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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中文大学”）读研，“香港中文大学”这几个字响亮且好记，可从我个人的求学经历来看，我所选读的大部分课程均采用全英文授课，中文授课的课程不多。既然大部分课程以英文授课，为什么这所学校要叫“中文大学”？这“中文”两字背后到底有何意义？
一桥梁，可通内外
1963年10月，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新亚、崇基、联合三家书院，成立一所新大学，是为“香港中文大学”。当时香港的官方语言只有一种，即英文，香港的法律及公文由英语写成，中文翻译仅作为参考。因此英语成为中文大学的官方教学语言。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特区政府开始在学校推行“两文三语”（两文为中文和英文，三语为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教学。
改革开放之前，中文大学以“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为代表的一系列学术机构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学问的平台。比如像我的老师劳格文这样的汉学家，他当时研究庄子和中国道教文化时，就选择透过香港了解内地。1970年代，劳格文经余英时等介绍，几次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宗教系做访问研究。他发现，在香港不仅可以阅读到大量民国文献，更可以阅读到1949年之后出版的中国内地学术著作与期刊。透过香港这个窗口，劳格文得以了解到1949年之后的内地农村基层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还乘坐火车从中文大学出发，向北20公里到达罗湖桥，站在瞭望亭北望宝安县渔村（现已是深圳区）水田里耕作的农民。
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是全世界仅有的几个可以同时读到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以及世界各国和地区报刊的地方之一。而中文大学的一批自内地来港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为西方学人学习标准的中文、研究中国学问提供指导，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中文大学与海外学术界无缝接轨的便利，不必远渡重洋到欧美高校进行研究。当时的香港是离海峡两岸学者最近的英文学术环境，在这里就可以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访问学者进行交流。
我在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读书期间，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细节：这里收藏了不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地方档案（尤其是县级档案馆内的档案），以及历次群众运动所留下来的文稿、小报、诗抄等。相信这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史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些资料是怎么来的呢？1967年爆发过“解放香港”运动，一些内地年轻人越过深圳河，经尖沙咀渡海至香港岛，将毛主席语录与革命红旗挂在中环写字楼上。他们还从内地带来了大量出版物。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一个电子数据库，将五六十年代内地的一些手抄报进行扫描、识读，供全世界的中国当代史研究者参阅。
双语境，你我能聊
如今内地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化程度大幅度提升，与内地一流大学相比，中文大学最大的优势就是其双语环境，这里仍然是中西学术沟通的便利之地。
中研院院士李欧梵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电影方面研究的大拿。他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讲中国文学的课，在国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一定得用英文发表论文，但研究的是中国学问，怎么可能脱离中国，可内地中文系的英文普及率不高，英语学术方面发表文章的程度和层次也不高，因此双方交流有一定障碍。对李欧梵而言，香港无疑是最适合的地方，中文大学的中英双语学术环境，正好为世界各国学人研究中国学问提供了讨论、交流的平台。他在中文大学开办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方面的讨论班，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华语文学的学者，全放在这个中英双语平台上对话。
我在中文大学读研期间，参加过一次李欧梵组织的学术会议，那次参会让我印象深刻，收获颇丰。当时李欧梵邀请了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用中英双语做了《“根”的政治，“势”的诗学》主题演讲，其核心概念是介绍Sinophone（“中国风”，这个自创词汇泛指海峡两岸以外的华语文学与华人文学，与独立后的原英国殖民地文学Anglophone相对应）。主题演讲结束后的讨论环节，各国学者们有的说中文，有的讲英文，场面热闹。虽然在座的学生们，有的人只能听懂中文，有的只能听懂英文，有的两者兼通，但我相信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在这种交流平台上得到启发和收获，这种既中又英，中英相互对照相互比较的形式，汉语语境和英语语境中的学者都能get in，这在其他地方难以实现的事，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尤其在中文大学很好地实现了。中文大学使中文和英文获得平等的地位。
拿我本人感兴趣的中国文学来说，研究中国文学不能只盯着中文，也要尽可能用英文去开展自己的研究，拓宽自己的视野。因为在全世界，有很多不讲中文照样把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研究得非常好的学者，对做研究的同学来说，怎样看到他们的研究成果？如果不出国，香港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内地的中文系受传统影响，太注重古代传统文学，而对于在世界语境下的中文和中国文学关注是远远不够的。在香港，特别是中文大学，从一开始就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之下。因此视角和出发点完全不同，能给内地的学者和学生很大的启发。
