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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老舍，人们就会想起他的《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等经典作品，殊不知老舍是在周恩来的关心和影响下，从一名进步的爱国作家成长为革命“人民艺术家”的。周恩来与老舍从抗战之初结识，之后周恩来亲自将老舍从海外召回，支持他的创作，关心他的生活，这期间他们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而他们之间结下的深情厚谊，更是在当时中国文艺界被广为传颂。
一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蜚声文坛的现代小说家和戏剧家。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周恩来与老舍结识于抗战之初，自此相识、相知而结交。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许多有良知的爱国人士同仇敌忾，奔赴后方，参加抗日战争。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职，告别妻子儿女，只身南下赴武汉。当时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专门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邀请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授中将军衔。在此期间，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广泛接触文艺界进步人士，团结他们一致抗日，老舍是其中主要统战对象之一。
1938年，中共在武汉酝酿成立抗战文艺团体“抗敌文协”（全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选谁当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这个人既要有相当高的文艺水平，又要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周恩来考虑再三，决定请老舍出山。那时老舍在冯玉祥出资办的《抗到底》杂志当编辑。周恩来找冯玉祥商量，冯玉祥一口答应放人。老舍久慕周恩来的英名，欣然从命，担任“抗敌文协”总务部主任。
“抗敌文协”不设主席、副主席，由总务部主任负责一切工作。老舍不计较名利地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东奔西走，将筹备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吸引了许多有名望的文艺界人士入会。
1938年3月27日，“抗敌文协”在汉口总商会礼堂举行成立仪式。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即席演讲，他大声说：“我看见了全国的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地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周恩来的讲话言简意赅，字字铿锵，深深地打动了老舍和在座的爱国作家们的心。
同年5月中旬，“抗敌文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周恩来出席并讲话。这次讲话给老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补记的《会务报告》中写道：“轮到周恩来先生讲话了。他非常地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起吃饭。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够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花）说：‘我要失陪了，因为我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被迫南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老舍记得如此详实，可见他对周恩来是特别敬重的。
“抗敌文协”成立后，周恩来向延安发了一份电报，向毛泽东报告，说他将邀请老舍访问延安，希望毛泽东能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会见老舍。接着，周恩来又亲自巧妙安排，送老舍西行。老舍出鄂入陕，跋涉数千里，最后在西安搭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卡车，抵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在窑洞里会见了老舍，亲切地说：“你是周恩来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为了抗战，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延安之行，老舍感到中共及其主要领导人对他的莫大信任，这种信任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二
老舍是名教授，也是现代著名文学家，声名远播。1946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应邀去美国讲学，一去就是三年。这三年，国内发生了有利于人民、不利于国民党政府的重大变化。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后，新中国的建立已是指日可待。1949年春，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准备召开新政协。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汇聚北平的大好形势，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说：“现在就缺老舍先生一个人了，请他快回来吧！”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瀚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30多位文艺界名人联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于1949年10月辗转送到大洋彼岸、定居美国纽约的老舍手中。老舍接信，万分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彻夜难眠。那时老舍动手术不久，尚未痊愈，但他再也躺不住了，积极准备行装，动身回国。老舍从美国到欧洲，经香港，进入广州口岸，终于在1949年12月初回到了故乡北京。
