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事业与传媒教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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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传媒业的发展是社会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为普及“传播”的科学知识构建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新闻直播间、虚拟演播室和融媒体直播间等四个沉浸式体验场景,让观众在短时间内对广播、电视和新技术的历史与发展有切身体会。在校史展览中,以思维的对话为策展宗旨,以北京良乡、“灰楼时期”和历届毕业生毕业照为展示手段,实现现代学生与学校历史的对话。
  关键词:传媒;博物馆;沉浸式体验;对话
  传媒是一个技术驱动的领域,从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手机,每一次媒体的革新都深深地打上了技术进步的烙印。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再到融合媒体,媒介的变革也是社会发展和大众生活的缩影。如何让不同层次的观众理解媒体的发展与变革,传媒博物馆在2019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改造。传媒博物馆是一座高校博物馆,隶属中国传媒大学,是一所致力于用科普方式传播科学知识的博物馆。传媒博物馆主体于2012年建成,展陈面积约3500平方米,常设展览包括广播、电视、电影、传输和校史五个部分(图1)。
  1 体验场景展示与转化性学习
  传媒博物馆早期展陈采用照片、实物、文字的传统展示方法,缺乏系统的策展理念。2019年,传媒博物馆对现有展陈进行了评估和改造,构建了四个沉浸式体验场景,让观众在短时间内对广播、电视和新技术的历史与发展有切身体会,在博物馆参观过程中实现了身份切换:由被动者变为主动者,由观看者变为创造者,由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新华广播电台,这是人民广播事业的起点。当时条件异常艰苦,播音室利用一孔破旧窑洞搭建而成(图2),里面仅有的广播设备是一个话筒、一部留声机、一台放大器和一张小桌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敌占区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为了让观众最直观地了解新中国传媒事业的创建历程,博物馆模拟复原了这个播音室:一孔十几平方米的土窑洞,几条粗羊毛毯子挂在门和墙壁上用来隔音;桌子上摆了几只碗用来报时,一到整点,播音员就会用筷子敲碗,发出的当当声随着广播传遍南北;一张小小的四方桌,是几个编辑日夜伏案写作的办公桌(图3)。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传媒事业逐渐迈入快速发展时期。博物馆把20世纪90年代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新闻系直播间所有设备植入展厅,进行模拟重建(图4)。设备包括调音台、功放、耳机、电脑、音频工作站、隔音设备、录制间配套设备等,通过两套系统来揭示模拟时代的广播原理:第一套是中控系统(连接各种多媒体设备);第二套是广播系统(音频解码器、功放、音箱等)。在这个展区,观众可以进行实际操作,体验和感知这两套系统在模拟广播中缺一不可却无法联动,如果要在中控系统的音频输出和广播系统的音频输出之间进行切换,则需要人工重新改变扩音设备的接线,也就是需要导播技术。在第二个场景展示中,技术知识的科普通过场景化实操的方式实现输出。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传媒事业逐步走向繁荣,电视成为覆盖最广的家庭用品,与国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为了让观众了解和体验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传媒博物馆在展厅中搭建了第三个场景——虚拟演播室(图5)。这是一套由计算机软件、主机、摄像机、跟踪器、图形发生器、色键器以及视頻切换台构成的节目制作系统,它与实景演播室不同,是以计算机三维动画“虚拟”出的场景取代道具实景,现场布景由蓝箱取代,摄像机拍摄的画面只是图像的前景,背景则由相配的图形工作站产生。当观众走入演播室并尝试录制节目时,他会了解他在电视里看到的图像是由真人与计算机虚拟共同制作合成的,而不是习惯上的所见即所得。
  当下的传媒发展日新月异,网络直播是一种重要传播方式,网红主持人替代了电视媒体主持人,成为社会信息的主要媒介。博物馆的场景展示之四构建了一个当代最为流行的融媒体直播间(图6)。这个直播间融广播直播、音视频网络直播于一体,实现了4G/5G视频回传(现场采访、直播)、全媒体内容生产平台(直播收录、视频快编、素材转码)、全媒体播发平台(微信管理、APP管理、播控系统、大屏)的全部流程。观众不仅可以体验数字时代的广播制作过程,还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互动。