再比如我有一位学法律的学姐选择来中文大学读法律研究生也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目前内地尚不允许境外律师事务所在内地设置机构接案子或做相关的业务。但在香港，这是被允许的。
责任编辑：刁雅琴
一桥梁，可通内外
1963年10月，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新亚、崇基、联合三家书院，成立一所新大学，是为“香港中文大学”。当时香港的官方语言只有一种，即英文，香港的法律及公文由英语写成，中文翻译仅作为参考。因此英语成为中文大学的官方教学语言。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特区政府开始在学校推行“两文三语”（两文为中文和英文，三语为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教学。
改革开放之前，中文大学以“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为代表的一系列学术机构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学问的平台。比如像我的老师劳格文这样的汉学家，他当时研究庄子和中国道教文化时，就选择透过香港了解内地。1970年代，劳格文经余英时等介绍，几次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宗教系做访问研究。他发现，在香港不仅可以阅读到大量民国文献，更可以阅读到1949年之后出版的中国内地学术著作与期刊。透过香港这个窗口，劳格文得以了解到1949年之后的内地农村基层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还乘坐火车从中文大学出发，向北20公里到达罗湖桥，站在瞭望亭北望宝安县渔村（现已是深圳区）水田里耕作的农民。
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是全世界仅有的几个可以同时读到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以及世界各国和地区报刊的地方之一。而中文大学的一批自内地来港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为西方学人学习标准的中文、研究中国学问提供指导，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中文大学与海外学术界无缝接轨的便利，不必远渡重洋到欧美高校进行研究。当时的香港是离海峡两岸学者最近的英文学术环境，在这里就可以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访问学者进行交流。
我在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读书期间，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细节：这里收藏了不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地方档案（尤其是县级档案馆内的档案），以及历次群众运动所留下来的文稿、小报、诗抄等。相信这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史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些资料是怎么来的呢？1967年爆发过“解放香港”运动，一些内地年轻人越过深圳河，经尖沙咀渡海至香港岛，将毛主席语录与革命红旗挂在中环写字楼上。他们还从内地带来了大量出版物。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一个电子数据库，将五六十年代内地的一些手抄报进行扫描、识读，供全世界的中国当代史研究者参阅。
双语境，你我能聊
如今内地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化程度大幅度提升，与内地一流大学相比，中文大学最大的优势就是其双语环境，这里仍然是中西学术沟通的便利之地。
中研院院士李欧梵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电影方面研究的大拿。他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讲中国文学的课，在国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一定得用英文发表论文，但研究的是中国学问，怎么可能脱离中国，可内地中文系的英文普及率不高，英语学术方面发表文章的程度和层次也不高，因此双方交流有一定障碍。对李欧梵而言，香港无疑是最适合的地方，中文大学的中英双语学术环境，正好为世界各国学人研究中国学问提供了讨论、交流的平台。他在中文大学开办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方面的讨论班，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华语文学的学者，全放在这个中英双语平台上对话。
我在中文大学读研期间，参加过一次李欧梵组织的学术会议，那次参会让我印象深刻，收获颇丰。当时李欧梵邀请了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用中英双语做了《“根”的政治，“势”的诗学》主题演讲，其核心概念是介绍Sinophone（“中国风”，这个自创词汇泛指海峡两岸以外的华语文学与华人文学，与独立后的原英国殖民地文学Anglophone相对应）。主题演讲结束后的讨论环节，各国学者们有的说中文，有的讲英文，场面热闹。虽然在座的学生们，有的人只能听懂中文，有的只能听懂英文，有的两者兼通，但我相信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在这种交流平台上得到启发和收获，这种既中又英，中英相互对照相互比较的形式，汉语语境和英语语境中的学者都能get in，这在其他地方难以实现的事，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尤其在中文大学很好地实现了。中文大学使中文和英文获得平等的地位。
拿我本人感兴趣的中国文学来说，研究中国文学不能只盯着中文，也要尽可能用英文去开展自己的研究，拓宽自己的视野。因为在全世界，有很多不讲中文照样把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研究得非常好的学者，对做研究的同学来说，怎样看到他们的研究成果？如果不出国，香港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内地的中文系受传统影响，太注重古代传统文学，而对于在世界语境下的中文和中国文学关注是远远不够的。在香港，特别是中文大学，从一开始就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之下。因此视角和出发点完全不同，能给内地的学者和学生很大的启发。
再比如我有一位学法律的学姐选择来中文大学读法律研究生也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目前内地尚不允许境外律师事务所在内地设置机构接案子或做相关的业务。但在香港，这是被允许的。
责任编辑：刁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