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公民》如何做到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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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业回报上,我只有做到零风险,才能心无旁骛地去投入创作这部电影。
  ——《十二公民》制片人王鲁娜
  没有大明星,没有大场面,12个各有故事、性格迥异的中国人,在同一个房间里飙戏,一起讨论一桩“富二代”弑父的奇特案件……这样密闭空间里的100分钟庭审戏,考验的不仅是演员表演的张力和台词,导演掌镜的拆析和解读,更是制片人题材的判断力和把控力。《十二公民》为口碑岌岌可危的国产影片扳回一城,被誉为具有国民气质的法庭大戏,既收回成本还票房小有盈利,更先后获得第9届罗马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马可·奥雷利奥”奖、第22届大学生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对此,这部佳作制片人、聚本传媒总经理王鲁娜近日做客中国电影票房吧影视智库沙龙时表示,当时想得最多的是,“在商业回报上,我只有做到零风险,才能心无旁骛地去投入创作这部电影。”
  量体裁衣翻拍《十二怒汉》
  聚本传媒是家成立三年的新公司,尽管曾经联合出品过《我愿意》《中国合伙人》等高票房电影,但是电影事业部确定涉足电影制作却是2014年新介入的。王鲁娜和搭档韩景龙考虑到,商业片和文艺片将是聚本传媒电影制作主攻方向。目前尚无签约大导演,也没大牌演员加盟,还涉及到资源整合及对接,商业大片显然hold不住,不如走小而美的特色项目优势大。中低成本影片通常题材会锁定爱情片、惊悚片等类型,他俩希望把品牌放在首位,做点有意思的、掷地有声的作品,摒弃了这些过分趋同的常规类型,决定做一部反映当下的现实题材的律政影片,因为它最具时代性与社会性,也恰恰是时下电影市场最缺少的。
  本着千万元成本律政影片的目标,王鲁娜和韩景龙找过不少导演,直到最后遇到徐昂。徐昂提出想改编经典律政影片《十二怒汉》,通过12个中国人讨论一个案件,用幽默的方式呈现诸如贫富、地域等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最终心存希望、去除偏见达成共识,更多地体会人们善良的可能性。“年轻导演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更积极,更多指向未来性。”同为70末的王鲁娜说,“这是我们这代人真实的状态,徐昂的一番话让我眼前一亮的同时,我暗下决心,大家一起做一件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在一个没有陪审团制度的国家翻拍《十二怒汉》,不破坏戏剧性的前提下,如何巧妙移植到中国当下社会中的合理性是关键。徐昂了解到,中国高校法学院有英美法课程,会根据课程需要设立模拟法庭及陪审团,这就让背景有了可能性。为了让讨论更加真实可信,编剧将故事背景设定为学生参加补考。暑期期间,学院要求补考学生的父亲和学院员工帮忙组成陪审团,完成这次补考。
  戏骨们默契十足“言值爆表”
  这部中国版《十二怒汉》文本悬念性强,环环相扣,要求表演一气呵成。由于此前美版、俄版、日版等珠玉在前,找到同样优秀的12位中国演员并不容易。王鲁娜介绍,两家国内顶级话剧院团老中青三代顶梁戏骨联袂主演,这样的最佳阵容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此前,也曾找过陈道明、朱旭等一些知名电影明星,但由于档期等原因都无法出演。最终,何冰、韩童生等12位来自北京人艺及国家话剧院的实力派演员加盟。让王鲁娜感动的是,这些戏骨出于对文本的喜爱和对影片的负责,同样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体验生活、排练和拍摄中。比如韩童生多次去出租车交接班的地方蹲点体验生活;何冰为演好检察官,之前做了大量功课,还放弃了比这部电影片酬高数倍的两部电视剧的片约。
