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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伤城，尹日强也是
尹日强已经在家里呆了好几天了，始终没有走出家门。他一直躲在房间里，靠着网络偶尔和学校老师、朋友交流，还有自己补习英语。
他怕见一切陌生人。
“这一个月来，我听的电话比之前20年加起来都多。说实话，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没意义的，也没有所谓的真相。我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他在电话中说。
“我如果和你再说下去，可能就会把那些自己不想说的话给说出来。每个人都有两个世界，一个是面对外人时的样子，一个是自己内心里的样子，我不想别人知道太多我内心的东西，那些是我的隐私。我知道大家关心我，但我还是要保守自己的隐私。”
他把电话挂了。
母亲罗金再在一边静静听着。她有些难过。这些年来，儿子和她说的话，可能都没有这段时间和记者说的多。
一个普通小镇
湖南浏阳市永安镇商贸城，尹日强的家就在这里。一排排三层小楼，楼下是铺面，楼上是住屋。这是镇上第一批商品房。
“什么商贸城，不就是一个小市场嘛。”长沙来的出租车司机颇为不屑，颠簸过崎岖不平的路面，绕过闹哄哄的集市，这个小地方让他找得颇为吃力。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内地小城镇，人们早已习惯了各种现代与传统杂交的场景。杂乱的街头上，衣着光鲜、满口时髦话的小公务员和敞开胸膛、满身泥土的建筑工人夹杂在一起，赶路匆忙。两家挂着“传统蒸菜”招牌的小饭馆中间，是一家卡拉OK歌舞厅。饭馆电视里《铁窗泪》的愁苦声音，歌舞厅里迪斯科版《两只蝴蝶》的喧闹，浑然一色。
在这里，最多的新闻就是花炮厂房爆炸，其次是因为纠葛产生的爆炸事件，“我们这里的人性格比较强悍，做花炮的地方火药又特别多，所以爆炸的新闻比较多。像上个月文家市有个饭馆才发生打架爆炸的事，死伤很多人。那个饭馆离这里很近的。”招待所的老板是地道的永安人，在这个小镇生活了30多年，习惯了“花炮爆炸时候的震天声响”。
这个老板是第一次知道一个大学生失踪了，“不看报道我们都不知道镇里有人在香港读书呢。”
永安镇是位于长沙市和浏阳市的中间站，也是两个城市的夹缝。浏阳河横贯其中，萦回百折，西流注入湘江。与歌里所唱的“50里水路”相近，这里离长沙不过30公里的车路，有几辆残破的中巴把小镇的人们与省城的繁华联系起来。
尹日强的父母正是维系着小镇与省城的中介人员。这些年来，他们经营着一辆“江背－永安－长沙”的中巴，父亲是司机，母亲是售票员。在当地人看来，“经济状况还算不错，不过要同时供两个小孩上大学，就比较吃力了。”
长沙 深圳 香港
尹日强在这个小镇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他从小是跟爷爷奶奶在老家长沙县黄花镇长大的，上了高中后又一直住校，只有周末才回永安镇的家。从小到大，他就很少和父母交流，“问一句他就答一句”。在邻居的眼中，他更加是一个足不出户的人，“暑假回来后整天都呆在家里上网”。
2004年，正在湖南师大附中读高三的尹日强来到深圳。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会在这个城市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当年的泛珠三角中学生物理竞赛中，他获得了一等奖。也是在这次比赛中，香港科技大学的老师杨志宇看上了他，准备为他开通赴港读书的直通车。
当香港科技大学的一纸保送通知书到达尹日强手上时，他便取消了报考国防科技大学的计划，欣然地接受了保送，成为浏阳市第一个到香港上大学的学生。既能到香港的名校读自己喜欢的物理系，第一年又有10万块的奖学金，正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长沙到香港，不过千里的路程。从一个长沙的中学生到一个香港的大学生，尹日强的心理落差却何止千里。
关于香港科技大学，有个说法，学校也被叫成“香港压力大学”，因为英文缩写HKUST也可以解释为“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nsion”。一向春风得意的尹日强刚进入大学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大一的时候，他一口气就选修了7门课。
