。
（一）特派监督官员
御窑瓷器上供御用，烧造需格外精细，力求最大限度符合皇帝本意与皇家规范，假设没有专职人士亲自监造，其生产可能会有悖皇帝意愿，所以明清两朝皇帝派遣专官负责烧造。
明代嘉靖九年之前，中官作为特使亲赴景德镇监制烧造。“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往饶州造奉;正统年间，遣锦衣卫指挥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孝宗初，撤回中官，寻复遣;嘉靖初，遣中官督之。”此举带来一些弊端，嘉靖九年裁革，不再派遣中官，“以饶州府佐贰官一员管督”。但这一职位常缺，“分委杂而不专，官职懈嫚。巡按徐公绅议，乞敕吏部将吉安府推官裁去一员，于本府（饶州府）添设推官一员，住扎本厂（御器厂），专理窑务。”朝廷采纳了其建议，专设饶州通判专管御器厂烧造。万历初，饶州督捕通判改驻景德镇，兼理窑务。此后朝代大抵沿袭。 清康熙御窑兴起，“每命工部或内务府司官往，专任其事。”康熙十九年，“命内务府、工部司各官一人，往江西烧造瓷器。雍正四年，遵旨委内务府一人，于江西烧造瓷器。”这一制度遂成定制，由内务府或工部司官员兼办御窑厂窑务。如烧造“唐窑”被后世称赞的内务府员外郎唐英，“雍正戊申来驻协理，佐年著美，迄乾隆初，榷淮八年，移理九江钞关，皆仍管陶务。”
（二）专项资金来源
明清御窑产品不投入市场，没有经济效益，这些瓷器只是为了满足皇帝的个人爱好与皇家礼仪规范。但生产需要耗费大量物力、财力、人力，这些开支费用明清两朝都出自国家的专款，只是承担此款项的源头不同。
明代御用瓷器由内府烧造，其费用来自江西省布政司掌管的国家经费内，“先年系布政司公帑支给”。特殊情况下，由于烧造瓷器数量增大，这一部分固定的资金不够，也会临时额外加征，如“嘉靖二十五年，烧造数倍十百加派，阖省随粮带征银壹拾贰万两，专备烧造……嘉靖三十三年，又加派银二万两，亦烧造支尽。”
清代承担制瓷开支的费用不同于明代，但前后也几经改变。顺治时期，“向派饶州属邑夫工，每开窑鸠工庀材，动支内帑”，费用出自内务府。康熙十九年十月，一改内务府出资办法，“动用江西藩库正项钱粮，烧造瓷器，以供内用。所用钱粮，由工部奏销。”雍正五年，鉴于烧造瓷器向来用正帑，“今改于淮关银两内动支。瓷器解送到日进呈，拣选留用外，余交库收贮被用。”，每年动支两万两淮关税银作为制瓷开支。乾隆五年，唐英负责督办景德镇陶务时奏请每年动支一万两九江关税银为制瓷开支，随即朝廷“奏准江西烧造瓷器，动用九江税银。”遂以九江关税银作为制瓷开支成为定制。
乾隆以后，每年用于烧制瓷器的费用有结余，“嘉庆四年十二月议复奏准，九江关烧造瓷器，每年动支该关盈余项下银一万两，约用银其千余两，余剩银两解交造办处。”“道光二十七年五月，本府（内务府）奏准……所需工价银两，不得过两千两，仍将用钱粮细数，照例造具清册，咨送内务府查核。其余银两，尽数解交造办处。”
（三）服务皇室
御窑厂生产的瓷器理论上是归于皇帝一人，满足皇帝以及宫廷的需求，不投放市场用于交换，除皇室外，其他人不能使用，否则视为逾越。
宣德二年，内官张善被派往饶州监造瓷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瓷器多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徇。”张善因将御用瓷器私自分馈其他人，这一行为意味着严重损害皇权的神圣与尊贵，因此招致祸灾。再如正统三年，鉴于有私自买卖青花白地私有瓷器，英宗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厂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此举目的在于维护御用瓷器所代表的皇权神圣与尊严。
御用瓷器的选用要求精益求精，毫无瑕疵，因此只能“以量保质”，其结果是留下大批次品瓷器，这类次品瓷器不能上供御用，更不能投入市场，督陶官也无权擅自处理，只能“按年酌估价值，造成黄册，于每年大运之时一并呈送，交贮内府，或备内廷添补副余，或供赏赐之用。”
四、御窑发展模式的局限