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成立文联，周恩来出席了会议。在预备会议上，周恩来以征询的口气说：“老舍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大作家，又是北京人，长期与我党合作，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建议选举他为文联主席。”众皆赞同。此后老舍又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主席为郭沫若）、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为茅盾），开始了新时代的征程。
老舍回国后，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心情愉快，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对胡絜青说：“伟人周恩来最了解我，最信任我，我应该多写文章，回报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建国后，老舍创作了《方珍珠》、《龙须沟》、《茶馆》、《西望长安》等剧本，并搬上舞台，轰动全国。
1950年和1958年，老舍先后创作了话剧剧本《龙须沟》、《茶馆》。这两部大手笔的杰作，最初遭到抵制，险些被“枪毙”，幸亏周恩来站出来讲话，给予充分的肯定，才得以搬上舞台，同广大观众见面。
1950年7月14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宴请老舍，用家乡菜点红烧狮子头、霉干菜烧肉、虾仁煮干丝和黄桥烧饼招待。席间，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写作高手，希望多为人民写作，写自己熟悉的北京，写出北京的新变化，相信你能写出好作品。”老舍答：“我刚写了话剧《方珍珠》，青年艺术剧院正在排演，接下来我想写一部以北京龙须沟变迁为题材的剧本。此剧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毛主席和人民政府。明天我就去金鱼池、龙须沟实地采访，体验生活。”周恩来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啊！你一定要去。我等着看你的戏。”当时周恩来在休息的日子里经常带领警卫员，自己掏钱买票，去看京剧、话剧，看地方戏，以此鼓励剧作家、演员多创作新戏。
有了周恩来的支持，老舍更加有了信心。他到北京天桥附近的龙须沟采访，和普通老百姓接触，打成一片，搜集了大量生活素材，继而日以继夜地进行艺术创作，写成剧本《龙须沟》。此剧描写家住龙须沟沟沿四家人在新旧社会的变化：解放前，生活在龙须沟，受恶霸的欺负，受恶劣环境和疾病的困扰，或被逼成疯子，或掉进沟里淹死，或挣扎在贫困线上，忍饥受寒，苦不堪言。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惩办了流氓恶霸，穷苦人翻身作了主人，有的进工厂当了工人，有的更当上了人民代表。两年后，人民政府彻底整治龙须沟，将昔日的臭水沟修成了马路，又使肮脏腥臭的贫民区变成了美丽的花园。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倡导战斗精神，青年艺术剧院正在上演苏联名剧《保尔·柯察金》，剧院领导担心再排演《龙须沟》可能会冲击革命战争题材的戏。这样《龙须沟》就“搁浅”了！此事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仔细地看了剧本，旗帜鲜明地支持《龙须沟》的创作。他说：“《龙须沟》也有现实意义嘛！百花齐放，多方面反映生活，这种好题材的作品对于巩固人民政权大有好处！”周恩来的讲话一锤定音。话剧《龙须沟》很快公演了。它很受观众喜爱，一度风靡全国，家喻户晓。1951年12月21日，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授予创作《龙须沟》的老舍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和奖状。此后，经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推荐，《龙须沟》成了毛泽东进城后观看的第一部大型话剧。
话剧《龙须沟》久演不衰，1952年又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同名电影，由于是之、张伐、叶子、于蓝等著名演员主演，在全国放映后，群众争相买票，出现了万人空巷、一票难求的盛况。
受到周恩来的鼓励与支持，老舍创作热情高涨，一发而不可收。继《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后，老舍在1958年又创作了话剧剧本《茶馆》。《茶馆》选取了四个有典型意义的历史时期——戊戌政变、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和解放战争作时代背景，昭示只有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当时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不断有人指责《茶馆》“缺少正面形象”，甚至批评说：“全剧有灰色感，表达的是怀旧感”，“没有揭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人民革命战争的全貌”。有位领导同志在《茶馆》彩排时，也婉转地提出意见，认为“这部戏时代背景选得不够典型，应该写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阶段革命斗争的故事”。
周恩来看完《茶馆》彩排之后，召集导演、演员座谈。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让我写《茶馆》，我不会像老舍同志那样选择所描写的几个历史时期，而是选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重大历史时期……我这点意见，你们千万不要忙着对老舍同志讲，要讲，还是我自己去讲，我怕你们去传达，说不清楚。”周恩来善解人意，很尊重人，从这里体现了出来。他的意见不强加于人，总是用平等的态度、商量的口吻同人说话。