成绩出来，7门选修课中有两门成绩是D，这意味着在下一学年，他的奖学金将被取消。这对自视甚高的他产生了严重的打击。一直内向的尹日强心里也很清楚自己的家庭状况：为了供自己和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姐姐读书，家里已经欠下10万元的债务。于是，他对家里人只是称成绩不理想，奖学金会减半。
这个年轻人背着父母向学校申请了6万元的低息贷款，准备大二的时候东山再起，拿到全额奖学金。
英语上的缺陷让他再次失败了。这个暑假，他只能向父母坦白，拿不到奖学金，但仍隐瞒了6万贷款的事情。这次返校的时候，只有向家里要钱。银行转账的昂贵手续费让他选择了随身携带现金，于是便有了“身上带着6万块现金”。
他时常感觉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在香港读书很多事要处理，我总是记不住”，这不但影响学习，还让他在上学期末的时候忘了办理住宿申请和通关手续。
失踪风波
8月28日，尹日强带着６万元人民币与同学夏鹏晔从长沙乘火车到深圳。这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签证即将到期，这让他变得更“闷”了。不敢跟家里人和朋友说，只想“到网吧里上网，给学校发封信，查查有没有快速申办通关手续的办法。可是上网后，左想右想，还是不敢发了。”
随后发生的事情尽人皆知。他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惊动了亲人，惊动了学校，惊动了媒体，惊动了深港两地。
由于要2000元才可以开通香港长途电话，家里一直没有开通。到香港读书的第一年，尹日强一个月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到了第二年，一年中只给家里打了六七个电话。这次回家，母亲再三吩咐，以后要多给家里打电话，“至少半个月一次”。正是这个吩咐让尹日强突然“失而复得”。９月12日，尹日强打电话给母亲，随后在深圳市芙蓉宾馆与父亲见面。
“他为什么会失踪？失踪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事实是隐瞒的？”
媒体这么多的疑问一下涌过来，让沉默的少年手足无措，而其中一些细节父母也不得其解，“也没必要详细地过问。”
他的一个老师则认为，媒体是在小题大做，“父母都有护犊之情，见到孩子受委屈后，对外人的讲述就会不自觉地渲染。没与媒体打过交道的他们怎么知道，这些都成了媒体指责的证据。有多少事实经得起放大镜的一再聚焦啊。”
之后的几天里，尹日强跟着父母辗转于浏阳的数十个大小寺庙之中。“我失踪那段日子，也不知妈妈到底去求了多少个寺庙的神保佑，所以她现在要一个个地去还愿。我这几天都要跟着，一家家地去。”尹日强说。
他的姨父陪他到湘潭的毛泽东故居逛了一圈，“到伟人故居散散心，让孩子找回以前的自信。”
不过是一场逃学事件
10月9日，尹日强的姨父坐在家里抽烟，一个朋友走进来，笑了：“又有记者。”
尹的姨父呼出一口烟，弹落片片烟灰。“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一个小孩子在外面读书遇到困难，不敢跟家里人说，想自己解决问题，结果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我觉得，媒体应该关注的是在香港读大学的内地学生，现在很多都和尹日强一样，面临着经济上和学习上的压力问题。”
“这事主要是我们父母的责任，如果我们是有钱人家，孩子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也就不会做出这种事。”母亲罗金再说。
风波平息下来后，母亲说：“这次事件过后，孩子至少成长了10岁。”
电话里的尹日强说，“这都是我的责任，我以为自己能解决问题，不想让家里人担心，却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社会影响。这与我的父母无关，他们只是想保护我。”
当天夜里，睡着的时候，他口里一直喊着：“别来采访我，你们都别来啊。”
“又做恶梦了。”母亲心里默默难过。
是夜，永安镇上有人去世。按照当地的习俗，应该燃放浏阳花炮。炮声响起来，火花在夜空里稍亮即逝，只有烟雾还久久地弥漫着，没有散去。