  美国社会学家杰克·麦泽洛提出的转化性学习(transformative learning)一说,博物馆的展览和活动为参观者创造的经历,有可能会激活对观众的认知参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反思流程。在上述四个场景设计中,重点利用场景复原技术,借助辅助展品和道具,配合灯光照明技术,通过对展厅空间环境的复原性创造,让观众有观展的沉浸式体验,从而对观众的心理体验、思想感受产生影响。不管观众是从何而来,或者是具有任何背景,都可以在沉浸氛围中去理解和体会展览的内容。麦泽洛认为,知识的创造或是依靠创造新的认知参照体系,或是根据意外事件调整已有体系。该论断基于“博物馆知识应该首先被体验而不是被消极地吸收”这一假设。如果策展人找到了某种方法,将展览内容或策展方法与展览所处的具体历史、地理、政治、文化及社会语境建立起联系,展览就能成功激活上述“转化性学习”。
  普遍来讲,博物馆里的展示内容与公众日常认知存在一定差距,如何让观众理解和共情是策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情景再现可以为观众创造身临其境的体验,从而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情景再现是对某段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的具体情形进行场景还原与再创造,使人产生内心强烈的心理活动及感受,这个词同时包含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双重内容,相辅相成。因此,情景再现首先要以视觉、艺术效果的显性表现为基础,对客观存在或依据客观的景进行主观创设再现;其次要在再现客观的环境与氛围的基础上,强调由此升华所形成的主观认知与理解,凸显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从而达到身临其境、触景生情的最终目的。
  2 对话式思维与校史展
  围绕怎样让历史与当代产生联结,让目标观众群体——当代大学生(也是当代校史的缔造者)可以和历史展开对话,并思考如何创造未来的校史,2019年传媒博物馆策划展出了中国传媒大学校史馆基本陈列。对话式思维构筑了整个展览语境。在展览设计中,通过历史与现实、展览与观众、观众与自己的对话,让展览从单向的信息传递变为双向(或多向)的意义共享,观众不仅接收到到展览所传达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他们的个性化理解、反问和开放性思考。   1954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在北京良乡开办,这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初创阶段。策展人在展厅中设计了一间开放式教室:简单的12张桌椅,一张用木板搭起的讲台,代表了学校的诞生(图7)。除了桌椅和讲台,策展人未用其他辅助展品做过多氛围渲染,教室的墙壁和地面保留着展厅的原貌,通往室外的一面落地玻璃充分营造了场景的通透感。整面落地玻璃窗分割了展厅内、外空间,它在展览中是一个重要媒介,开启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玻璃窗内是1954年的教室,窗外是学校最新的风貌——优美的钢琴湖与传媒广场;窗内的教室空无一人,窗外不时走过三三两两的学生。当观众步入教室,坐在课桌前,伸手触摸和感受的是过去的历史;当他抬头望向玻璃窗外,看到的是校园今天的发展。这扇窗仿佛是一扇让历史与现实交汇的门,带领观众穿越了学校65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是始建于1959年的北京广播学院,成立时校址位于真武庙二条9号一幢五层灰色大楼里,1966年才迁入现址。这是学校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被称为“灰楼”岁月(图8),其奠定的教育理念与形成的校风影响至今。展览的实物呈现了当时详细的教学内容和学校生活:录取通知书、考试成绩单、笔记、饭票、工作证、教学方案,专业设置、活动照片等。一幅巨大的灰楼背景墙成为展示重点,在墙上开两扇窗,窗内用两块高清电子画屏循环播放当年学生的黑白照片。当大学生观众走到灰楼窗前,不同时代的同龄人彼此注视。灰楼内大学生的使命与责任,灰楼外大学生如何面对现实与理想,在这一时刻,激发观众对展览的倾听、理解与表达。
  中国传媒大学发展到教育部直属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高校,离不开每一代师生的努力,因此校史馆不应只是名人堂与荣誉室,每一位校友都应在其中找到归属与自豪感,在校史中找到自己。为此展览专门设计了一个互动电子屏,观眾可以检索和观看自1954年建校以来每一届学生的毕业照。策展团队花了两年时间进行照片征集和整理,尽量广泛地覆盖校友及其工作成果。每一位校友都是构成校史的一部分,正是一代代师生的共同努力推动着学校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策展人鼓励观众开启与自己的对话,如当年毕业照上那个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自己与当下的自我有什么不同?我的初心与梦想是否还在坚持?通过这样的对话与思考,大学的教育理念与核心价值会内化成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和对自我的反思,当校友们面对激烈的竞争与复杂的环境时,这种力量和反思能始终让他们保持清醒和自信。
