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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曝光了温州20多名领导干部集体兼任高尔夫协会要职一事。其中包括人大、政协、纪委等部门的要职官员,以名誉主席、名誉副主席、顾问等职务名列高尔夫协会之中,协会主席则由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担任。由于该协会的会员卡市场价值已经高达50万元,一时舆论沸腾。不仅在温州,现在各地官场都兴起一股高尔夫热。
传说很久之前,一个苏格兰牧羊人在回家的路上闲得无聊,用牧羊棍把路边一颗圆圆的石子击进兔子洞中,这个经典的“挥杆”动作成为历史的定格,成就了高尔夫。这项古老的运动估计从它出生开始,就从未想过自己如此受远在东方的华人拥趸,尤其是官员们的喜爱,可谓“一见钟情”式的情缘。
所有的“情缘”都不是天外飞仙,而是彼此之间一定存在着可以交换的内容,或者是匹配的内容。高尔夫与官场的“联姻”也存在可以彼此交换和获益的空间。
官员为何热爱“高尔夫”?
首先,我们要来分析一下,官场流行文化为什么偏爱高尔夫,而非其它。
第一,高尔夫是一种典型的舶来品。中国人好洋货,自古有之,相沿成性。中国古人虽然思想保守,华夷有别,但是对洋货颇为热衷。正因为是洋货,所以才不是能随意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也才能显现权势和阶层。
刘姥姥进大观园,误打误闯进了小姐的上房,看到嘀嗒嘀嗒的座钟,先是一惊,之后便顿觉自己的卑微渺小。这种联觉性的反应,正是社会情形下洋货的效用。洋货不单是物质的功用,关键是心理的效用,让人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分层。高尔夫所带来的,也是一种因高端舶来品而伴生的荣耀感。
第二,高尔夫是一种贵族运动。蓝天之下,碧波绿草之上……试问,有哪一种运动可以如此像贵族般享受。
有时候人们看中一个东西,并不是因为它的实际使用价值,而是希望通过这样东西显示自己的财富、地位或品位,所以,有些东西越贵越受人追捧。高尔夫就是这么一个符号载体,一个显示权力与地位的载体。
拥有高尔夫的生活,会是哪些人呢?自然至少是有高收入、高品位、高时尚感,热爱品质生活的人。把自己完全交给绿草如茵风景,华贵而优雅的生活境界已经不是奢求,人们享有的是心情,而非单单的球技。
第三,高尔夫,打的不是球,是身份和地位,它体现的是优雅,充溢的是魅力,更没有安全隐患。马术也是高雅运动,但是太不常态,试问有几个官员能在马匹上活动自如,所以马术运动缺乏大众化。
高尔夫除了贵族气息之外,还强调优雅,甚至精致。从装俱的配置,服装的讲究,礼仪的学习,无处不是优雅生活方式的显现。这种“阳春白雪”的运动,哪里是挥汗如雨、满身臭汗的那些“下里巴人”之运动可比。
“叙球”的交际功能
更重要的是,高尔夫除了打球,关键在“叙球”。可以讲,这是一种生长在果岭上的社交术,相比较前几点而言,这一项目更具吸引力。就如同许多人对EMBA趋之若鹜一样,事实上学习具体技能是假,网络人脉资源是真。
人际网络资源的网罗,总是需要媒介和载体。麻将也是媒介,但是远没有高尔夫听起来这么“绅士”,麻将那略带市井的身份注定了它无法承载高品位社交这样一个名头。所以,打高尔夫实际上是一种交际性派对,是文明人的聚会。喜欢琴棋书画者,独居陋室,自娱自乐,何来交流,何谓沟通?爱好乒乓、足球,满身臭汗,如何谈判,如何雅观?
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关系社会,具有高社会情境性。工作的开展首先需要关系的密切,正是由于这一心理取向,官员无形中被纳入了商人需要结交,甚至发展成亲密关系的首要对象。人们希望在工作中获得照应、帮助,从而建立依赖感和稳定感,在工作的正式关系之外,繁衍一种无形的非正式关系,形成一张看似无形,实则作用巨大的关系网络。
由此,高尔夫凭借“贵”、“雅”、“洋”,以及重要的社交手段这些特点成为人们的“梦中情人”。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会不禁提问,官员何来对高尔夫的痴迷?
高尔夫的“贵气”除了它气势的显贵之外,还有金钱的“贵气”。普通高尔夫会员证在10万元至20万元之间,打一场球少则几百动则上千元。作为人民公仆,谁在替官员买单?难道官员每月自掏腰包以满足自己做“贵族”的果岭梦想?难道他们不顾养家的困扰,用自己的合法收入去挥杆自如,享受片刻的精致生活?
