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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祐仁义审理“为母杀人案”
吴祐，字季英，东汉时陈留长垣 （今河南境内）人，在任胶东侯相期间，审理了一起为母亲报仇而杀人的案件，做到了仁至义尽，合乎法理人情，被传为美谈。
安丘县有个姓毌 （guàn） 丘名长的男子，是个孝子，有一次他陪同母亲到市场上购买物品，正行走间，碰到了当地一个有名的地痞流氓牛三，牛三喝醉了酒，在大街上哼着小曲，东倒西歪地横行，他看到毌丘长的母亲半老徐娘，颇有风韵，便借着酒劲，在光天化日之下耍起了流氓，用低级下流的语言调戏她。接着就动手动脚，搂抱毌丘长之母，进行侮辱猥亵。毌丘长见状，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想与牛三拼命。他母亲怕儿子吃亏，拉着他躲着走。可是牛三紧追不舍。毌丘长怒火中烧，叹道：“堂堂七尺男儿，母亲受辱却不能保护，还有何脸面立于人世？”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情急之中从腰中掏出一把利刃，愤怒地向牛三刺去。牛三毫无防备，竟一刀毙命。
毌丘长一看杀死了牛三，也害怕起来，把母亲安顿好后，便逃之夭夭了。
案子报到了吴祐那里，吴祐得知杀人犯已经潜逃后，派出官府的衙役四处追捕逃犯。办案人员追踪到胶东终于抓住了毌丘长归案。
吴祐叫来毌丘长，心情沉重地对他说：“作为儿子，母亲被人侮辱，这是不能容忍的，你的所作所为我也非常理解。可是作为孝子，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考虑到后果，行动不能连累父母。现在你一怒而杀人，犯下了罪行，尽管情有可原，但是如果赦免你那是不义，而加刑于你，我又于心不忍，让我怎么办呢？”毌丘长听后，慷慨地说道：“好汉做事好汉当，不用您为难了。”说着用刑具捆绑自己的双手，“国家有法令，我触犯了法律，您虽然同情我，但决不能法外施恩，请您治我的罪”。
吴祐见毌丘长很识大体，动情地问道：“你有没有妻子、儿子？”毌丘长回答说：“在下已娶妻室，但是尚未生子。”吴祐于是下文到安丘县，将毌丘长的妻子接到胶东，把毌丘长的刑具解除，让他与妻子同宿于狱中。不久，毌丘长之妻有了身孕。
到了冬至将要行刑的时候，毌丘长痛哭流涕，对前来探视的母亲说：“我辜负了母亲，犯下了死罪，不能再孝敬您老人家了。吴君很怜悯我，开恩于我，我怎样方能报答吴君的恩情呢？”于是他咬掉自己一个手指头吞食肚中，含着血说：“妻若生子，取名‘吴生’，等他长大成人后，一定要告诉他，父亲临死吞指为誓，嘱咐儿子报答吴君。”然后自缢而死。
唐朝的“为父复仇案”之争
唐朝武后时期，在一家驿站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为当朝御史大夫赵师韫，凶手为驿站的服务生徐元庆。堂堂朝中大员被杀，一时成为爆炸性新闻。徐元庆为何要谋杀赵师韫呢？赵师韫曾在同州下邽 （今陕西渭南） 担任专管地方治安工作的县尉。徐元庆的父亲徐爽因为犯罪被赵师韫正法。史上没有记载徐爽因何罪被杀、赵师韫是否执法过度，但从此案的走向和争论的焦点推测，徐爽有可能罪不至死，有冤情。徐元庆也曾申诉上访，而有关执法部门不作为，致使徐元庆走向极端。而且徐爽案不久，赵师韫升任京官，任御史大夫。
徐元庆看到杀父仇人不仅没受到惩罚，反而还官场得意，他暗下决心：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于是隐姓埋名，到一家驿站做起了服务生。因为他知道，只有在驿站才有接近赵师韫的机会。终于机会来了，赵师韫因公事出差住进了这家驿站。徐元庆暗藏利刃，趁为赵师韫服务之机，手起刀落，一招致命，报了杀父之仇。徐元庆犯案后没有逃逸，而是自缚其身，主动到官府投案自首。
朝廷命官被杀，不仅惊动了朝廷，而且在民间也是不胫而走，议论纷纷。在朝廷中如何治徐元庆之罪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杀人偿命，也有人说其动机有情可原，孝感动天，当朝是以德治国，以孝治天下，不仅要判徐元庆无罪，而且还要大张旗鼓地表彰宣传。武则天权衡利弊，表态说：“徐元庆孝心可鉴，赦其无罪，该案到此为止。”
然而，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力排众议，写了一篇 《复仇议状》上奏武后，这就是时任右拾遗的陈子昂。他在文中指出，徐元庆谋杀之罪，案情清楚，依据国家法律，应当处死，这是国家统一的法规。执法不能两样，徐元庆应该伏罪。但是，据《礼》，父仇不共戴天，也是国家勉励人尽孝的教化内容，徐元庆是为父亲报仇，是对父亲的一片孝心才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如果因此而赦免了徐元庆的罪行而让他快乐地活着，就是磨灭了他的德行，损伤了他的义节，就不是所说的杀身成仁，舍身全节的节操了。因此，陈子昂建议，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按照刑律处死徐元庆，然后在他的墓前立碑表彰，赞颂他的美好节操和一片孝心。
