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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语文根植于火热的生活，面对花季的少年;语文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携带着民族精神的基因;语文是文史哲的统一，这里有斐然的文采、深邃的思想和审美的情趣。语文教师应然有广博的学识与宽广的视野。科伦·麦凯恩说：散文作者应该读诗，诗人应该读小说，编剧应该读哲学书，记者应该读短篇小说，哲学家应该读所有类型的书。事实上，我们都应该读所有类型的书。由此，我们尝试设计这样一个栏目，以期作话题广泛的切磋、交流，助力广大语文教师专业成长。
明正德十年，一位即将从京师返回故里的学人，临行前再次请益于王阳明。王阳明只送给他两个字：立诚。这位学人名林典卿，他多次聆听过王阳明的“立诚”之说，今天之请益，本想获得察天人、通古今的为学之典则，不料竞是多次听闻的“立诚”二字。他不禁追问道：“以天地之大，星辰之丽，日月之明，四时之行，引类而言，不可穷尽;人物之富，草木之蕃，禽兽之群，华夏之辩，引类而言，不可穷尽;古之学者殚精竭智，尚莫能究其端绪，靡昼夜，极年岁，犹不能竞其说。难道仅仅‘立诚’二字，就能尽其窾要吗？”王阳明从容回答：“立诚尽之矣”。
“修辞立其诚”乃为人之大端，“诚意正心”为儒家八条目之首义，言行一致为立身处世之根本。2014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要以“立德树人”作为实施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任务。但何为“立德”，如何“树人”？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自律”在中华文化的语境里就是“正心”，“正心”的前提是“诚意”，即“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中庸》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是修身之本。由“诚”而达到道德的自律，便是“立德”。故此，王阳明强调“诚”，孟子也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教育的宗旨在“树人”，宋儒胡瑗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者在学校。”强调学校教育的职责在于“树人”。“树人”的要旨在“立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把“立德”放在首位，“立德”与“树人”相统一。但“立德”与“树人”如何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呢？《中庸》给出的路径是“尊德性而道问学”。对这句话的内涵，朱熹与陆九渊有不同见解，朱熹留心于“道问学”，陆九渊着眼于“尊德性”，但他们的共识是德性离不开问学。“正心诚意”萌生于“格物致知”，德性之成長奠基于求知与“问学”。
《指导纲要》进一步强调，要从“爱国”“处世”“修身”三个层面推进立德树人教育。
其一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中心的家国情怀教育。西方文化中只有“个人—社会”两极，中华传统文化中“身—家—国”是一个统一体。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不断提升、推进的过程。
其二是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爱教育。孔子曰：“仁者爱人。”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有等差，推己及人。陶行知先生的名言：“爱满天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觉传承。
其三是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中心的人格修养教育。“正心”是人格修养的起始环节;“笃志”是人格修养的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弘毅”是知行合一的担当与使命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崇德”之要在爱国，爱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志士仁人最为崇高的品德。文天祥临刑前慷慨陈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中华民族要有文化自信，中国人民要有精神支柱。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之急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热爱，具有文化自觉和生命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殊和它发展的趋势。”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的阐释包含着以史为鉴、开拓创新的迫切愿望，这是立德树人的题中之义。
立德树人的文化内涵当为明体达用——济世、治身、明心。宋朝张横渠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明代东林书院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楹联，这都表达了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与深沉的社会责任感。晏阳初（1890-1990）为了改变旧中国“贫、愚、弱、私”四大顽疾，开展“四大教育”——以生计教育救穷，以文艺教育救愚，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个人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一脉相承，影响深远，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一代新人的造就，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与引导。以系统规范的文德教化充实人的心灵世界，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进一步弘扬，也是培养民族的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叶水涛，著名教育专家，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
明正德十年，一位即将从京师返回故里的学人，临行前再次请益于王阳明。王阳明只送给他两个字：立诚。这位学人名林典卿，他多次聆听过王阳明的“立诚”之说，今天之请益，本想获得察天人、通古今的为学之典则，不料竞是多次听闻的“立诚”二字。他不禁追问道：“以天地之大，星辰之丽，日月之明，四时之行，引类而言，不可穷尽;人物之富，草木之蕃，禽兽之群，华夏之辩，引类而言，不可穷尽;古之学者殚精竭智，尚莫能究其端绪，靡昼夜，极年岁，犹不能竞其说。难道仅仅‘立诚’二字，就能尽其窾要吗？”王阳明从容回答：“立诚尽之矣”。
“修辞立其诚”乃为人之大端，“诚意正心”为儒家八条目之首义，言行一致为立身处世之根本。2014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要以“立德树人”作为实施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任务。但何为“立德”，如何“树人”？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自律”在中华文化的语境里就是“正心”，“正心”的前提是“诚意”，即“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中庸》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是修身之本。由“诚”而达到道德的自律，便是“立德”。故此，王阳明强调“诚”，孟子也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教育的宗旨在“树人”，宋儒胡瑗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者在学校。”强调学校教育的职责在于“树人”。“树人”的要旨在“立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把“立德”放在首位，“立德”与“树人”相统一。但“立德”与“树人”如何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呢？《中庸》给出的路径是“尊德性而道问学”。对这句话的内涵，朱熹与陆九渊有不同见解，朱熹留心于“道问学”，陆九渊着眼于“尊德性”，但他们的共识是德性离不开问学。“正心诚意”萌生于“格物致知”，德性之成長奠基于求知与“问学”。
《指导纲要》进一步强调，要从“爱国”“处世”“修身”三个层面推进立德树人教育。
其一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中心的家国情怀教育。西方文化中只有“个人—社会”两极，中华传统文化中“身—家—国”是一个统一体。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不断提升、推进的过程。
其二是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爱教育。孔子曰：“仁者爱人。”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有等差，推己及人。陶行知先生的名言：“爱满天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觉传承。
其三是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中心的人格修养教育。“正心”是人格修养的起始环节;“笃志”是人格修养的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弘毅”是知行合一的担当与使命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崇德”之要在爱国，爱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志士仁人最为崇高的品德。文天祥临刑前慷慨陈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中华民族要有文化自信，中国人民要有精神支柱。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之急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热爱，具有文化自觉和生命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殊和它发展的趋势。”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的阐释包含着以史为鉴、开拓创新的迫切愿望，这是立德树人的题中之义。
立德树人的文化内涵当为明体达用——济世、治身、明心。宋朝张横渠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明代东林书院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楹联，这都表达了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与深沉的社会责任感。晏阳初（1890-1990）为了改变旧中国“贫、愚、弱、私”四大顽疾，开展“四大教育”——以生计教育救穷，以文艺教育救愚，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个人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一脉相承，影响深远，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一代新人的造就，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与引导。以系统规范的文德教化充实人的心灵世界，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进一步弘扬，也是培养民族的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叶水涛，著名教育专家，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