次日，尹日强逃离了永安镇，去了爷爷奶奶家。
尹日强已经在家里呆了好几天了，始终没有走出家门。他一直躲在房间里，靠着网络偶尔和学校老师、朋友交流，还有自己补习英语。
他怕见一切陌生人。
“这一个月来，我听的电话比之前20年加起来都多。说实话，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没意义的，也没有所谓的真相。我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他在电话中说。
“我如果和你再说下去，可能就会把那些自己不想说的话给说出来。每个人都有两个世界，一个是面对外人时的样子，一个是自己内心里的样子，我不想别人知道太多我内心的东西，那些是我的隐私。我知道大家关心我，但我还是要保守自己的隐私。”
他把电话挂了。
母亲罗金再在一边静静听着。她有些难过。这些年来，儿子和她说的话，可能都没有这段时间和记者说的多。
一个普通小镇
湖南浏阳市永安镇商贸城，尹日强的家就在这里。一排排三层小楼，楼下是铺面，楼上是住屋。这是镇上第一批商品房。
“什么商贸城，不就是一个小市场嘛。”长沙来的出租车司机颇为不屑，颠簸过崎岖不平的路面，绕过闹哄哄的集市，这个小地方让他找得颇为吃力。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内地小城镇，人们早已习惯了各种现代与传统杂交的场景。杂乱的街头上，衣着光鲜、满口时髦话的小公务员和敞开胸膛、满身泥土的建筑工人夹杂在一起，赶路匆忙。两家挂着“传统蒸菜”招牌的小饭馆中间，是一家卡拉OK歌舞厅。饭馆电视里《铁窗泪》的愁苦声音，歌舞厅里迪斯科版《两只蝴蝶》的喧闹，浑然一色。
在这里，最多的新闻就是花炮厂房爆炸，其次是因为纠葛产生的爆炸事件，“我们这里的人性格比较强悍，做花炮的地方火药又特别多，所以爆炸的新闻比较多。像上个月文家市有个饭馆才发生打架爆炸的事，死伤很多人。那个饭馆离这里很近的。”招待所的老板是地道的永安人，在这个小镇生活了30多年，习惯了“花炮爆炸时候的震天声响”。
这个老板是第一次知道一个大学生失踪了，“不看报道我们都不知道镇里有人在香港读书呢。”
永安镇是位于长沙市和浏阳市的中间站，也是两个城市的夹缝。浏阳河横贯其中，萦回百折，西流注入湘江。与歌里所唱的“50里水路”相近，这里离长沙不过30公里的车路，有几辆残破的中巴把小镇的人们与省城的繁华联系起来。
尹日强的父母正是维系着小镇与省城的中介人员。这些年来，他们经营着一辆“江背－永安－长沙”的中巴，父亲是司机，母亲是售票员。在当地人看来，“经济状况还算不错，不过要同时供两个小孩上大学，就比较吃力了。”
长沙 深圳 香港
尹日强在这个小镇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他从小是跟爷爷奶奶在老家长沙县黄花镇长大的，上了高中后又一直住校，只有周末才回永安镇的家。从小到大，他就很少和父母交流，“问一句他就答一句”。在邻居的眼中，他更加是一个足不出户的人，“暑假回来后整天都呆在家里上网”。
2004年，正在湖南师大附中读高三的尹日强来到深圳。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会在这个城市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当年的泛珠三角中学生物理竞赛中，他获得了一等奖。也是在这次比赛中，香港科技大学的老师杨志宇看上了他，准备为他开通赴港读书的直通车。
当香港科技大学的一纸保送通知书到达尹日强手上时，他便取消了报考国防科技大学的计划，欣然地接受了保送，成为浏阳市第一个到香港上大学的学生。既能到香港的名校读自己喜欢的物理系，第一年又有10万块的奖学金，正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长沙到香港，不过千里的路程。从一个长沙的中学生到一个香港的大学生，尹日强的心理落差却何止千里。
关于香港科技大学，有个说法，学校也被叫成“香港压力大学”，因为英文缩写HKUST也可以解释为“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nsion”。一向春风得意的尹日强刚进入大学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大一的时候，他一口气就选修了7门课。
