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服装，因为穿着者的特殊身份而备受关注，这种服装就是皇帝的龙袍。现在人们所说的龙袍，多是通俗叫法，把皇帝所穿的带龙的服装都叫龙袍。其实确切地说，皇帝所穿的带龙的服装有两种，即冕服和龙袍，而这两种服装，所贯穿的理念是大不相同的。

舜帝建立冕服制度，龙仅排序第五

　　关于龙的来历，由于历史久远，已经无法完全说清了。在学者们的各种猜想当中，“整合说”的认同度较高。按照宋朝罗愿在《尔雅翼》中的描述，龙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因此，学者们认为，中国古代部落在合并时，把各自部落图腾取一部分整合出一个新图腾——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说文解字》中讲：“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段描述概括了龙善于变化、兴风致雨的能力。

　　很显然，现实世界并没有龙这种生物存在，但这恰好使它超越了现实，升华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
　　按照《尚书》记载，舜帝提出建立冕服制度，把十二种图案（史称“十二章纹”）制作在皇帝所穿的冕服之上，龙仅排序第五，前面还有日、月、星、山等四种图案。龙在皇帝服装上的出现，恰恰是想体现在任皇帝具备善于变化、兴风致雨的能力，当然也相当于对继任皇帝提出了要求。
　　及至周朝，冕服制度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比如，周朝把带龙的冕服称为衮冕，皇帝和公爵皆可穿着，但皇帝用升龙，公爵用降龙，以体现等级的差别。周朝第一批赐封的公爵，很多并不姓姬，所以那时的龙并不是为了宣告穿着者的血统，只是作为美德和能力的符号，可以理解为对皇帝的拥护。
　　把龙排在第五，说明龙的地位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史记·封禅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黄帝带领百姓在首山采铜铸鼎，功成之时，有一条龙垂着须髯下来迎接黄帝升天。黄帝首先骑在了龙背上，群臣及妻儿等70余人也爬了上去。这时龙开始飞升，那些挤不上去的小臣，奋力抓住龙的须髯，但因人多过重，龙髯被拉断，连黄帝的弓也被拉落下来。黄帝升天之后便成为天帝。
　　在这个故事当中，龙还只是黄帝升天的坐骑，黄帝并非龙的化身，龙也不是黄帝的原身。可以说，那时候黄帝等五帝的地位普遍是高于龙的。甚至到了春秋时期，秦穆公的女婿萧史仍然可以骑龙飞行。
　　冕服从远古一直延伸到了明朝。虽然一直没人探讨这种用法是否正确，但在皇帝心中估计会感觉到隐约的遗憾。因为龙仅排序第五，确实无法充分显示真龙天子的身份和唯我独尊的地位。所以，另外一种服装——龙袍，成了填补遗憾的载体，到清朝彻底取代了冕服。

汉朝皇帝成真龙天子，龙袍到宋朝第一次成制度

　　龙的地位达到至尊是从汉朝开始的。
　　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刘媪曾经在大泽岸边休息，梦境中与神相遇。这时候，电闪雷鸣，天色昏暗，太公，也就是刘邦的父亲去找刘媪，看见一条蛟龙盘在刘媪身上，不久刘媪就有了身孕，生下高祖。
　　可以说就是这个故事，把皇帝和龙画上了等号，此后真龙天子就成了皇帝的代名词。这样一来，等于为皇帝由嬴姓变成刘姓，以及此后变成杨、李、赵、朱等姓氏所产生的血统问题做了统一解释，尽管他们在人间的姓氏不同，但都是龙之子，因此都具有执政的合法性。至此，龙与普通百姓就变成了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于是在中国古人的逻辑当中，其中一小部分具有了比人类更高级的血统——真龙天子。
　　但观念先行，在服装上进行体现则要到唐朝。然而，唐朝虽然有龙袍的记载，史料却很不充分。现在人们看到的唐朝皇帝画像，尽管服装上带龙，但画像的年代却饱受质疑。一般来说，非专业人士往往会把冕服也称为龙袍，但严格地说，被称为龙袍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是上下连裁的袍服；二是必须以龙为主体花纹。按照这两个条件，有些服装虽带龙却不是龙袍。
　　由于龙袍与龙的体态取得了形似，并对龙进行了极度强化，皇帝与龙的关系就合为一体了，皇帝就是龙本身。
　　龙袍第一次出现在服装制度中是在宋朝，宋朝皇帝袍服上规定要用龙，但颜色并不是黄色，而是绛色。此外，龙也在皇后的凤冠上出现，配置为九龙四凤。描写宋朝宫廷生活的戏剧《斩黄袍》和《打龙袍》，从黄袍和龙袍的命名上，是可以看到当时服装制度的微妙之处的。

