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距离武汉封城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从今天回头看，我在当时写给你们的信中至少犯了一个巨大的认知错误：我曾以为，这场疫情的严重程度不会超过2003年的SARS;没有想到，它在不久后就席卷了全球。
　　我所在的社区最近有一条大新闻，就是街对面的一家四星级宾馆被改建成了隔离中心，供疫情期间从海外来到中国的人集中隔离使用。
　　上海的隔离措施严格，只允许不与其他住家共用厨房和通风系统的人居家隔离，后来则改成全部集中隔离。
　　宾馆两侧的车道已经被封闭，隔着玻璃可以看到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跑来跑去。
　　在上海，每个区都有一个这样的隔离中心。下飞机的所有人，都要先经过核酸检测。如果确认被感染，会直接送到隔离病房接受治疗。其他人则由专门车辆送到隔离中心，进行14天集中隔离，其间一遍遍地接受检测，直至彻底安全，才能回家。
　　所以我的感觉是，整个社区和城市现在更加安全了。这样的精细管理，也是疫情爆发3个多月以来，2500万人口的上海包括输入病例在内，仅有五六百例确诊病例的原因。
　　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包子店，是疫情期间我观察城市活力的重要指数。现在，包子店已经恢复到了疫情之前每天排长队的热闹样子，有的人甚至忘记了要保持社交距离这件事。
　　学校也在分批开学。大型音乐和体育赛事尚未恢复，但春天来了，人们都开始出门活动了。
　　最重要的是，公园里的广场舞重新跳起来了。这个中国最火爆的民间集体活动，需要不时交换舞伴，很难保持社交距离，但人们还是戴着口罩跳起来了。

　　归根到底，疫情期间，每个城市，每个社会，都必须在公共安全、公民自由和经济考量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我看到不少美国媒体在叫嚷“中国应该赔偿我们！”“中国瞒报了死亡人数！”但我希望这些人要记住一句谚语：当你把食指指向他人的时候，还有三个手指是反过来指向自己的。
　　如果一定要指向一个国家，那就让我们看看韩国吧。
　　韩国的人口比我的故乡加利福尼亚州多20%，面积却只有加州的四分之一，因此人口密度远高于加州。无论从地理距离、文化还有经济上，韩国与中国联系的紧密度也远高于加州。
　　然而，韩国的人均确诊量只有加州的三分之一，人均死亡人数更是只有加州的四分之一。更何况，韩国现在已经基本控制住了疫情，加州的确诊数則仍在与日俱增。
　　我希望每个美国人都记住，指责别人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常常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