尽管有上述个人的一点批评意见，周恩来总体上认为《茶馆》还是好的，所以又一次站出来公开为《茶馆》说话，为老舍撑腰。他严肃地说：“《茶馆》是一部非常好的话剧，尤其是第一幕，对广大青少年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教他们知道了旧社会是多么的可怕！”他的话给予老舍极大的力量和鼓舞。
有了周恩来的支持，《茶馆》成功上演。老舍的底气更足了，他理直气壮地撰写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一文刊于报纸，进行了婉转的反批评，抵制了文艺战线上的“左”倾思潮。
《茶馆》是老舍创作的高峰，被翻译成12种外国语言，先后在许多国家演出，所到之处赞声鼎沸，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三
周恩来关心老舍，表现在各个方面，让老舍夫妇感激涕零，终生难忘。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年已52岁的老舍仍穿着羊皮筒子，前去参加会议。细心的周恩来在会议休息时间问他：“春天开始暖和了，你怎么还穿着羊皮筒子？”老舍如实相告：“我住的房子是老北京的四合院，房间里都是方砖铺地，夜里又冷又湿，我的腰部已经受寒落下毛病，所以我还得穿羊皮筒子出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会后，周恩来即让秘书给北京市委打电话，要他们设法改善老舍的居住条件，最好是在室内用木地板换掉方砖。两天后，北京市委有关工作人员到东城老舍住的丹柿小院观察，认为挖掉方砖不好铺地板，于是向总理办公室回了电话。周恩来还是放心不下，亲自拎起电话，对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同志说：“派人去了解一下，一定要解决老舍先生家铺地板的问题。”国务院事务机关管理局的两位同志立即赶到老舍家，发现他住的老四合院如果去掉方砖，再挖开地面浇水泥，可能会危及房屋的安全，于是当场和老舍商量，不挖掉已铺的地砖，而在方砖上加铺一层木地板，以抵御地下潮气和寒气的上侵。这个办法好，老舍连连点头。这个方案实施后，老舍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周恩来得知后，对这样的处理也很满意。
上世纪60年代初，著名妇科医生林巧稚主刀，为邓颖超成功地做了一次手术。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北京西四南缸瓦市附近一家新开的小饭馆宴请林巧稚和她的几位助手，同时请来老舍夫妇作陪。
出发前，胡絜青和老舍商量：带一件小礼品送给总理和邓大姐。送什么好呢？送贵重的工艺美术品，周恩来夫妇肯定不收。胡絜青是画家，她拿出自己画的一把绢料团扇，扇面上画一朵大大的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形象鲜艳而高雅，老舍也觉得好看，挥毫在扇面上题了词：“昔在帝王家，今供万人赏。”在饭馆里，在座的主客们都对这把团扇有兴趣，轮流传看。周恩来边看边说：“画好，老舍先生的题词也好。昔日唐代皇帝武则天最喜爱牡丹，将它从长安带到洛阳，供她观赏。以后有的朝代将牡丹定为国花，今天河南洛阳每年四月都举办牡丹节，让万人观赏这种‘花中之王’，说明时代不同了，人民也有了赏花的愉悦心情。”
没过几天，胡絜青收到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送来的一幅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合影照。这帧照片中周恩来和邓颖超面露笑容，并肩站立，邓颖超手持牡丹图案的团扇，显得格外喜悦。显然这是周恩来夫妇特意为这件小礼品而拍下来的照片，由此可见周恩来想得多么周到，多么善解人意。
有人问胡絜青：“你和老舍先生有没有请过周总理和邓大姐吃饭？”
胡絜青微微一笑：“也算有过一次吧。”
一天下午，周恩来来到老舍家，同他个别谈心，谈了整整4个小时。周恩来坦诚对老舍说：“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进步的表现，我们欢迎。不过从社会影响来说，你还是做党外民主人士好，那样作用会更大。你是著名作家，但不是共产党员，在国内更能发挥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宋庆龄先生早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也是这样对她说的，她愉快地同意了，相信你也能理解我们的用心。”老舍完全同意，明确表态：“肝胆相照，知我者中国共产党也！我虽不入党，永远跟党走！”
谈话过了下午6时，到了晚餐时间。老舍抽身走出书房，悄悄对胡絜青说：“快吃晚饭了，我们要留总理吃饭。”平时老舍夫妇生活简朴，晚餐吃面条、喝粥，家里没什么好菜。那时没超市，上街买菜已经来不及了。胡絜青急得满头大汗，只好临时张罗出两样家常菜：摊鸡蛋、蒸鱼。周恩来看在眼里，笑呵呵地说：“你和小超一样，知识分子，不会做菜。”周恩来嘴里这么说，可吃得却津津有味。周恩来边吃边说：“吃到这样的菜已经很好了。当年我们长征，吃不饱，吃不好，有时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到了延安，那里仍然很艰苦，喝小米粥、啃玉米窝窝头是常事。艰苦奋斗，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
四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风暴呼啸而至，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顷刻间陷入一场空前浩劫。一夜之间，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成了“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老舍是大作家，且从海外归来，自然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10日，巴金在北京见到老舍，老舍对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说到周恩来和陈毅的时候，他的声音里流露出极深的敬爱之情。巴金在1977年12月15日写的散文《最后的时刻》中记叙了上述一段文字，末尾写道：“这个声音今天还在我的心里激荡。”