陈子昂的建议看似巧妙地解决了“礼”与“法”的冲突，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最后徐元庆一案按照陈子昂的建议做了判决。为青史留名，陈子昂还要求朝廷将 《复仇议状》“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此请求也得到了满足。
可是，大约100年之后，时为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翻阅文献时得知此事，忍不住想为徐元庆翻案，写了一篇 《驳复仇议》。在文中，柳宗元引经据典，指出“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说明陈子昂的主张自相矛盾，赏罚不明，悖礼违法，造成混乱。
柳宗元主张应查清案情，理出是非，该是谁的罪就是谁的罪，不能含糊执法。柳宗元分析说，如果徐爽“不陷于公罪”，而赵师韫杀他纯粹是因为私怨，滥用公权，杀害无辜，而州官没能将他治罪，司法机关也不加以过问，那就是“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老百姓喊冤无路、告状无门；如果徐爽“不免于罪”，赵师韫杀他便是严格执法，徐爽并不是死于赵之手，而是死于法律。有人殺害依法办事的官员，那便是跟法律作对。这样的人，就应该抓起来判死刑，“而又何旌焉”？
柳宗元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柳宗元指出，不忘父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徐元庆恪尽孝道，为义而死，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此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而陈子昂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奏议是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
在柳宗元的层层剖析之下，陈子昂的论点土崩瓦解。《驳复仇议》 堪称驳论文的上乘之作，被作为定论收入唐朝的法律文献内，后来被收录进《古文观止》。
（选自《文史博览·文史》2017年第5期）
吴祐，字季英，东汉时陈留长垣 （今河南境内）人，在任胶东侯相期间，审理了一起为母亲报仇而杀人的案件，做到了仁至义尽，合乎法理人情，被传为美谈。
安丘县有个姓毌 （guàn） 丘名长的男子，是个孝子，有一次他陪同母亲到市场上购买物品，正行走间，碰到了当地一个有名的地痞流氓牛三，牛三喝醉了酒，在大街上哼着小曲，东倒西歪地横行，他看到毌丘长的母亲半老徐娘，颇有风韵，便借着酒劲，在光天化日之下耍起了流氓，用低级下流的语言调戏她。接着就动手动脚，搂抱毌丘长之母，进行侮辱猥亵。毌丘长见状，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想与牛三拼命。他母亲怕儿子吃亏，拉着他躲着走。可是牛三紧追不舍。毌丘长怒火中烧，叹道：“堂堂七尺男儿，母亲受辱却不能保护，还有何脸面立于人世？”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情急之中从腰中掏出一把利刃，愤怒地向牛三刺去。牛三毫无防备，竟一刀毙命。
毌丘长一看杀死了牛三，也害怕起来，把母亲安顿好后，便逃之夭夭了。
案子报到了吴祐那里，吴祐得知杀人犯已经潜逃后，派出官府的衙役四处追捕逃犯。办案人员追踪到胶东终于抓住了毌丘长归案。
吴祐叫来毌丘长，心情沉重地对他说：“作为儿子，母亲被人侮辱，这是不能容忍的，你的所作所为我也非常理解。可是作为孝子，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考虑到后果，行动不能连累父母。现在你一怒而杀人，犯下了罪行，尽管情有可原，但是如果赦免你那是不义，而加刑于你，我又于心不忍，让我怎么办呢？”毌丘长听后，慷慨地说道：“好汉做事好汉当，不用您为难了。”说着用刑具捆绑自己的双手，“国家有法令，我触犯了法律，您虽然同情我，但决不能法外施恩，请您治我的罪”。
吴祐见毌丘长很识大体，动情地问道：“你有没有妻子、儿子？”毌丘长回答说：“在下已娶妻室，但是尚未生子。”吴祐于是下文到安丘县，将毌丘长的妻子接到胶东，把毌丘长的刑具解除，让他与妻子同宿于狱中。不久，毌丘长之妻有了身孕。
到了冬至将要行刑的时候，毌丘长痛哭流涕，对前来探视的母亲说：“我辜负了母亲，犯下了死罪，不能再孝敬您老人家了。吴君很怜悯我，开恩于我，我怎样方能报答吴君的恩情呢？”于是他咬掉自己一个手指头吞食肚中，含着血说：“妻若生子，取名‘吴生’，等他长大成人后，一定要告诉他，父亲临死吞指为誓，嘱咐儿子报答吴君。”然后自缢而死。