十年以前,高尔夫在中国还是令众人感到好奇的运动,是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享有的炫耀式消费。他们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性、奢侈性,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以获得或维持相应的荣誉、声望和地位。
在20世纪,一个叫做凡勃伦的学者就发现,一些美国的暴发户开始进行“镀金”,通过购买奢侈品和享受奢侈消费,而告知他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新世纪初始,高尔夫的中国簇拥者也仅仅是这些先富起来,需要健身、更需要炫耀的有钱人。
但是有钱人总是觉得钱和权相比,相差甚远。古人说“买得良田多广阔,叹无官职被人欺”,所以有钱人总是要寻找有权的人做靠山。送礼送钱有收受贿赂之嫌疑;每天觥筹交错,歌舞升平,既显俗气,又对健康不利。唯有高尔夫运动满足其雅致与贵气的结合,还对健康有益,对交往有益。这样,当政要和富商爱好相同时,总是容易滋生腐败,商人常常要找寻官员身上的“小爱好”,或者要“挖掘”甚至“培养”官员的“小爱好”。
“被打球”与官场流行文化
经济学的理论让我们看到,利益性的人际关系绝对不是“感情深”那么简单,一定伴随着相应的理性行为,交易过程都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做到权衡利益和精打细算,关系双方都在“比较利益”的原则中交往。商人获得有形的利益,官员获得无形的享受,高尔夫作为一种运动,无非是一个载体,也可能是进一步交往的媒介。
高尔夫,作为运动本身本无可厚非,但是当请打球的人心揣更大的企图,欲图官员以更大的利益去回报的时候,官员所拥有的就只有手中的权力了,用权力去回报人家的热情,用人民的利益去交换自己的运动费用。当商人使用“金钱”为高尔夫买单的时候,官员其实已经开始用潜移默化地用自己的“特权”,为商人的私利和其所求的好处“买单”了。
当然,官员有时也有官员的无奈,总是无奈的“被打球”、“被入会”、“被会员”。“水清沙自洁,官贤弊自绝”,官员自身需要高度的自我约束力,和高度自省的能力。“被”字的背后虽有无奈,但也有责任,显现了自我警醒的能力需要提高。
另外,也会有许多商人感到无奈。他们辩解说,现在办事难,办企业难,办好企业更难,各个部门是“脸难看、门难进、气难受、事难办”。于是只有通过建立私下关系,寻求更便捷的一路畅行,高尔夫就成为了一种“见面礼”。这也不无道理,这提示官场本身的制度治理,也是势在必行的。
同时,对于监督部门而言,严查高尔夫消费只是治标的方法,治本的方法在于权力的有效监督机制,建立公开而透明的权力运作体系,完善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这是其中的根本所在。高尔夫运动无非充当了一个载体,打倒了高尔夫,依然会有其他方式来替补,而关键的问题是制度上的改善。
反腐败和腐败是一场博弈,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绝不会一劳永逸。高尔夫作为一种运动,在中国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功能,变相成为官场隐性腐败的助力器。事实上,官场与高尔夫的“情缘”可以续写,但是需要健康的情缘,需要透明的情缘,需要合理的情缘。
传说很久之前,一个苏格兰牧羊人在回家的路上闲得无聊,用牧羊棍把路边一颗圆圆的石子击进兔子洞中,这个经典的“挥杆”动作成为历史的定格,成就了高尔夫。这项古老的运动估计从它出生开始,就从未想过自己如此受远在东方的华人拥趸,尤其是官员们的喜爱,可谓“一见钟情”式的情缘。
所有的“情缘”都不是天外飞仙,而是彼此之间一定存在着可以交换的内容,或者是匹配的内容。高尔夫与官场的“联姻”也存在可以彼此交换和获益的空间。
官员为何热爱“高尔夫”?
首先,我们要来分析一下,官场流行文化为什么偏爱高尔夫,而非其它。
第一,高尔夫是一种典型的舶来品。中国人好洋货,自古有之,相沿成性。中国古人虽然思想保守,华夷有别,但是对洋货颇为热衷。正因为是洋货,所以才不是能随意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也才能显现权势和阶层。
刘姥姥进大观园,误打误闯进了小姐的上房,看到嘀嗒嘀嗒的座钟,先是一惊,之后便顿觉自己的卑微渺小。这种联觉性的反应,正是社会情形下洋货的效用。洋货不单是物质的功用,关键是心理的效用,让人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分层。高尔夫所带来的,也是一种因高端舶来品而伴生的荣耀感。
第二,高尔夫是一种贵族运动。蓝天之下,碧波绿草之上……试问,有哪一种运动可以如此像贵族般享受。
有时候人们看中一个东西,并不是因为它的实际使用价值,而是希望通过这样东西显示自己的财富、地位或品位,所以,有些东西越贵越受人追捧。高尔夫就是这么一个符号载体,一个显示权力与地位的载体。
拥有高尔夫的生活,会是哪些人呢?自然至少是有高收入、高品位、高时尚感,热爱品质生活的人。把自己完全交给绿草如茵风景,华贵而优雅的生活境界已经不是奢求,人们享有的是心情,而非单单的球技。
第三,高尔夫,打的不是球,是身份和地位,它体现的是优雅,充溢的是魅力,更没有安全隐患。马术也是高雅运动,但是太不常态,试问有几个官员能在马匹上活动自如,所以马术运动缺乏大众化。
高尔夫除了贵族气息之外,还强调优雅,甚至精致。从装俱的配置,服装的讲究,礼仪的学习,无处不是优雅生活方式的显现。这种“阳春白雪”的运动,哪里是挥汗如雨、满身臭汗的那些“下里巴人”之运动可比。
“叙球”的交际功能
更重要的是,高尔夫除了打球,关键在“叙球”。可以讲,这是一种生长在果岭上的社交术,相比较前几点而言,这一项目更具吸引力。就如同许多人对EMBA趋之若鹜一样,事实上学习具体技能是假,网络人脉资源是真。
人际网络资源的网罗,总是需要媒介和载体。麻将也是媒介,但是远没有高尔夫听起来这么“绅士”,麻将那略带市井的身份注定了它无法承载高品位社交这样一个名头。所以,打高尔夫实际上是一种交际性派对,是文明人的聚会。喜欢琴棋书画者,独居陋室,自娱自乐,何来交流,何谓沟通?爱好乒乓、足球,满身臭汗,如何谈判,如何雅观?
