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曾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也是经济学界常说的“人口红利”。然而，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是相当长时期内出现的第一次绝对下降。有专家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经出现，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这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近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勒，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中文名罗迪），以及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黄育川，他们谈了各自的看法。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的“人口红利”是不是正在耗尽？
　　罗勒：中国正在接近廉价劳动供应耗尽的“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这一般发生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最终枯竭。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将在2020年前后出现。
　　羅迪：我倒不这么认为，至少我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我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仍未耗尽，中国有数亿农村人口，这是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拥有良好技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能够进入现代产业部门，补充就业。
　　黄育川：中国“人口红利”必须客观看待。现实情况是，中国农村已不再需要大量青年劳动力。随着大批年轻人离开农村，许多人认为以往大量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耗尽。但应该注意的是，许多劳动力被困在一些小城镇里，从事低生产率的工作，而不是在大城市或工业中心城市从事高生产率的工作。这些人由于劳动技能等方面的原因，只能赚取微薄的报酬。因此，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通过经济转型，引导这些劳动力向高生产率的经济活跃地区转移。这也是提高生产力、让经济在未来数十年持续增长的现实选项。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人口红利”与历史上的3个机遇密不可分：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吗？
　　罗勒：对外开放后，中国出口快速扩张，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也不断提升。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丰富且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他们生产出了低价、优质的产品。加上大规模引进外资，中国的产能，特别是制造业的产能迅速提升，这些产能又大部分是外向型的，主要针对欧美市场。
　　但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这种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欧洲和美国受经济情况影响，外部需求不再强劲，中国的外来投资是否会持续增加也未可知。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如果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国内需求，特别是私人消费，必须成为更重要的引擎。
　　环球人物杂志：怎样才能扩大内需？
　　罗勒：中国政府应继续执行综合性金融部门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服务业发展。这将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包容和可持续。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变化，老龄化对经济是个制约因素吗？
　　罗迪：老龄化对经济增长肯定是个障碍，但其影响也不必高估。据我了解，中国已经采取措施应对老龄化的影响，包括在高等教育领域加大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等，未来也将继续这么做。因此，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是太严重，至少有两种做法可以应对：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通过教育和培训使他们提高技能。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环球人物杂志：在人口政策方面，中国还可以做些什么？
　　黄育川：要允许人口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流动。伴随着劳动者的迁移，给他们提供更灵活的户口和社保转移政策。
　　环球人物杂志：日本经济的衰退与劳动力人口萎缩有关，中国未来会那样吗？
　　罗迪：日本的情况不会发生在中国。日本是个封闭的社会，很少外来移民，劳动人口在萎缩，经济增长率低。尽管日本人均收入水平高，但经济增长慢。中国有更具灵活性、务实的人才政策，过去几十年里，有不少外国人在中国工作。我想，中国不会犯日本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