唐朝的“为父复仇案”之争
唐朝武后时期，在一家驿站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为当朝御史大夫赵师韫，凶手为驿站的服务生徐元庆。堂堂朝中大员被杀，一时成为爆炸性新闻。徐元庆为何要谋杀赵师韫呢？赵师韫曾在同州下邽 （今陕西渭南） 担任专管地方治安工作的县尉。徐元庆的父亲徐爽因为犯罪被赵师韫正法。史上没有记载徐爽因何罪被杀、赵师韫是否执法过度，但从此案的走向和争论的焦点推测，徐爽有可能罪不至死，有冤情。徐元庆也曾申诉上访，而有关执法部门不作为，致使徐元庆走向极端。而且徐爽案不久，赵师韫升任京官，任御史大夫。
徐元庆看到杀父仇人不仅没受到惩罚，反而还官场得意，他暗下决心：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于是隐姓埋名，到一家驿站做起了服务生。因为他知道，只有在驿站才有接近赵师韫的机会。终于机会来了，赵师韫因公事出差住进了这家驿站。徐元庆暗藏利刃，趁为赵师韫服务之机，手起刀落，一招致命，报了杀父之仇。徐元庆犯案后没有逃逸，而是自缚其身，主动到官府投案自首。
朝廷命官被杀，不仅惊动了朝廷，而且在民间也是不胫而走，议论纷纷。在朝廷中如何治徐元庆之罪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杀人偿命，也有人说其动机有情可原，孝感动天，当朝是以德治国，以孝治天下，不仅要判徐元庆无罪，而且还要大张旗鼓地表彰宣传。武则天权衡利弊，表态说：“徐元庆孝心可鉴，赦其无罪，该案到此为止。”
然而，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力排众议，写了一篇 《复仇议状》上奏武后，这就是时任右拾遗的陈子昂。他在文中指出，徐元庆谋杀之罪，案情清楚，依据国家法律，应当处死，这是国家统一的法规。执法不能两样，徐元庆应该伏罪。但是，据《礼》，父仇不共戴天，也是国家勉励人尽孝的教化内容，徐元庆是为父亲报仇，是对父亲的一片孝心才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如果因此而赦免了徐元庆的罪行而让他快乐地活着，就是磨灭了他的德行，损伤了他的义节，就不是所说的杀身成仁，舍身全节的节操了。因此，陈子昂建议，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按照刑律处死徐元庆，然后在他的墓前立碑表彰，赞颂他的美好节操和一片孝心。
陈子昂的建议看似巧妙地解决了“礼”与“法”的冲突，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最后徐元庆一案按照陈子昂的建议做了判决。为青史留名，陈子昂还要求朝廷将 《复仇议状》“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此请求也得到了满足。
可是，大约100年之后，时为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翻阅文献时得知此事，忍不住想为徐元庆翻案，写了一篇 《驳复仇议》。在文中，柳宗元引经据典，指出“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说明陈子昂的主张自相矛盾，赏罚不明，悖礼违法，造成混乱。
柳宗元主张应查清案情，理出是非，该是谁的罪就是谁的罪，不能含糊执法。柳宗元分析说，如果徐爽“不陷于公罪”，而赵师韫杀他纯粹是因为私怨，滥用公权，杀害无辜，而州官没能将他治罪，司法机关也不加以过问，那就是“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老百姓喊冤无路、告状无门；如果徐爽“不免于罪”，赵师韫杀他便是严格执法，徐爽并不是死于赵之手，而是死于法律。有人殺害依法办事的官员，那便是跟法律作对。这样的人，就应该抓起来判死刑，“而又何旌焉”？
柳宗元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柳宗元指出，不忘父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徐元庆恪尽孝道，为义而死，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此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而陈子昂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奏议是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
在柳宗元的层层剖析之下，陈子昂的论点土崩瓦解。《驳复仇议》 堪称驳论文的上乘之作，被作为定论收入唐朝的法律文献内，后来被收录进《古文观止》。
（选自《文史博览·文史》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