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深圳开办鞋厂的张先生，越到春节，越是发愁。“用工荒” 总是如约袭来，似乎已成春节的固定“节目”。这厢，家政、餐饮等行业急需人手；那厢，员工提前卷铺盖返乡过年。满街的“急招”广告，缓解不了张老板们“求贤若渴”的心情。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我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下，春节期间出现用工荒是必然的。尤其在保姆、月嫂、餐饮服务员、快递员、洗车工等服务业中，用工荒问题格外严重。为何受伤的总是服务业？服务业的用工性质具有短期机动的特点，再加上总体待遇偏低，社保几近于零，在年轻人的眼中，“没什么奔途”，所以打工者很难“从一而终”。于是每逢春节之时，打工者频频撂挑子也就见怪不怪了。
　　上世纪70年代及其以前高出生率时期形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主体，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已经不是简单地为了获得工资而打工，更主要是为实现个人价值、扩大视野和体验、享受生活而工作。他们的需求更丰富，除了工作，还要休息、社会保障、娱乐以及发展平台等。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剩程度没有上一代农民工那么严重，因此劳动力供给量呈相对或绝对短缺现象。
　　从长远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来看，“用工荒”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至少传递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
　　首先，农民工在择业中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有利于农民工群体在劳资博弈中赢得优势地位，获得更多话语权。在越来越激烈的招工“争抢”中，主要受益者是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上升，农民工的收入将增加，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会得到改善，就业领域扩大、就业渠道增多，就业选择更加自由和多样化。
　　其次，中西部地区出现的“用工荒”，使得农民工有了更便捷的择业选择，倘若沿海发达地区的招工待遇不特别吸引人，更多农民工将会选择留在家乡附近就业。可以说，“用工荒”客观上“配合”了国家产业升级与转移的宏观战略，有利于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用工荒”是我国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产业结构的反映，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城乡劳动力的不平等待遇。在经济学里，把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称为“刘易斯拐点”，也就是指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并最终枯竭的一种理论。“用工荒”的频现和不断扩大，表明“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即将出现，这意味着获取和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将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环节。
　　面对用工荒难题，深圳的张先生采取的措施就是以待遇留人，以红包招工。这种方法当然有效，但却是权宜之计。从长远看，只要服务业的用工模式能严格遵守《劳动法》，从业人员都能享受五险一金，另外其工资待遇都得到普遍提高之时，也许才能让打工者产生归属感，不再频繁跳槽。以目前的条件看，这两大目标将很难实现。
　　说白了，如今“用工荒”是劳资双方博弈的一个缩影，一方面，资方希望获得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增加收益；另一方面，劳方除要求更加丰厚的工资，也越来越看重未来的前途和保障，以及工作中的个人感受。这样的博弈还将继续，并将在一年又一年的摩擦、磨合之后，达成谅解与互利。
　　等到用工荒消除的时候，代工经济模式也应该成为过去，这是我们期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