康雍乾时期，随着我国瓷器烧造技术日益成熟，御器烧造达到登峰造极地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源于工艺化所带来的便利。但其背后所暗含的局限性不能忽视。
（一）技术具有封闭性
御器烧造仅服务于皇室，更加讲究瓷器的艺术性与趣味性，烧造技术达到几乎苛刻的地步，而且精湛的技术大都掌握在个别人手中。乾隆朝瓷器之所以能成为瓷器顶峰，主要原因在于唐英的非凡的造詣，“英继后，历任最久，于泥土、釉料、胚胎、火候，具有心得。”唐英将其所掌握的烧造方法编为《陶冶图》一书，供后人取法仿效。但乾隆以后的督陶官，虽有《陶冶书》供给参考，但都难以企及唐英的水平，这也是唐英以后御瓷烧造再无大的创新原因之一。少数人掌握精湛技术，难免会出现技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情况，这不可不谓一种损失。
（二）不能够扩大生产规模
御器烧造所需资金不是源于其作为商品买卖所得的利润，而是朝廷的专项拨款，在一定程度上，这阻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御窑厂规模扩大与缩小全凭皇帝的意旨。皇帝对瓷器烧造有更大的渴望，定会多投入精力，御窑厂规模自然会扩大，反之亦然。例如，由于乾隆的好大喜功，奢侈浪费，国家实力消耗殆尽，嘉庆当政后，“崇俭黜奢”，出于缩减财政支出考虑，对于瓷器的需求小，投入也相应减少，每年的费用都有结余，这一举动自然影响着御窑烧造。在这之后，御窑厂规模较之前代急剧缩减。
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御窑烧造与市场完全脱离，其存在只是为了满足皇帝、皇室的需求，与烧造有关的一切活动受皇帝意志的控制。既然不参与市场交换，便无经济利益可谈，但烧制需要费用，这些费用只能来自国家的专项资金帮扶，而且御窑厂的生存发展受制于皇帝个人喜好程度及国家经济力量之强弱。这种专办模式造就了陶瓷烧造超高的工艺水平，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我国陶瓷烧造事业。但长久来看，因为其缺乏有效的竞争环境，于创新与持久发展极为不利。
注 释：
①朱琰《陶说》卷三条“说明”。
②（明）《明宣宗实录》卷七十。
③（清）吴允嘉《浮梁县志》卷四“陶政”。
④（清）赵尔巽《清史稿》卷五百零五·艺术四。
⑤（明）《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
⑥（明）《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一。
⑦（明）《明史》卷八十三。
⑧（清）嘉靖《江西大志（卷七）·陶书》条“设官”。
⑨（清）《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五十九。
⑩（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
?（清）《现行总管内务府则例》广储司卷一。
?（明）《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四。
参考文献：
[1]傅振伦.景德镇陶录详注[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2]熊廖.中国陶瓷古籍本成注释本[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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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尧光.中国古代官营制度[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5]（清）唐英.唐英集[M].张发颖，刁云展整理.沈阳：辽沈书社，1991.
[6]朱家溍.国宝一百件[M].北京：三联书店，2006.