谁料会见巴金后不久，老舍大祸临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天，北京市文联造反组织要召开批判大会。前两天，老舍匆匆去找茅盾，问：“明天的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轻轻地向老舍摇了摇手。书生气十足的老舍回到家里，征求老伴的意见，一本正经地说：“造反派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胡絜青担心丈夫去开会挨批挨斗，斩钉截铁地答道：“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老舍一听来了火，瞪着两眼天真地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我真是牛鬼蛇神，不敢参加了，可我是北京文联主席，能不参加吗？”
次日上午，老舍若无其事地前去开会了。未料，他一到会场，主持批判大会的造反派头头就宣布老舍三条“罪状”：美国特务、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他还声嘶力竭地叫嚷：“老舍那里有大量美元，他不是美国特务是什么？”老舍哪里有美元存在美国银行？他感到莫名其妙，据理申辩：“我没有一分美金存在美国，我不是美国特务，我是周总理召回来的！”他正说着，突然冲上来几名造反派小将，将老舍双手反锁，揪他的头，让他坐“喷气式飞机”，勒令他“请罪”。老舍不服，与造反小将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造反小将们见他如此顽固，就拳打脚踢，直打得他遍体鳞伤。性格刚烈的老舍忍受不了这样的人格侮辱，愤慨万分。1966年8月24日清晨，他带着满身伤痕，气呼呼地离家出走。那天上午，造反派们到老舍家中要人，扬言要继续批斗老舍。他们到处搜查，甚至爬上房间顶棚去搜，不见人影，才悻悻退去。胡絜青预感到事态的严重，忽然想起一次老舍生病未告诉周恩来还遭到批评的事，就悄悄派孩子去国务院接待站向周恩来传递老舍失踪的消息。8月25日清晨，总理办公室给胡絜青打来电话，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不要着急，已经派人去找，一有消息，马上通知，请等候。”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老舍已于8月24日清晨跳入太平湖，愤而自杀了！尸体打捞上来，经过辨认，认定是老舍，便通知了他的家人。老舍家人如五雷击顶，极度悲痛。老舍出事后，一批中学生“进驻”老舍家，其中有人悄悄地对胡絜青说：“你去做点吃的，千万不能不明不白去死啊！如果那样的话，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那个学生还对胡絜青说：“你家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拨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会有人来。”说着他就递给胡絜青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那天，那个学生还对胡絜青说：“你家可以到银行提取老舍原来存在银行的8万元稿费用来补贴家用。”事后得知，上述这些都是周恩来安排的。他说服一批青年学生，要他们保护好老舍的家人，还下令银行准许老舍家人去提取已“冻结”的存款……
对于老舍的死，周恩来痛心疾首，无限惋惜。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见到当时北京唯一一位没被“罢官”、“夺权”的副市长王昆仑，问他老舍的死因。周恩来听完王昆仑的叙述，十分痛楚地跺着脚说：“老舍先生是我请回来的，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待呀？！”
老舍之死的教训，使周恩来想到举一反三、保护革命老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问题。在老舍自杀之后的第五天，周恩来亲自签发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囊括了100多名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以及爱国民主人士，其中有宋庆龄、李宗仁、郭沫若、马一浮、潘天寿、盖叫天、沙孟海和陈毅、叶飞、范文澜等。后来这些人大多得到了保护。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周恩来忍辱负重，日日夜夜“救火”，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累得喘不过气来，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长期劳累，使他身患癌症。
1975年，病势沉重的周恩来在305医院住院，有时候他在身边人员的陪同下到北海公园散步。一次，他们一行来到北海的仿膳饭庄，特意请饭庄做两道素淡的菜。周恩来边吃边观赏，当他看到“仿膳”两字下边的题签“老舍”已被挖掉时，对身旁的服务员说：“你们知道这字是谁写的吗？”对方摇摇头，周恩来自己回答：“还是应该把老舍的名字补上去。”
周恩来发了话，尽管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仿膳饭庄领导还是听他的，在店面牌匾补上了“老舍”两字。今日，顾客还依稀看得出牌匾上修补的痕迹。
同年8月24日，是老舍罹难的9周年纪念日，残阳夕照，周恩来在身边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陪同下，又一次在北海公园散步。走着走着，周恩来突然停住脚步，默默地望着湖水出神。几分钟后，他转过身，问身边的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不知道。”对方一时不明白周恩来问话的意思，茫然地摇了摇头。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接着，周恩来又问：“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听人说过，跳湖自杀，不很详细……”
周恩来语气坚定地说：“我知道，让我详细讲给你听。”然后，他心情沉重地叙述起来。他在北海湖畔的独白，是对老朋友老舍无限深情的怀念，是一种沉痛的悼词，也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所作的无奈追思，将事实真相传递给他人的一种曲折方法。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多么重情重义啊！
