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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后京都国际气候协定谈判之所以艰难，关键在于《京都议定书》模式取之不当，弃之可惜。
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但长期以来，这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
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１１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０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闭幕。此次会议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生效（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６日）后的首次会议，也是１９９７年京都会议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政府间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被称为是为“后京都时代”谋篇布局的一次大会。根据《京都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后京都谈判应不迟于２００５年启动。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构架何去何从已迫在眉睫。如何推动美国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成为后京都谈判的最大悬念。
绘制“蒙特利尔路线图”
来自全世界１８９个国家的近万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最终达成了４０多项重要决定。其中包括启动《京都议定书》新二阶段温室气体减排谈判，以进一步推动和强化各国的共同行动，切实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势头。
本次大会取得的重要成果被称为“控制气候变化的蒙特利尔路线图”。实际上，该路线图确定了一条双轨路线：①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１５７个缔约方将启动《京都议定书》２０１２年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责任谈判进程（根据议定书，发达国家到２０１２年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１９９０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５％，但该条款２０１２年后便失效），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小组，并于２００６年５月开始工作；②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础上，１８９个缔约方同时就探讨控制全球变暖的长期战略展开对话，计划将举行一系列范围广泛的专题讨论会，以确定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此次大会通过了有关《京都议定书》的执行规定，这意味着议定书将开始全面执行，从而正式启动了全球碳市场。而启动２０１２年后的执行谈判，则为议定书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开展的“不具约束力的对话”，又避免了一直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但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首位的美国脱离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行动进程。
在讨论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同时，如何适应气候变化也是本次大会的重要议题。会议决定开展一个为期五年的项目，研究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从而为确定采取何种具体措施和步骤铺平道路。同时，会议决定用一年时间确定“适应气候变化基金”的管理和运行模式。该基金来源于“清洁发展机制”的收益，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具体活动。
但不能否认，本次大会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各方相互妥协的结果。与会方的激烈争论、美国的顽固立场以及在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传统议题”方面的进展有限，都意味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进程。
美国一意孤行
美国拒绝参加２０１２年以后关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谈判。面对来自全球的压力，美国仍然拒不签署旨在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甚至不愿意讨论“减排”。美国代表明确表示，美国拒绝参与任何类似的讨论。对于人类正在品尝其苦果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美国一贯坚持依赖将来的科技发展来减少环境污染的态度。美国自称，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３年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的幅度大于欧盟；但联合国的报告却显示，２００３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比１９９０年增加了１３．３％，而同期欧盟的平均排放水平则下降了１．４个百分点。
启动后京都国际气候协定谈判之所以艰难，关键在于《京都议定书》模式取之不当，弃之可惜。如果要美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进程，一条可取之路就是回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另行谈判。但这样做的话，程序复杂，众口难调，交易成本太高。为此，一些国家可能选择抛开公约框架，另行结盟，或双边、或多边；或封闭、或开放，提出新的动议，形成相应的协定，走“第三条道路”。
２００１年美国总统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时提出了三点理由：一是气候变化问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二是履行《京都议定书》目标对美国经济影响太大；三是主要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没有有效参与。尽管国际社会做出了不懈努力劝说美国，但它还是顽固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如，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之外分别发起了“氢能经济国际伙伴计划”、“碳收集领导人论坛”、“甲烷市场化伙伴计划”、“第四代国际论坛”以及“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益伙伴计划”等，美国选择第三条道路已现端倪。在美国的积极倡议下，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８日，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六国的外长或代表，在老挝万象发表《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宣言》，决定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应对亚太地区的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六国将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要求和各自的国情，在气候变化等方面加强合作。
欧美以技术合作寻求中国支持
蒙特利尔会议继续强调了一个传统而又核心的话题——技术。无论是温室气体减
排还是适应气候变化，都离不开先进的环保技术。会议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鼓励环保技术的开发和转让，特别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让。
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技术的传播和扩散非常重要。未来世界能源需求和排放增长的大部分将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技术研发能力相对不足，整体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因此，仅依靠技术自然扩散带来的溢出效益或者纯商业性的技术贸易都是不够的。为了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但长期以来，这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
《京都议定书》的执行，加深了美国以及同样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的澳大利亚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同时也使人们更加关注少数几个举棋不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考虑到这一情况，美国和欧盟都要争取中国的支持，而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建立良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关键是在技术转让方面取得突破。中国的立场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声：“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关键是实现技术创新、转让和推广，并开展灵活务实的国际合作。”
上面提到的《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宣言》实际上是个技术协定，它切中了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对技术转让的需求，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安全和能源效率问题，而且没有硬性规定每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削减义务。正因如此，它才能顺利地建立起来。
２００５年９月５日，中国和欧盟发表了《中国和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确定在气候变化领域建立伙伴关系。宣言指出，这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充分补充，中欧将在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和转让方面加强务实合作，以提高能源效率，并促进低碳经济。
由此可见，无论是《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宣言》还是《中国和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强调的重点都是技术合作，以帮助中国等正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走低碳发展道路。这说明，双边和多边合作正逐渐走向务实。