关键词：明清;景德镇;御窑;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F429 A CN61-1487-（2019）16-0128-05明清两代于景德镇设立御窑厂，烧造瓷器以供上用。御窑厂有着当时最优秀的工匠、最好的原料，以及充足的资金、精湛的技艺扶持，它创造了我国陶瓷烧造史的辉煌。明清御器的烧造受到皇帝直接或间接的管控，并始终贯彻执行皇帝的意志。
一、明清景德镇御窑沿革
（一）明代御器厂沿革概述
关于明代御窑厂设立年代，由于时间久远，史料未有准确记载，众说纷纭，未有统一，目前大致有四种说法，笔者试图通过已有史料理清设立的时间。
1.洪武二年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 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国朝因之沿旧名。”卷五“洪窑 洪武二年设厂于镇之珠山麓，制陶供上方，称官瓷，以别民窑。”
2.洪武三十五年
崇祯十年碑《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修堂记》中载“浮之景德镇，以陶为业……朝廷御用于是乎出。……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窑厂，钦命中官一员，特董烧造。”
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卷三谢本载“明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烧造，解京供用。有御器厂，厂东为九江道，有官窑，除大龙缸外，青窑烧小器，色窑烧颜色。官窑器纯，民窑器杂。”
朱琰《陶说》卷三条“说明”载“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有御器厂。”
3.宣德
《明宣宗实录》卷七十載“宣德四年五月丁卯。罢饶州烧造瓷器。初，行在工部，奏遣官烧白礠龙凤文器皿毕业，又请增烧。上以劳民物，遂命罢之。”
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考》卷三谢本载“宣德中，以营造所丞，专督御器厂工匠。嘉靖初，裁革中官，于各府佐轮选一员管理。”
4.正德初
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载“至宣德中，将龙缸窑之半，改作青窑。厂官窑遂增至五十八座，多散建厂外民间。殆正德始称御器厂。”
《豫章大记事》载“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者，复用中官也，故至嘉靖又裁云。”
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明代御窑厂的出现是逐渐脱离官窑，独立成窑。其具体设立的时间无法考证，只能划定大致设立时间。洪武年间御窑生产紧紧依附于官窑，官窑生产御用瓷器。宣德皇帝正式派遣营缮所官员入厂督造御用瓷，这一行为可以看做御窑分离，独立成窑的开始，御器的生产不再由官窑承担。所以，明代御器生产于洪武年间就已存在，而宣德皇帝将御器烧造从官窑分离出来，使之独立，可以认为是明代御器厂的开端。
宣德后期，窑事不著。英宗复辟后，派遣中官烧造，御器之监造延续。成化二十二年又裁饶州烧造官。弘治皇帝继位，休养生息，革除弊政，始终不言窑事。直至正德皇帝又兴起窑事，始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史料之所以记载正德置御窑，笔者认为，因为弘治朝不言窑事，处于停办状态，正德继位，窑务复起，在这之后，御窑生产从未间断，因此后来作者误以为正德始置御窑。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烧造大批瓷器。天启、崇祯朝，国家内忧外患，国库空虚，瓷器烧造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二）清代御窑厂沿革概述
清代御窑厂设立时间也很模糊，但相较于明代御器厂设立时间，争议较小，有顺治与康熙两种说法。
上述史料可以确定清代御窑厂设立于康熙年间。景德镇在明清易代间处于衰落、甚至停业状态，顺治时期还未从衰败中恢复，这才会出现顺治时期奉旨烧造而未成的情况。因此，御窑厂成立于顺治时期这一说法欠妥。经过清初前十几年的努力，康熙初期，社会生产恢复不错，景德镇陶瓷烧造也不例外，有条件承担御器烧造。因此，笔者认为，顺治时期有御器烧造，但规模与数量都较小。康熙十九年，派遣专职官员驻厂监造，使之规模化、规范化，清代御窑厂正式承担御器烧造的开始，这可以看作是清代御窑厂正式成立的时间。