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关系社会,具有高社会情境性。工作的开展首先需要关系的密切,正是由于这一心理取向,官员无形中被纳入了商人需要结交,甚至发展成亲密关系的首要对象。人们希望在工作中获得照应、帮助,从而建立依赖感和稳定感,在工作的正式关系之外,繁衍一种无形的非正式关系,形成一张看似无形,实则作用巨大的关系网络。
由此,高尔夫凭借“贵”、“雅”、“洋”,以及重要的社交手段这些特点成为人们的“梦中情人”。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会不禁提问,官员何来对高尔夫的痴迷?
高尔夫的“贵气”除了它气势的显贵之外,还有金钱的“贵气”。普通高尔夫会员证在10万元至20万元之间,打一场球少则几百动则上千元。作为人民公仆,谁在替官员买单?难道官员每月自掏腰包以满足自己做“贵族”的果岭梦想?难道他们不顾养家的困扰,用自己的合法收入去挥杆自如,享受片刻的精致生活?
十年以前,高尔夫在中国还是令众人感到好奇的运动,是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享有的炫耀式消费。他们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性、奢侈性,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以获得或维持相应的荣誉、声望和地位。
在20世纪,一个叫做凡勃伦的学者就发现,一些美国的暴发户开始进行“镀金”,通过购买奢侈品和享受奢侈消费,而告知他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新世纪初始,高尔夫的中国簇拥者也仅仅是这些先富起来,需要健身、更需要炫耀的有钱人。
但是有钱人总是觉得钱和权相比,相差甚远。古人说“买得良田多广阔,叹无官职被人欺”,所以有钱人总是要寻找有权的人做靠山。送礼送钱有收受贿赂之嫌疑;每天觥筹交错,歌舞升平,既显俗气,又对健康不利。唯有高尔夫运动满足其雅致与贵气的结合,还对健康有益,对交往有益。这样,当政要和富商爱好相同时,总是容易滋生腐败,商人常常要找寻官员身上的“小爱好”,或者要“挖掘”甚至“培养”官员的“小爱好”。
“被打球”与官场流行文化
经济学的理论让我们看到,利益性的人际关系绝对不是“感情深”那么简单,一定伴随着相应的理性行为,交易过程都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做到权衡利益和精打细算,关系双方都在“比较利益”的原则中交往。商人获得有形的利益,官员获得无形的享受,高尔夫作为一种运动,无非是一个载体,也可能是进一步交往的媒介。
高尔夫,作为运动本身本无可厚非,但是当请打球的人心揣更大的企图,欲图官员以更大的利益去回报的时候,官员所拥有的就只有手中的权力了,用权力去回报人家的热情,用人民的利益去交换自己的运动费用。当商人使用“金钱”为高尔夫买单的时候,官员其实已经开始用潜移默化地用自己的“特权”,为商人的私利和其所求的好处“买单”了。
当然,官员有时也有官员的无奈,总是无奈的“被打球”、“被入会”、“被会员”。“水清沙自洁,官贤弊自绝”,官员自身需要高度的自我约束力,和高度自省的能力。“被”字的背后虽有无奈,但也有责任,显现了自我警醒的能力需要提高。
另外,也会有许多商人感到无奈。他们辩解说,现在办事难,办企业难,办好企业更难,各个部门是“脸难看、门难进、气难受、事难办”。于是只有通过建立私下关系,寻求更便捷的一路畅行,高尔夫就成为了一种“见面礼”。这也不无道理,这提示官场本身的制度治理,也是势在必行的。
同时,对于监督部门而言,严查高尔夫消费只是治标的方法,治本的方法在于权力的有效监督机制,建立公开而透明的权力运作体系,完善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这是其中的根本所在。高尔夫运动无非充当了一个载体,打倒了高尔夫,依然会有其他方式来替补,而关键的问题是制度上的改善。
反腐败和腐败是一场博弈,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绝不会一劳永逸。高尔夫作为一种运动,在中国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功能,变相成为官场隐性腐败的助力器。事实上,官场与高尔夫的“情缘”可以续写,但是需要健康的情缘,需要透明的情缘,需要合理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