周恩来对老舍无微不至关怀，不但让老舍感动，就连他的家人也感激至极。回忆起周恩来，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赞不绝口，在她九十高龄时，她亲手写下赞美周恩来的诗句：“无儿无女无分文，为理为善为人民。聪颖机智操巨细，宇宙声誉是全人。”现在这幅墨宝被珍藏在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
一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蜚声文坛的现代小说家和戏剧家。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周恩来与老舍结识于抗战之初，自此相识、相知而结交。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许多有良知的爱国人士同仇敌忾，奔赴后方，参加抗日战争。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职，告别妻子儿女，只身南下赴武汉。当时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专门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邀请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授中将军衔。在此期间，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广泛接触文艺界进步人士，团结他们一致抗日，老舍是其中主要统战对象之一。
1938年，中共在武汉酝酿成立抗战文艺团体“抗敌文协”（全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选谁当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这个人既要有相当高的文艺水平，又要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周恩来考虑再三，决定请老舍出山。那时老舍在冯玉祥出资办的《抗到底》杂志当编辑。周恩来找冯玉祥商量，冯玉祥一口答应放人。老舍久慕周恩来的英名，欣然从命，担任“抗敌文协”总务部主任。
“抗敌文协”不设主席、副主席，由总务部主任负责一切工作。老舍不计较名利地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东奔西走，将筹备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吸引了许多有名望的文艺界人士入会。
1938年3月27日，“抗敌文协”在汉口总商会礼堂举行成立仪式。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即席演讲，他大声说：“我看见了全国的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地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周恩来的讲话言简意赅，字字铿锵，深深地打动了老舍和在座的爱国作家们的心。
同年5月中旬，“抗敌文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周恩来出席并讲话。这次讲话给老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补记的《会务报告》中写道：“轮到周恩来先生讲话了。他非常地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起吃饭。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够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花）说：‘我要失陪了，因为我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被迫南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老舍记得如此详实，可见他对周恩来是特别敬重的。
“抗敌文协”成立后，周恩来向延安发了一份电报，向毛泽东报告，说他将邀请老舍访问延安，希望毛泽东能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会见老舍。接着，周恩来又亲自巧妙安排，送老舍西行。老舍出鄂入陕，跋涉数千里，最后在西安搭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卡车，抵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在窑洞里会见了老舍，亲切地说：“你是周恩来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为了抗战，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延安之行，老舍感到中共及其主要领导人对他的莫大信任，这种信任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二
老舍是名教授，也是现代著名文学家，声名远播。1946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应邀去美国讲学，一去就是三年。这三年，国内发生了有利于人民、不利于国民党政府的重大变化。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后，新中国的建立已是指日可待。1949年春，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准备召开新政协。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汇聚北平的大好形势，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说：“现在就缺老舍先生一个人了，请他快回来吧！”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瀚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30多位文艺界名人联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于1949年10月辗转送到大洋彼岸、定居美国纽约的老舍手中。老舍接信，万分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彻夜难眠。那时老舍动手术不久，尚未痊愈，但他再也躺不住了，积极准备行装，动身回国。老舍从美国到欧洲，经香港，进入广州口岸，终于在1949年12月初回到了故乡北京。