康熙年间，烧造御器出名的有臧应选督造之“臧窑”，郎廷极之“郎窑”。雍正即位后，大力投入御窑生产，御窑厂发展更加迅速，有年希尧督造之“年窑”。乾隆时期是陶瓷发展的顶峰，乾隆六年唐英“复监督窑务，先后在事十余年……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具有匠心，躬自指挥……”书写了我国陶瓷烧造的壮丽篇章，世人称之为“唐窑”。雍正六年至乾隆二十一年，是景德镇御窑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集天下名窑之大成。乾隆中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御窑厂开始衰败，光绪二十九年，时任江西巡抚柯逢时上奏朝廷成立江西瓷器公司，例行改革。“光绪三十三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改景德镇之官窑亦归商办的江西瓷业有限公司，原御窑厂遂成为商办公司之一。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这一段时间旧的御窑厂虽不复存在，但御用瓷器烧造仍在继续，由商办江西瓷业有限公司承办。”宣统三年清帝退位，标志着中国封建帝制结束，也意味着御窑厂的使命结束。
二、工艺化的特征
御窑厂主要是为皇室成员输送品质精美的瓷器，不管是日用器皿还是陈列器皿，这些瓷器必须符合皇帝的个人爱好以及皇家的审美情趣。所以，烧造瓷器工艺性表现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皇帝意愿很大程度影响瓷器样式烧造，有些烧造原料只用于御器烧造。
（一）皇帝主导的样式设计
1.明代
明代御用瓷器的生产没有固定的机构为其设计样式，主要是御器厂奉旨烧造。成化、宣德两朝以青花五彩出名，“二窑皆当时殿中画院人遣画，”但花样大都是佛教八吉祥、五供养、一串金、西番莲，以及斗鸡、百鸟及一些人物故事，虽然瓷器的绘画出自朝廷，但绘画内容过于单调。 另外，关于瓷器的样式设计，偶有皇帝钦定样式交由御器厂按旨烧造。
”2.清代
清代是我国陶瓷制造发展的黄金时期，康雍乾三朝所造瓷器被后人乐道，其原因是这一时期国力鼎盛、社会安定、经济富足，有能力大规模投入御瓷生产。另外，这三朝皇帝本身也热衷于追求高层次的审美，皇帝个人对艺术的领悟与造诣，也影响着陶瓷的烧造。
清代康熙时期，督陶官刘源“呈瓷样书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
清代造办处的设立更是搭建起皇帝意志与景德镇御窑厂的桥梁，皇帝的谕旨和审美趣味由造办处发送画样、木样、实物等方式传达到御窑厂督陶官手中，负责烧造。这一点可以从唐英任督陶官时期，与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一看究竟。
（1）实物
恭进上传及偶得窑变瓷器折（乾隆九年二月初八日）“乾隆八年谕旨‘着唐英照此挂瓶花纹、釉水、颜色，烧造些各款式、各色鼻烟壶，着其中不要大了，亦不要小了。’”
”
恭进上传及新样瓷器折（乾隆十年四月初八日）“乾隆十年三月初六日，接到养心殿造办处来文，并奉发铜胎红珐琅盖一件，蓝珐琅盖一件，传旨照样烧造霁红、霁青盖各一件，里子烧白些。又奉发青花白地无盖小梅瓶一件，旋成瓶盖木样一件，传旨按小梅瓶花样大小烧造瓷盖一件。”
恭进御制诗瓶及自拟新样瓷器奏折（乾隆八年九月十七日）“于八月二十四日接到养心殿造办处来文，恭录御制诗一首，钦奉谕旨，交奴才照前造挂瓶款式制造数件。……与今在厂节次拟造得之新样，悉系奴才愚昧之见，并非由成式摹仿。”
（2）木样
恭进上传及新样瓷器折“于二月初七日，先奉到渣斗木样一件、象牙座一件，传旨按牙座大小照样烧造哥窑瓶一件，仿旧做，不要款。”
（3）画样
奉发烧造釉里红瓷器奏折（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初七）“太监胡世杰奉釉里红挂瓶一件，画样一张，传旨看明瓷器釉色，照纸样花纹烧造几件送来，务要花纹清真，并将古瓷样式好者拣选几种，亦烧造釉里红颜色，句写乾隆年款送来呈览。”
除上述由造办处传旨御窑厂奉旨烧造外，还有督造官上呈新品种，以征得皇帝的意见，再行烧造。
恭进奉发及新拟瓷器折（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一日）“自三月初二开工之后，奴才在厂攒造得奉发各色锦地四团山水膳碗、杯盘并六方青龙花瓶等件，奴才又新拟得夹层玲珑交泰等瓶共九种，谨恭辙送京呈进……伏祈皇上教导改正，以便钦遵，在行成对烧造。”
恭进万年甲子笔筒折（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一日）“复敬谨造得万年甲子笔筒一对，循环如意，辐揍连绵。”
”
（二）原料的特供
宣德时期以青花瓷器最为人赏识，所用青花料为“苏麻离青”，至成化间这种清青花料所用殆尽，青料用平等青，青花瓷器不及宣窑。但成化以五彩出名，彩料极为精致。正德间，引进外国“回青”，用于烧造窑器，效果甚佳。嘉靖时期，鉴于此种回青的稀少与品质，“惟御器给之。”