元明清对龙的夸张运用，使龙由加持美德转变为心理震慑

　　到了元朝，皇帝的重视促进了龙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发展，龙的形象高频率地出现在建筑、舟车、家具、器皿、旗帜、织锦当中。按照大型历史文献《三才图会》的描述，元朝皇帝龙袍上的龙是巨大的。也许人们现在很难从中读出龙的视觉美感，但那个时代所追求的更多是心理震慑的效果，这对于元朝皇帝而言非常重要。作为游牧民族，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部吸收中原文化，所以选择中原百姓心中最神秘、最权威和最熟悉的龙，就更容易被理解、接受和尊重。把龙进行高度夸张，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谋略。
　　这种状况向后发展，到了清朝更是无以复加。或许明朝皇帝并没有思考过夸张运用龙的哲学和政治意义，甚至可能也希望放大这种迷信来提高皇帝的神圣地位，所以龙袍得到了高度重视。人们现在所看到的明朝皇帝画像，最为常见的就是皇帝身穿龙袍。
　　不过，明朝还得宣告自己继承的是中华正统，所以仍想保留十二种图案。于是一种“怪胎”便出现了，就是在龙袍上再辅助另外十一种图案。这样一来，冕服存在的意义就越来越弱，到了清朝被彻底放弃，龙袍成为至尊。龙袍的龙一家独大，其他图案埋没其中，彻底变成了陪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示的龙袍，若非专业人士，很难找到另外十一种图案。 　　在对龙越来越重视的背景下，龙的形态也越来越丰富。比如，升龙、降龙、正龙、团龙、立龙、行龙，还有二龙戏珠，等等。《清朝通志》记载：“皇帝御冬朝服，色用明黄……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要帷行龙五，衽正龙一，襞积前后团龙各九，裳正龙二、行龙四，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由此可见制作之繁复，现存的一件清朝皇后的朝褂上就有78条龙，看上去简直眼花缭乱。
　　正是由于元明清三朝对龙的夸张运用，致使皇帝霸占了应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龙，这种唯我独尊的心态必然导致政权日益脱离百姓。从冕服到龙袍的变化，使龙由加持美德转变为心理震慑。所以，仅从服装心理上看，物极必反，封建帝制就到了该灭亡的时候了。

龙为中国传统图案找到一条主脉络

　　龙在形成初期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除了中国古人总结出的龙善于变化、兴风致雨等能力之外，现在人们不难发现龙还有如下两大重要内涵。
　　一是合：龙是多种生命的结合体。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广阔的疆土、如此众多的族群，显然离不开“合”这样一种方式。
　　二是和：多种生命合于一体当然需要和谐。如果彼此间发生排异反应，新生命就不可能维持。因此，“合”是形象特征，而“和”是精神本质。中华民族向来讲究以“和”为贵，这是中华民族能够历久不衰、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如果进一步发掘，还会发现龙在中国服装图案发展过程中，的确堪称主脉络。
　　首先是具象图案。虽然龙本身并不存在，但它的组合元素却是现实生命体。按照中国古人的定义，龙是由9种动物整合而成：鹿、驼、兔、蛇、蜃、鱼、鹰、虎、牛。这些动物既有食肉的，也有食草的；既有天上飞的，也有地上走的、水里游的；既有胎生的，也有卵生的，可以说概括了地球上大部分动物形式。而这些动物需要生存环境，因此关联到天上的日月星云、地上的山川花草、大海的波浪帆船……以上种种，激发出了中国古代服装图案的创作灵感。
　　其次是抽象图案。龙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对具象图案进行统合，还在于对抽象图案的巨大影响。龙的主体是一根线条，而线条是构成抽象图案的核心元素。因此，龙的各种形态，盘卷、飞腾、行走……就可以抽象成多种传统图案。
　　比如，最典型的几种。云纹图案：圆形的线条缠绕的花纹，可以理解为一条盘龙。雷纹图案：方角线条缠绕的花纹，也可以理解为一条盘龙，只是更具抽象意义。黻（fú）纹图案：龙若画得圆润，则是波浪形态，若画得古拙，就会演变成一个弓字，这种近似长城城墙的图案，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变形，被广泛运用于建筑、家具、器皿、刺绣、布匹等各个方面，甚至在庙宇中也能经常见到；而如果把这样的两个弓字相背绘制，就成了黻纹图案。此外，还有回纹图案等，皆以线条为核心元素，都可以联想为龙。
　　更进一步说，就连中国的文字都可以想象成由龙构成。唐韦续《墨薮·五十六種书》记载：“太昊庖牺氏获景龙之瑞，始作龙书。”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根据龙的形态创立了文字，而文字也很早就在服装上运用了。
　　于是，当龙可以同时连接具象和抽象两个领域的意象时，就相当于为中国传统图案找到了一条主脉络，中国古人的创意空间由此变得完整圆通，这也是对龙运用的绝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