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成立文联，周恩来出席了会议。在预备会议上，周恩来以征询的口气说：“老舍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大作家，又是北京人，长期与我党合作，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建议选举他为文联主席。”众皆赞同。此后老舍又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主席为郭沫若）、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为茅盾），开始了新时代的征程。
老舍回国后，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心情愉快，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对胡絜青说：“伟人周恩来最了解我，最信任我，我应该多写文章，回报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建国后，老舍创作了《方珍珠》、《龙须沟》、《茶馆》、《西望长安》等剧本，并搬上舞台，轰动全国。
1950年和1958年，老舍先后创作了话剧剧本《龙须沟》、《茶馆》。这两部大手笔的杰作，最初遭到抵制，险些被“枪毙”，幸亏周恩来站出来讲话，给予充分的肯定，才得以搬上舞台，同广大观众见面。
1950年7月14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宴请老舍，用家乡菜点红烧狮子头、霉干菜烧肉、虾仁煮干丝和黄桥烧饼招待。席间，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写作高手，希望多为人民写作，写自己熟悉的北京，写出北京的新变化，相信你能写出好作品。”老舍答：“我刚写了话剧《方珍珠》，青年艺术剧院正在排演，接下来我想写一部以北京龙须沟变迁为题材的剧本。此剧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毛主席和人民政府。明天我就去金鱼池、龙须沟实地采访，体验生活。”周恩来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啊！你一定要去。我等着看你的戏。”当时周恩来在休息的日子里经常带领警卫员，自己掏钱买票，去看京剧、话剧，看地方戏，以此鼓励剧作家、演员多创作新戏。
有了周恩来的支持，老舍更加有了信心。他到北京天桥附近的龙须沟采访，和普通老百姓接触，打成一片，搜集了大量生活素材，继而日以继夜地进行艺术创作，写成剧本《龙须沟》。此剧描写家住龙须沟沟沿四家人在新旧社会的变化：解放前，生活在龙须沟，受恶霸的欺负，受恶劣环境和疾病的困扰，或被逼成疯子，或掉进沟里淹死，或挣扎在贫困线上，忍饥受寒，苦不堪言。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惩办了流氓恶霸，穷苦人翻身作了主人，有的进工厂当了工人，有的更当上了人民代表。两年后，人民政府彻底整治龙须沟，将昔日的臭水沟修成了马路，又使肮脏腥臭的贫民区变成了美丽的花园。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倡导战斗精神，青年艺术剧院正在上演苏联名剧《保尔·柯察金》，剧院领导担心再排演《龙须沟》可能会冲击革命战争题材的戏。这样《龙须沟》就“搁浅”了！此事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仔细地看了剧本，旗帜鲜明地支持《龙须沟》的创作。他说：“《龙须沟》也有现实意义嘛！百花齐放，多方面反映生活，这种好题材的作品对于巩固人民政权大有好处！”周恩来的讲话一锤定音。话剧《龙须沟》很快公演了。它很受观众喜爱，一度风靡全国，家喻户晓。1951年12月21日，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授予创作《龙须沟》的老舍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和奖状。此后，经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推荐，《龙须沟》成了毛泽东进城后观看的第一部大型话剧。
话剧《龙须沟》久演不衰，1952年又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同名电影，由于是之、张伐、叶子、于蓝等著名演员主演，在全国放映后，群众争相买票，出现了万人空巷、一票难求的盛况。
受到周恩来的鼓励与支持，老舍创作热情高涨，一发而不可收。继《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后，老舍在1958年又创作了话剧剧本《茶馆》。《茶馆》选取了四个有典型意义的历史时期——戊戌政变、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和解放战争作时代背景，昭示只有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当时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不断有人指责《茶馆》“缺少正面形象”，甚至批评说：“全剧有灰色感，表达的是怀旧感”，“没有揭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人民革命战争的全貌”。有位领导同志在《茶馆》彩排时，也婉转地提出意见，认为“这部戏时代背景选得不够典型，应该写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阶段革命斗争的故事”。
周恩来看完《茶馆》彩排之后，召集导演、演员座谈。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让我写《茶馆》，我不会像老舍同志那样选择所描写的几个历史时期，而是选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重大历史时期……我这点意见，你们千万不要忙着对老舍同志讲，要讲，还是我自己去讲，我怕你们去传达，说不清楚。”周恩来善解人意，很尊重人，从这里体现了出来。他的意见不强加于人，总是用平等的态度、商量的口吻同人说话。
尽管有上述个人的一点批评意见，周恩来总体上认为《茶馆》还是好的，所以又一次站出来公开为《茶馆》说话，为老舍撑腰。他严肃地说：“《茶馆》是一部非常好的话剧，尤其是第一幕，对广大青少年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教他们知道了旧社会是多么的可怕！”他的话给予老舍极大的力量和鼓舞。