清代康雍乾三朝是我国制瓷工艺的黄金时期。不论是瓷器样式、釉彩还是纹饰、绘画技法较之明代，有着不俗的创新与提高。珐琅彩瓷器可以算作是这一时期瓷器的精品。珐琅彩瓷器于康熙末年烧造，雍正朝不断突破，至乾隆时技艺已是全面成熟。烧造先由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白瓷胎，后送至造办处彩绘、彩烧。因其烧造要求高，产量稀少，遂成为皇帝的专用品，少数用于皇帝赠赐。“珐琅彩是一种凝厚材料，施绘在瓷器上，微微凸起。”珐琅彩器于清一代都是难得的精品御用瓷。
（三）唐窑——工艺化的顶峰
明清陶瓷工艺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明代永宣青花、成化斗彩、万历五彩，都被后世所推崇。清代瓷器艺术发展更是前所未有，康雍乾三超皇帝热衷于陶瓷艺术的发展创新，督陶官负责监制御用瓷器，造办处与御窑厂的完美结合，使得我国陶瓷工艺达到了顶峰，“其装饰之华丽，工艺之精湛，品种之丰富，皆超越前代，景德镇制瓷也达到了空前繁荣。”其中，乾隆时期唐英担任景德镇御窑督陶官时烧造的瓷器代表了古代陶瓷工艺最高水平。
梁同书在《古窑器考》里赞美道：“其规范，则定、汝、官、哥、宣、成、嘉靖、佛郎之好样，萃于一炉。其彩色則霁红、矾红、霁青、粉青、冬青、紫、绿、金、银、漆黑、杂彩，随宜而施。其器，则规之、万之、廉之、挫之。或崇，或卑，或侈，或弇，或素，或彩，或堆，或錐。又有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其画染，则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规模名家，各有原本。于是乎戗金、镂银、琢石、漆、螺钿、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虽有溢美之词，但情况大体符合事实，这一时期仿制大批历代名窑瓷器、颜色釉极大扩展、绘画工艺与内容更加复杂与丰富。同时，创新出大量独有瓷器样式和工艺，表明陶瓷烧造技术的全面成熟。
三、御窑手工业的专制性
御窑的烧造处处体现着专制皇权的渗透，其产品始终服务于皇帝及皇室，所以任何方面都讲求精细。派遣皇帝信任的官员赴厂监督烧造，以最大限度符合皇帝的意图，专项资金的扶持，使得烧造可以不计成本，以保证上供瓷器为最精美的。
（一）特派监督官员
御窑瓷器上供御用，烧造需格外精细，力求最大限度符合皇帝本意与皇家规范，假设没有专职人士亲自监造，其生产可能会有悖皇帝意愿，所以明清两朝皇帝派遣专官负责烧造。
明代嘉靖九年之前，中官作为特使亲赴景德镇监制烧造。“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往饶州造奉;正统年间，遣锦衣卫指挥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孝宗初，撤回中官，寻复遣;嘉靖初，遣中官督之。”此举带来一些弊端，嘉靖九年裁革，不再派遣中官，“以饶州府佐贰官一员管督”。但这一职位常缺，“分委杂而不专，官职懈嫚。巡按徐公绅议，乞敕吏部将吉安府推官裁去一员，于本府（饶州府）添设推官一员，住扎本厂（御器厂），专理窑务。”朝廷采纳了其建议，专设饶州通判专管御器厂烧造。万历初，饶州督捕通判改驻景德镇，兼理窑务。此后朝代大抵沿袭。 清康熙御窑兴起，“每命工部或内务府司官往，专任其事。”康熙十九年，“命内务府、工部司各官一人，往江西烧造瓷器。雍正四年，遵旨委内务府一人，于江西烧造瓷器。”这一制度遂成定制，由内务府或工部司官员兼办御窑厂窑务。如烧造“唐窑”被后世称赞的内务府员外郎唐英，“雍正戊申来驻协理，佐年著美，迄乾隆初，榷淮八年，移理九江钞关，皆仍管陶务。”
（二）专项资金来源
明清御窑产品不投入市场，没有经济效益，这些瓷器只是为了满足皇帝的个人爱好与皇家礼仪规范。但生产需要耗费大量物力、财力、人力，这些开支费用明清两朝都出自国家的专款，只是承担此款项的源头不同。
明代御用瓷器由内府烧造，其费用来自江西省布政司掌管的国家经费内，“先年系布政司公帑支给”。特殊情况下，由于烧造瓷器数量增大，这一部分固定的资金不够，也会临时额外加征，如“嘉靖二十五年，烧造数倍十百加派，阖省随粮带征银壹拾贰万两，专备烧造……嘉靖三十三年，又加派银二万两，亦烧造支尽。”
清代承担制瓷开支的费用不同于明代，但前后也几经改变。顺治时期，“向派饶州属邑夫工，每开窑鸠工庀材，动支内帑”，费用出自内务府。康熙十九年十月，一改内务府出资办法，“动用江西藩库正项钱粮，烧造瓷器，以供内用。所用钱粮，由工部奏销。”雍正五年，鉴于烧造瓷器向来用正帑，“今改于淮关银两内动支。瓷器解送到日进呈，拣选留用外，余交库收贮被用。”，每年动支两万两淮关税银作为制瓷开支。乾隆五年，唐英负责督办景德镇陶务时奏请每年动支一万两九江关税银为制瓷开支，随即朝廷“奏准江西烧造瓷器，动用九江税银。”遂以九江关税银作为制瓷开支成为定制。