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但长期以来，这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
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１１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０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闭幕。此次会议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生效（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６日）后的首次会议，也是１９９７年京都会议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政府间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被称为是为“后京都时代”谋篇布局的一次大会。根据《京都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后京都谈判应不迟于２００５年启动。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构架何去何从已迫在眉睫。如何推动美国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成为后京都谈判的最大悬念。
绘制“蒙特利尔路线图”
来自全世界１８９个国家的近万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最终达成了４０多项重要决定。其中包括启动《京都议定书》新二阶段温室气体减排谈判，以进一步推动和强化各国的共同行动，切实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势头。
本次大会取得的重要成果被称为“控制气候变化的蒙特利尔路线图”。实际上，该路线图确定了一条双轨路线：①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１５７个缔约方将启动《京都议定书》２０１２年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责任谈判进程（根据议定书，发达国家到２０１２年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１９９０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５％，但该条款２０１２年后便失效），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小组，并于２００６年５月开始工作；②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础上，１８９个缔约方同时就探讨控制全球变暖的长期战略展开对话，计划将举行一系列范围广泛的专题讨论会，以确定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此次大会通过了有关《京都议定书》的执行规定，这意味着议定书将开始全面执行，从而正式启动了全球碳市场。而启动２０１２年后的执行谈判，则为议定书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开展的“不具约束力的对话”，又避免了一直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但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首位的美国脱离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行动进程。
在讨论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同时，如何适应气候变化也是本次大会的重要议题。会议决定开展一个为期五年的项目，研究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从而为确定采取何种具体措施和步骤铺平道路。同时，会议决定用一年时间确定“适应气候变化基金”的管理和运行模式。该基金来源于“清洁发展机制”的收益，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具体活动。
但不能否认，本次大会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各方相互妥协的结果。与会方的激烈争论、美国的顽固立场以及在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传统议题”方面的进展有限，都意味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进程。
美国一意孤行
美国拒绝参加２０１２年以后关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谈判。面对来自全球的压力，美国仍然拒不签署旨在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甚至不愿意讨论“减排”。美国代表明确表示，美国拒绝参与任何类似的讨论。对于人类正在品尝其苦果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美国一贯坚持依赖将来的科技发展来减少环境污染的态度。美国自称，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３年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的幅度大于欧盟；但联合国的报告却显示，２００３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比１９９０年增加了１３．３％，而同期欧盟的平均排放水平则下降了１．４个百分点。
启动后京都国际气候协定谈判之所以艰难，关键在于《京都议定书》模式取之不当，弃之可惜。如果要美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进程，一条可取之路就是回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另行谈判。但这样做的话，程序复杂，众口难调，交易成本太高。为此，一些国家可能选择抛开公约框架，另行结盟，或双边、或多边；或封闭、或开放，提出新的动议，形成相应的协定，走“第三条道路”。
２００１年美国总统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时提出了三点理由：一是气候变化问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二是履行《京都议定书》目标对美国经济影响太大；三是主要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没有有效参与。尽管国际社会做出了不懈努力劝说美国，但它还是顽固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如，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之外分别发起了“氢能经济国际伙伴计划”、“碳收集领导人论坛”、“甲烷市场化伙伴计划”、“第四代国际论坛”以及“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益伙伴计划”等，美国选择第三条道路已现端倪。在美国的积极倡议下，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８日，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六国的外长或代表，在老挝万象发表《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宣言》，决定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应对亚太地区的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六国将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要求和各自的国情，在气候变化等方面加强合作。
欧美以技术合作寻求中国支持
蒙特利尔会议继续强调了一个传统而又核心的话题——技术。无论是温室气体减
排还是适应气候变化，都离不开先进的环保技术。会议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鼓励环保技术的开发和转让，特别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让。
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技术的传播和扩散非常重要。未来世界能源需求和排放增长的大部分将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技术研发能力相对不足，整体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因此，仅依靠技术自然扩散带来的溢出效益或者纯商业性的技术贸易都是不够的。为了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但长期以来，这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
《京都议定书》的执行，加深了美国以及同样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的澳大利亚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同时也使人们更加关注少数几个举棋不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考虑到这一情况，美国和欧盟都要争取中国的支持，而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建立良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关键是在技术转让方面取得突破。中国的立场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声：“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关键是实现技术创新、转让和推广，并开展灵活务实的国际合作。”
上面提到的《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宣言》实际上是个技术协定，它切中了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对技术转让的需求，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安全和能源效率问题，而且没有硬性规定每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削减义务。正因如此，它才能顺利地建立起来。
２００５年９月５日，中国和欧盟发表了《中国和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确定在气候变化领域建立伙伴关系。宣言指出，这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充分补充，中欧将在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和转让方面加强务实合作，以提高能源效率，并促进低碳经济。
由此可见，无论是《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宣言》还是《中国和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强调的重点都是技术合作，以帮助中国等正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走低碳发展道路。这说明，双边和多边合作正逐渐走向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