有了周恩来的支持，《茶馆》成功上演。老舍的底气更足了，他理直气壮地撰写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一文刊于报纸，进行了婉转的反批评，抵制了文艺战线上的“左”倾思潮。
《茶馆》是老舍创作的高峰，被翻译成12种外国语言，先后在许多国家演出，所到之处赞声鼎沸，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三
周恩来关心老舍，表现在各个方面，让老舍夫妇感激涕零，终生难忘。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年已52岁的老舍仍穿着羊皮筒子，前去参加会议。细心的周恩来在会议休息时间问他：“春天开始暖和了，你怎么还穿着羊皮筒子？”老舍如实相告：“我住的房子是老北京的四合院，房间里都是方砖铺地，夜里又冷又湿，我的腰部已经受寒落下毛病，所以我还得穿羊皮筒子出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会后，周恩来即让秘书给北京市委打电话，要他们设法改善老舍的居住条件，最好是在室内用木地板换掉方砖。两天后，北京市委有关工作人员到东城老舍住的丹柿小院观察，认为挖掉方砖不好铺地板，于是向总理办公室回了电话。周恩来还是放心不下，亲自拎起电话，对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同志说：“派人去了解一下，一定要解决老舍先生家铺地板的问题。”国务院事务机关管理局的两位同志立即赶到老舍家，发现他住的老四合院如果去掉方砖，再挖开地面浇水泥，可能会危及房屋的安全，于是当场和老舍商量，不挖掉已铺的地砖，而在方砖上加铺一层木地板，以抵御地下潮气和寒气的上侵。这个办法好，老舍连连点头。这个方案实施后，老舍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周恩来得知后，对这样的处理也很满意。
上世纪60年代初，著名妇科医生林巧稚主刀，为邓颖超成功地做了一次手术。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北京西四南缸瓦市附近一家新开的小饭馆宴请林巧稚和她的几位助手，同时请来老舍夫妇作陪。
出发前，胡絜青和老舍商量：带一件小礼品送给总理和邓大姐。送什么好呢？送贵重的工艺美术品，周恩来夫妇肯定不收。胡絜青是画家，她拿出自己画的一把绢料团扇，扇面上画一朵大大的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形象鲜艳而高雅，老舍也觉得好看，挥毫在扇面上题了词：“昔在帝王家，今供万人赏。”在饭馆里，在座的主客们都对这把团扇有兴趣，轮流传看。周恩来边看边说：“画好，老舍先生的题词也好。昔日唐代皇帝武则天最喜爱牡丹，将它从长安带到洛阳，供她观赏。以后有的朝代将牡丹定为国花，今天河南洛阳每年四月都举办牡丹节，让万人观赏这种‘花中之王’，说明时代不同了，人民也有了赏花的愉悦心情。”
没过几天，胡絜青收到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送来的一幅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合影照。这帧照片中周恩来和邓颖超面露笑容，并肩站立，邓颖超手持牡丹图案的团扇，显得格外喜悦。显然这是周恩来夫妇特意为这件小礼品而拍下来的照片，由此可见周恩来想得多么周到，多么善解人意。
有人问胡絜青：“你和老舍先生有没有请过周总理和邓大姐吃饭？”
胡絜青微微一笑：“也算有过一次吧。”
一天下午，周恩来来到老舍家，同他个别谈心，谈了整整4个小时。周恩来坦诚对老舍说：“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进步的表现，我们欢迎。不过从社会影响来说，你还是做党外民主人士好，那样作用会更大。你是著名作家，但不是共产党员，在国内更能发挥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宋庆龄先生早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也是这样对她说的，她愉快地同意了，相信你也能理解我们的用心。”老舍完全同意，明确表态：“肝胆相照，知我者中国共产党也！我虽不入党，永远跟党走！”
谈话过了下午6时，到了晚餐时间。老舍抽身走出书房，悄悄对胡絜青说：“快吃晚饭了，我们要留总理吃饭。”平时老舍夫妇生活简朴，晚餐吃面条、喝粥，家里没什么好菜。那时没超市，上街买菜已经来不及了。胡絜青急得满头大汗，只好临时张罗出两样家常菜：摊鸡蛋、蒸鱼。周恩来看在眼里，笑呵呵地说：“你和小超一样，知识分子，不会做菜。”周恩来嘴里这么说，可吃得却津津有味。周恩来边吃边说：“吃到这样的菜已经很好了。当年我们长征，吃不饱，吃不好，有时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到了延安，那里仍然很艰苦，喝小米粥、啃玉米窝窝头是常事。艰苦奋斗，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
四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风暴呼啸而至，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顷刻间陷入一场空前浩劫。一夜之间，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成了“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老舍是大作家，且从海外归来，自然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10日，巴金在北京见到老舍，老舍对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说到周恩来和陈毅的时候，他的声音里流露出极深的敬爱之情。巴金在1977年12月15日写的散文《最后的时刻》中记叙了上述一段文字，末尾写道：“这个声音今天还在我的心里激荡。”
谁料会见巴金后不久，老舍大祸临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天，北京市文联造反组织要召开批判大会。前两天，老舍匆匆去找茅盾，问：“明天的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轻轻地向老舍摇了摇手。书生气十足的老舍回到家里，征求老伴的意见，一本正经地说：“造反派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胡絜青担心丈夫去开会挨批挨斗，斩钉截铁地答道：“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老舍一听来了火，瞪着两眼天真地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我真是牛鬼蛇神，不敢参加了，可我是北京文联主席，能不参加吗？”