成绩出来，7门选修课中有两门成绩是D，这意味着在下一学年，他的奖学金将被取消。这对自视甚高的他产生了严重的打击。一直内向的尹日强心里也很清楚自己的家庭状况：为了供自己和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姐姐读书，家里已经欠下10万元的债务。于是，他对家里人只是称成绩不理想，奖学金会减半。
这个年轻人背着父母向学校申请了6万元的低息贷款，准备大二的时候东山再起，拿到全额奖学金。
英语上的缺陷让他再次失败了。这个暑假，他只能向父母坦白，拿不到奖学金，但仍隐瞒了6万贷款的事情。这次返校的时候，只有向家里要钱。银行转账的昂贵手续费让他选择了随身携带现金，于是便有了“身上带着6万块现金”。
他时常感觉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在香港读书很多事要处理，我总是记不住”，这不但影响学习，还让他在上学期末的时候忘了办理住宿申请和通关手续。
失踪风波
8月28日，尹日强带着６万元人民币与同学夏鹏晔从长沙乘火车到深圳。这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签证即将到期，这让他变得更“闷”了。不敢跟家里人和朋友说，只想“到网吧里上网，给学校发封信，查查有没有快速申办通关手续的办法。可是上网后，左想右想，还是不敢发了。”
随后发生的事情尽人皆知。他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惊动了亲人，惊动了学校，惊动了媒体，惊动了深港两地。
由于要2000元才可以开通香港长途电话，家里一直没有开通。到香港读书的第一年，尹日强一个月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到了第二年，一年中只给家里打了六七个电话。这次回家，母亲再三吩咐，以后要多给家里打电话，“至少半个月一次”。正是这个吩咐让尹日强突然“失而复得”。９月12日，尹日强打电话给母亲，随后在深圳市芙蓉宾馆与父亲见面。
“他为什么会失踪？失踪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事实是隐瞒的？”
媒体这么多的疑问一下涌过来，让沉默的少年手足无措，而其中一些细节父母也不得其解，“也没必要详细地过问。”
他的一个老师则认为，媒体是在小题大做，“父母都有护犊之情，见到孩子受委屈后，对外人的讲述就会不自觉地渲染。没与媒体打过交道的他们怎么知道，这些都成了媒体指责的证据。有多少事实经得起放大镜的一再聚焦啊。”
之后的几天里，尹日强跟着父母辗转于浏阳的数十个大小寺庙之中。“我失踪那段日子，也不知妈妈到底去求了多少个寺庙的神保佑，所以她现在要一个个地去还愿。我这几天都要跟着，一家家地去。”尹日强说。
他的姨父陪他到湘潭的毛泽东故居逛了一圈，“到伟人故居散散心，让孩子找回以前的自信。”
不过是一场逃学事件
10月9日，尹日强的姨父坐在家里抽烟，一个朋友走进来，笑了：“又有记者。”
尹的姨父呼出一口烟，弹落片片烟灰。“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一个小孩子在外面读书遇到困难，不敢跟家里人说，想自己解决问题，结果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我觉得，媒体应该关注的是在香港读大学的内地学生，现在很多都和尹日强一样，面临着经济上和学习上的压力问题。”
“这事主要是我们父母的责任，如果我们是有钱人家，孩子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也就不会做出这种事。”母亲罗金再说。
风波平息下来后，母亲说：“这次事件过后，孩子至少成长了10岁。”
电话里的尹日强说，“这都是我的责任，我以为自己能解决问题，不想让家里人担心，却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社会影响。这与我的父母无关，他们只是想保护我。”
当天夜里，睡着的时候，他口里一直喊着：“别来采访我，你们都别来啊。”
“又做恶梦了。”母亲心里默默难过。
是夜，永安镇上有人去世。按照当地的习俗，应该燃放浏阳花炮。炮声响起来，火花在夜空里稍亮即逝，只有烟雾还久久地弥漫着，没有散去。
次日，尹日强逃离了永安镇，去了爷爷奶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