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视觉逐渐适应了所谓的宏幅巨制，逐渐习惯了令人目眩和各色幻象，突然面对这些斗尺见方、只有黑白两色的木刻作品时，我敢说，每位观众都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反差。这反差与其说是来自视觉，不如说来自岁月，更多来自精神和文化。
　　走进这现代化的展览大厅，站立在这些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版画作品前，我们会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内心似乎渐渐地安静了下来。喧嚣、浮华、奢靡、虚假等此刻都暂时离我们远去了……
　　刻刀、木板、复数、印痕、平凹凸漏。
　　这些几乎就是黑白木刻的全部元素，却印制出眼前如此多的富有激情和充满精神内涵的作品。
　　隔着岁月的尘埃，我们重新来看待当时最为革命和先锋的艺术作品时，仿佛一下子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的红色记忆，它们如无声的语言，真实地记录和还原着历史，生动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真实和平凡的生活。这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人，一个优秀的文艺工作者用青春和热血、激情和才华记录下特殊的历史足迹，也唤起了一个民族近百年来的集体记忆。
　　召唤记忆可以用宏大叙事，也可以用一个个有血有肉，形象鲜明的个体。他们的人生历程，他们的精神追求，他们的心灵感悟，以及他们丰富的个人生命细节，都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补充和匡正，同时也是历史的另一种叙写方式。这些在个体身上承载的信念和情感，理想和价值能将那些躲藏在历史深处的东西慢慢地浮现出来，并让我们渐渐看清并触摸到生活的肌理，真实而又厚重。
　　这也是本次展览的创意和初衷所在。在全国上下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力图避开概念化的全景式的宏大叙事，从文献性、学术性和艺术性的角度，在尚且健在的老一辈艺术家这个有限的资源中，精心挑选了其中一位，既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又具有艺术个性和精神追求的杨涵先生。从他毕生创作的大量作品中撷取了最具代表性的100多幅版画和20余幅速写，构成一个具有研究性的独特个案。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创造性地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光辉历程。
　　杨涵先生是党的同龄人，他出生于1920年，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不是单纯的革命者，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艺术家、知识分子、或者文人，他其实是这几种角色身份的混合与兼具。所以他的作品不仅仅有革命，还有生活，同时带着那个时代深深的印迹。他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叙述者。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本不可重复的历史场面，被他艺术提炼表达了出来，并被带入新世纪，带到远离战争现场的后代晚辈面前。
　　鲁迅说“当革命之时，版画用途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本雅明同时认为“复制技术强化了艺术品的展演价值”。这些是版画的先天优势，在特殊的战争年代，版画将这些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常常被认为“好像一把利刃似的在战斗着。” 难怪著名版画家力群先生说：“要了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活，主要就得看当时的版画，而不是油画和中国画，虽然当时也有蒋兆和的《流民图》那种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但在整体上，版画才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 因此，可以说，在宣传抗日，鼓舞军民的战斗热情方面，解放区的木刻版画是所有美术样式中最具战斗力和革命性的手段。
　　杨涵先生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艺术家。他1939年参加战时政治工作队，1940年就报名参加了“浙江省战时木刻研究社第一届木刻函授班”，从此拿起铁笔，耕耘不止（时至今日，虽已耄耋之年，仍刀不离手）。1943年，他加入新四军，作为解放区的文艺战士，开始了他的木刻创作道路。他先后在苏中军区、华中军区、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南京军区从事美术工作。杨涵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版画家，曾经是新中国美术事业的中流砥柱。他先后担任《苏中画报》副主编，《江淮画报》编辑，《华东战士画报》副主编。1958年转业至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副社长。他是中国版画协会首席理事，曾荣获新兴版画贡献奖。
　　杨涵先生作为一位曾经的战地艺术家，经历长期的炮火洗礼，形成了严峻、诚挚、忠实的创作风格。他擅长以朴素的手法，尊重现实的本来面目，再现人和事件的真实形态，不夸张，不矫饰。多以富有力量感的大块黑白为主，刀味与木味的结合很好地表达了鲜明的主题和强烈的情感。解放前，杨涵的作品中有直接描述战争场面的，如《车桥战役芦家滩伏击战》、《沙沟登陆战》、《占领滩头阵地》、《日落西山》等；但更多的是反映解放区军民生活的，如《打铁》、《纤夫》、《祝捷大会》、《夜行军》、《合作社》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刻画伟人和战斗英雄形象，如《毛主席像》、《朱总司令像》、《高尔基像》、《华东战斗英雄郭继胜林茂成魏来国》、以及《五位美国飞行员像》等，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涵同时还是一位充满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因此他的作品饱含着一个文化人的良知正义，学养气度。在《鲁迅像》、《母亲》、《指挥抗日歌曲》、《杨糠》、《伤员的亲人》、《邱巴娘》等作品中，语言凝练、概括，黑白对立强烈，将木刻艺术“力之美”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在《祝捷大会》、《悼念光荣献身烈士》、《日落西山》等作品中，则充盈着诗的意境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版画史上，解放区的木刻版画艺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解放区的木刻版画艺术继承和发扬了由鲁迅先生培育起来的新兴木刻的传统。一开始便承担了武器的职能，敏锐反映时事的变化，与革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广泛宣传抗日的浪潮中，创作版画的功能也发挥到了历史的高峰。 另一方面，它又根据解放区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革命的需要，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积极探寻木刻艺术发挥社会作用的最佳途径和方式，创造出了一批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艺术作品，从而在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两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给予了极富创造性的形象表达。
　　解放后，杨涵的版画创作，走向成熟阶段。对工具的进一步熟悉、对黑白艺术语言的进一步探索使作品日趋完善。除了增加了套色这一新技术之外，从题材内容到风格基调都发生了较大转变。新中国刚成立时，物质还不丰富，精神层面需要美的，积极向上的东西来激励大众。所以建国后十七年，中国版画整体的创作面貌基本是祖国江山一片大好。杨涵的版画当然也不例外，更加明朗朴实，更加注重本土化、大众化，为广大普通百姓所喜闻乐见。另有一些战争时期来不及创作的素材，杨涵凭借回忆和对生活用心的观察默记，重新创作，他觉得只有这样才不负历史和人民。
　　生活中的杨涵先生，低调、质朴、纯粹。他十分重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所有创作全都是有感而发，他说：“有了生活感受、付诸刀板。很多作品都是从未示人，唯留足迹耳！”“不管能否展览、发表，和我创作动力无关。”几十年来，他有许多作品，从未展览，也从未发表过。所以这次展览的意义还在于，使我们有机会将这些洋溢着作者真情实感的作品带到广大观众面前。
　　历史从来不是抽象的文字所能完全描述的，这就是图像的价值。那些承载着人文和历史信息的艺术图像，值得后人反复仔细审视和研究。对于杨涵那一代艺术家来说，对政治、战争、社会现实从关注到自觉，有着浓重的时代底色。同时，杨涵的艺术实践和人生境遇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鲜明的时代特点，是那个时代众多艺术家生活的缩影，映衬出一个时代艺术发展的轨迹，具有较为典型的学术意义。
　　今天，中国当代艺术所推崇的革命性、批判性、思想性、时代性、积极干预并介入社会，其精神的源头其实无不与中国新兴版画一脉相传。所以，面对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各种文艺思潮的汹涌澎湃，我们需要做的，在实现语言形态现代性转变的同时，有意识地挖掘本民族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传承，以实现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文化的自觉。
　　民族的魂魄与精神之根我们需要共同守望，民族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有待我们重新建构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