乾隆以后，每年用于烧制瓷器的费用有结余，“嘉庆四年十二月议复奏准，九江关烧造瓷器，每年动支该关盈余项下银一万两，约用银其千余两，余剩银两解交造办处。”“道光二十七年五月，本府（内务府）奏准……所需工价银两，不得过两千两，仍将用钱粮细数，照例造具清册，咨送内务府查核。其余银两，尽数解交造办处。”
（三）服务皇室
御窑厂生产的瓷器理论上是归于皇帝一人，满足皇帝以及宫廷的需求，不投放市场用于交换，除皇室外，其他人不能使用，否则视为逾越。
宣德二年，内官张善被派往饶州监造瓷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瓷器多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徇。”张善因将御用瓷器私自分馈其他人，这一行为意味着严重损害皇权的神圣与尊贵，因此招致祸灾。再如正统三年，鉴于有私自买卖青花白地私有瓷器，英宗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厂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此举目的在于维护御用瓷器所代表的皇权神圣与尊严。
御用瓷器的选用要求精益求精，毫无瑕疵，因此只能“以量保质”，其结果是留下大批次品瓷器，这类次品瓷器不能上供御用，更不能投入市场，督陶官也无权擅自处理，只能“按年酌估价值，造成黄册，于每年大运之时一并呈送，交贮内府，或备内廷添补副余，或供赏赐之用。”
四、御窑发展模式的局限
康雍乾时期，随着我国瓷器烧造技术日益成熟，御器烧造达到登峰造极地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源于工艺化所带来的便利。但其背后所暗含的局限性不能忽视。
（一）技术具有封闭性
御器烧造仅服务于皇室，更加讲究瓷器的艺术性与趣味性，烧造技术达到几乎苛刻的地步，而且精湛的技术大都掌握在个别人手中。乾隆朝瓷器之所以能成为瓷器顶峰，主要原因在于唐英的非凡的造詣，“英继后，历任最久，于泥土、釉料、胚胎、火候，具有心得。”唐英将其所掌握的烧造方法编为《陶冶图》一书，供后人取法仿效。但乾隆以后的督陶官，虽有《陶冶书》供给参考，但都难以企及唐英的水平，这也是唐英以后御瓷烧造再无大的创新原因之一。少数人掌握精湛技术，难免会出现技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情况，这不可不谓一种损失。
（二）不能够扩大生产规模
御器烧造所需资金不是源于其作为商品买卖所得的利润，而是朝廷的专项拨款，在一定程度上，这阻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御窑厂规模扩大与缩小全凭皇帝的意旨。皇帝对瓷器烧造有更大的渴望，定会多投入精力，御窑厂规模自然会扩大，反之亦然。例如，由于乾隆的好大喜功，奢侈浪费，国家实力消耗殆尽，嘉庆当政后，“崇俭黜奢”，出于缩减财政支出考虑，对于瓷器的需求小，投入也相应减少，每年的费用都有结余，这一举动自然影响着御窑烧造。在这之后，御窑厂规模较之前代急剧缩减。
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御窑烧造与市场完全脱离，其存在只是为了满足皇帝、皇室的需求，与烧造有关的一切活动受皇帝意志的控制。既然不参与市场交换，便无经济利益可谈，但烧制需要费用，这些费用只能来自国家的专项资金帮扶，而且御窑厂的生存发展受制于皇帝个人喜好程度及国家经济力量之强弱。这种专办模式造就了陶瓷烧造超高的工艺水平，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我国陶瓷烧造事业。但长久来看，因为其缺乏有效的竞争环境，于创新与持久发展极为不利。
注 释：
①朱琰《陶说》卷三条“说明”。
②（明）《明宣宗实录》卷七十。
③（清）吴允嘉《浮梁县志》卷四“陶政”。
④（清）赵尔巽《清史稿》卷五百零五·艺术四。
⑤（明）《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
⑥（明）《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一。
⑦（明）《明史》卷八十三。
⑧（清）嘉靖《江西大志（卷七）·陶书》条“设官”。
⑨（清）《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五十九。
⑩（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
?（清）《现行总管内务府则例》广储司卷一。
?（明）《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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