  校史馆的策展理念基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博物馆学运动对旧博物馆学典范的批判和颠覆,它号召博物馆去掉精英主义的面孔,将关注的重心从物转向人。这是博物馆界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它拓宽了博物馆展览的运作思维,将展览的目的从准确的知识传递拓展为激发观众的自主思考与自由表迖,将观众视为地位平等的认知主体,在一定的伦理框架内欢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的方法,体现出对差异性和多元性的重视和接纳,使展览更符合社会文化形态与公众需求。尤其在今天,互联网技术已经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习惯,获取知识的方式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和创造。显然新博物馆学鼓励观众参与和发声的理论更符合当下博物馆所处的社会环境,但这一理论直到今天还远未完全落地,具体表现是我们最常见到的一种展览模式是策展人团队制定一个主题和一系列需要传达的信息,通过对展品的组织和说明标签等辅助物的设计传达给观众,观众对于这些信息的接收程度被用以衡量展览的成功与否。博物馆关注的是自己的观点是否准确地传达给观众,这是一种单向的和灌输的传播方式,在其中,观众是被动的,他们的想法和创意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他们的心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3 结语
  展览是博物馆的沟通媒介,用以与观众进行观念、信息、感觉与价值方面的交流。它以藏品为核心,并辅以能够凸显其意义的人工系统进行呈现和诠释。因此,展览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沟通系统,涉及展品、内容、媒介、电子技术等方方面面。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是国内第一家以传媒为主题的博物馆,它的建立填补了博物馆界和传媒界的空白。对于这样一个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依的博物馆来说,如何建构一个展览范式,以怎样的面貌呈现中国传媒行业和传媒教育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策展是博物馆在某一展览空间内或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为了诠释、展示、情景化艺术作品而采用的主要方式。策展没有固定的方法,但与每一所博物馆的藏品性质与主题紧密相关。博物馆若想获得社会认可,需要策划出让公众满意的展览,这要求策展人熟悉展览学术范围内相关知识,掌握传播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基本方法,秉持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任的态度来实施。但无论何种策展方式,提供有趣、愉悦、富有教育意义的体验都是博物馆的重要目标。笔者作为策展人之一,将在传媒博物馆策展实践中的一些思考形成以上文字,用以探索展览实践的多种可能性。展览与藏品常被视为知识的媒介,围绕展品构建意义,需要进行合理与恰当的诠释,策展的意义是让博物馆成为生动的知识创造场所,而不是代替课堂的特定空间。当博物馆通过策略性地设计和布置展品以呈现新知识并关照当代社会时,展览便产生了意义。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对博物馆提供了机遇与挑战,设计好一个展览不仅需要很高的学养,也需要巧妙的阐释方法以及把自身置于观众视角的思维方式与经验。
  当前,时代对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以物和一元观点为中心的展示已不能满足博物馆用户需求,在观念与技术的推动下,展览将更注重全方位展示与交互以及满足个性化需求。因此,每一所博物馆都需要在传统中不断创新,才能将故事讲好,讲生动。2019年12月,传媒博物馆陈列、校史馆基本陈列入选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博苑掇英——全国博物馆陈列艺术成果交流展(2009-2019年)”,成为向全国推广的50个博物馆展览案例之一。2020年,校史馆基本陈列首次申报中国十大精品陈列项目。传媒博物馆希望通过自身的探索与实践,将中国传媒事业与传媒教育的历史传播给更多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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