  正式拍摄前,剧组在首都机场附近酒店的多功能厅进行了16天封闭式排练。排练有高度的纪律性,所有演员住在组里,包括何冰和韩童生在内,每天从早上9点排练到晚上9点。在这个过程中,再针对每个演员的特点,重新修改台词和人物细节。最后两天是脱离剧本的全体联排。正式拍摄第一天,12位戏骨竟无一人携带剧本,堪称成竹在胸,完全可以一周内拍完。尽管如此,制片方还是以每日场租万元的价格租下798艺术中心的一家知名展览馆,拍了将近20天。“全体主创下了很大的工夫,每天只拍6页纸。演员的表演都是精雕细琢打磨过的。”王鲁娜说,没有这种“话剧精神”,也不会给中外观众带来“言值爆表”的震撼。
  “中国合伙人”
  或鼓励或鞭策
  聚本传媒投资方背景可谓耀眼,有王鲁娜在新东方和真格基金的老上司徐小平和王强,还有被拉进来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沈南鹏。《十二公民》是徐小平和王强继《中国合伙人》之后,跨界投资的第二部电影,二人都非常支持王鲁娜翻拍中国版《十二怒汉》。但是,当影片粗剪版本长达2小时26分时,他俩观看影片后,形成正反两方观点。徐小平认为,“这个片子拍出了一个小史诗的感觉,表达社会正义、司法公正,极具社会意义,它关心着中国社会的现在及未来。”王强认为影片节奏过慢,建议主创对影片进行大刀阔斧的剪辑。
  王鲁娜说:“一个鼓励,一个鞭策,给我们机会做出不断调整的空间。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资本层面,徐小平和王强都给我们公司奠定了最优质的基因。多少是承载了他们的梦想和对这个公司的期望的。有时,你需要大佬一锤定音的鼓励。”
  每剪一帧,对创作者来说都是很艰难的,尤其是外景戏。考虑到影片时长以及国内观众欣赏习惯,原本拍摄近40分钟的外景戏,还是成为剪辑的重点。这种密闭律政戏的剪辑难度很大,后期花费整一年的时间,直至请到前法国真实电影节主席杜阿梅女士担纲剪辑指导,从而敲定简洁大气的最终定剪版。为此,也做了两遍调音调色,得到的效果使得影片更纯粹,且留有丰富的留白想象空间。
  《十二公民》藝术品牌
  持续开发
  保本,这是王鲁娜做非商业类型片的一个底线和前提,在这个前提明确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所谓大胆的艺术实验创作。她在找徐昂前,对他的商业潜质已经考察过。徐昂执导并由陈道明、何冰主演的《喜剧的忧伤》2011年创下内地话剧票房最高纪录1700万元,也曾创下人艺建院六十年来最高票房纪录。那时文艺片票房基本止于几百万。“说明这个导演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有其唯一性,而这种唯一性往往蕴含着多层面的商业开发潜质。”王鲁娜说,一方面既能帮项目控制成本,另一方面提前锁定戏剧电影这个实验性基础,采取话剧和电影联动,即用任何一方去反哺另一方的市场,两方又互相作用让《十二公民》这个品牌得以衍伸开发。这样一来,在成本控制得当,又有其他商业衍生开发可能性的前提下,创作这部电影上就会多些自由度。
  影片国内上映期间,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同名剧本书《十二公民》,里面有完整五万多字的文学剧本,包括被删减掉的外景戏,以及主创访谈部分对台前幕后更多地解密。对于影迷来说,也是一种加深对影片及人物了解的有趣方式。“书卖得不错,加上电影和即将启动的话剧,也算是一个小IP操作成功了。”王鲁娜说。
  影片上映后,喜欢《十二公民》的影迷不乏提议想看这12位戏骨真人版话剧的。话剧班底打造的作品,再回归到话剧舞台名正言顺。对这些热切的呼声,王鲁娜表示,话剧版全国巡演指日可待。而影片每次点映后讨论,也给制片方带来不少启迪,比如推出南方版、女性陪审员版……“剧场版多样性的呈现形式,将让大家不会对《十二公民》的商业价值仅停留在1400万元的电影票房上,《十二公民》将是一个成功的可持续开发的艺术品牌。”王鲁娜充满自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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