次日上午，老舍若无其事地前去开会了。未料，他一到会场，主持批判大会的造反派头头就宣布老舍三条“罪状”：美国特务、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他还声嘶力竭地叫嚷：“老舍那里有大量美元，他不是美国特务是什么？”老舍哪里有美元存在美国银行？他感到莫名其妙，据理申辩：“我没有一分美金存在美国，我不是美国特务，我是周总理召回来的！”他正说着，突然冲上来几名造反派小将，将老舍双手反锁，揪他的头，让他坐“喷气式飞机”，勒令他“请罪”。老舍不服，与造反小将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造反小将们见他如此顽固，就拳打脚踢，直打得他遍体鳞伤。性格刚烈的老舍忍受不了这样的人格侮辱，愤慨万分。1966年8月24日清晨，他带着满身伤痕，气呼呼地离家出走。那天上午，造反派们到老舍家中要人，扬言要继续批斗老舍。他们到处搜查，甚至爬上房间顶棚去搜，不见人影，才悻悻退去。胡絜青预感到事态的严重，忽然想起一次老舍生病未告诉周恩来还遭到批评的事，就悄悄派孩子去国务院接待站向周恩来传递老舍失踪的消息。8月25日清晨，总理办公室给胡絜青打来电话，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不要着急，已经派人去找，一有消息，马上通知，请等候。”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老舍已于8月24日清晨跳入太平湖，愤而自杀了！尸体打捞上来，经过辨认，认定是老舍，便通知了他的家人。老舍家人如五雷击顶，极度悲痛。老舍出事后，一批中学生“进驻”老舍家，其中有人悄悄地对胡絜青说：“你去做点吃的，千万不能不明不白去死啊！如果那样的话，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那个学生还对胡絜青说：“你家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拨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会有人来。”说着他就递给胡絜青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那天，那个学生还对胡絜青说：“你家可以到银行提取老舍原来存在银行的8万元稿费用来补贴家用。”事后得知，上述这些都是周恩来安排的。他说服一批青年学生，要他们保护好老舍的家人，还下令银行准许老舍家人去提取已“冻结”的存款……
对于老舍的死，周恩来痛心疾首，无限惋惜。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见到当时北京唯一一位没被“罢官”、“夺权”的副市长王昆仑，问他老舍的死因。周恩来听完王昆仑的叙述，十分痛楚地跺着脚说：“老舍先生是我请回来的，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待呀？！”
老舍之死的教训，使周恩来想到举一反三、保护革命老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问题。在老舍自杀之后的第五天，周恩来亲自签发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囊括了100多名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以及爱国民主人士，其中有宋庆龄、李宗仁、郭沫若、马一浮、潘天寿、盖叫天、沙孟海和陈毅、叶飞、范文澜等。后来这些人大多得到了保护。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周恩来忍辱负重，日日夜夜“救火”，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累得喘不过气来，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长期劳累，使他身患癌症。
1975年，病势沉重的周恩来在305医院住院，有时候他在身边人员的陪同下到北海公园散步。一次，他们一行来到北海的仿膳饭庄，特意请饭庄做两道素淡的菜。周恩来边吃边观赏，当他看到“仿膳”两字下边的题签“老舍”已被挖掉时，对身旁的服务员说：“你们知道这字是谁写的吗？”对方摇摇头，周恩来自己回答：“还是应该把老舍的名字补上去。”
周恩来发了话，尽管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仿膳饭庄领导还是听他的，在店面牌匾补上了“老舍”两字。今日，顾客还依稀看得出牌匾上修补的痕迹。
同年8月24日，是老舍罹难的9周年纪念日，残阳夕照，周恩来在身边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陪同下，又一次在北海公园散步。走着走着，周恩来突然停住脚步，默默地望着湖水出神。几分钟后，他转过身，问身边的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不知道。”对方一时不明白周恩来问话的意思，茫然地摇了摇头。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接着，周恩来又问：“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听人说过，跳湖自杀，不很详细……”
周恩来语气坚定地说：“我知道，让我详细讲给你听。”然后，他心情沉重地叙述起来。他在北海湖畔的独白，是对老朋友老舍无限深情的怀念，是一种沉痛的悼词，也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所作的无奈追思，将事实真相传递给他人的一种曲折方法。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多么重情重义啊！
周恩来对老舍无微不至关怀，不但让老舍感动，就连他的家人也感激至极。回忆起周恩来，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赞不绝口，在她九十高龄时，她亲手写下赞美周恩来的诗句：“无儿无女无分文，为理为善为人民。聪颖机智操巨细，宇宙声誉是全人。”现在这幅墨宝被珍藏在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