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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植根于八廓古街的每一个角落。当大院作为建筑时，是具体而物质的;但当大院作为人文据点时，是抽象而精神的。传统的观念使得每一座建筑与人的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
八廓很像朝着一个方向流动的棋盘，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着这一规律。当顺时针旋转时，街道两边大致相同的建筑格局在延伸，即使有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也很难把这种主题结构给破坏。
历史影像中的八廓老城。可以看到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马，一个人工挖掘的水塘，屋顶晾晒的物品、以及远处隐约的布拉宫。（供图/本刊资料库）
有资料充分证明，整个拉萨古城有56座古老大院。这些大院讲述着某个年代的历史，或者某个时代的兴旺。
走进八廓，会发现许多古老的大院，一直有古老的名字作为它们的标示。面对这么多的古老大院，即使那些“朝夕相处”者，也会不知所措。在调研中，常会遇到夸张的表情来表述大院的古老和自己的无知。但无论如何，得到的答案将会是，每一座大院都是重要的。
当年繁荣的帕拉达热，现在是一个由几十户人家共同居住的居民院落。 （摄影/秋天）
在无数八廓街的图片中，大院总时隐时现，展露遗迹。因为有了这些大院，才使八廓街道在视觉上变得更加美丽，如同一个装扮好的姑娘，靓丽无限。所以说，大院是八廓街道上不能没有的景观。
每一座大院的建造者，应该都有一个热血沸腾的时刻，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建筑呈现给后人。
桑珠颇章，从名字上看，起初的意思是狮龙宫殿，到后来才有了字面上的改变。名字的霸气，充分显示了建造者对于权威和威严的理解，以及一种自信。
1617年，五世达赖喇嘛出生在山南琼结一个小贵族家庭。1622年，在他六岁的时候，被迎请到哲蚌寺。当时西藏政权还掌握在藏巴汗手中。这时的格鲁派由于经历了180年的发展，已经聚拢了很多信徒。1641年，五世达赖喇嘛借助蒙古固始汗之手，推翻了藏巴汗政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日喀则举行了盛大的欢庆仪式，固始汗把象征权力的垂罗宝饰献给他，从此宣告了达赖喇嘛权力的建立。
尽管固始汗成全了格鲁派当政，但延续旧制，是格鲁派当时最明智的举措。新型政权的建立伴随着神秘与传奇，芸芸众生需要内心的安稳，就这样达赖喇嘛逐渐变成了神。
辅佐达赖喇嘛的固始汗，自然也非常了不起。新的政府需要对此做点什么来说明固始汗如此了不起，民众也希望看到点什么来仰视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就这样，狮龙宫殿应运而生。
1683年，一个争议颇多的达赖喇嘛来到人间。他给后人留下很多美丽的诗句。这首“美丽的大雁啊，请把翅膀借给我，让我飞到理塘看看”的诗句，与他其他美丽的诗句一样，留下了很多种注释。不过藏族人宁愿相信这首诗歌表达的是一个预言，也不愿意相信这是一首情诗。但无论如何，仓史嘉措的转世七世达赖喇嘛来自理塘。
1708年，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出生在多康下部理塘图钦强巴林 （简称理塘寺）所属的洛雪村。
1720年，康熙皇帝赐金册金印，上面刻着“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之印”（六世达赖喇嘛被废）。与此同时，封达赖喇嘛的父亲为“公”，遂变成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特殊官职。
1720年9月15日，清朝中央政府派兵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到拉萨。浩浩荡荡的队伍，不仅起到了震慑西藏地方政府的作用，而且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达赖喇嘛在民众心目中的信仰权威。在这样的情形下，西藏地方政府做了一个决定，让达赖喇嘛的家庭直接融入到贵族社会当中。“亚溪”，一个充满神秘而具神圣的家族，就这样产生了。
“亚溪”家族的确立，与达赖喇嘛有着直接的关系。该家庭的成员就是达赖喇嘛的父母、兄弟、姐妹。虽然难以揣测达赖喇嘛灵童的认定，会给其家庭带来怎样的震撼，灵童的父母会有怎样的反应，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社会会要求其家人重新审视自己和“灵童”的关系，“灵童”不再是其家庭的一分子。
“灵童”的认定，不仅改变了孩子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其家庭的命运。随着新的“亚溪家庭”的建立，家人即将要面临大大小小环境的变化和人际关系上的变化，灵童父母被周围的人称为“加亚”“加雍”（王父、王母），他们原有的名字可能会随着他们身份的改变而消失。
根据大贵族的标准，“亚溪家庭”需要适应突如其来的礼仪，尤其是当他们出现在大的活动庆典上时。虽然家庭地位的变化，给适应社交应酬提供了条件，但是学会、适应、熟练社交应酬并非一朝一夕。
按照习俗，第一次欢迎“灵童”及其家人，地方政府一般要在拉萨入口处的一处平原上，置立一座巨大的幕帐，营帐中心为“玛恰钦莫”（大孔雀）的蓝白相间的大帐篷，里面放置着木雕的宝座，这是专为“灵童”准备的。这之后，政府官员要把灵童及其家庭成员迎接到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七世达赖喇嘛所建，所以七世达赖喇嘛的灵童到拉萨时，没有这个环节）。在那等候的人群里，不但有僧俗官员、贵族家庭的成员，还有三大寺的堪布等人。等灵童一行人坐定后，官僚们依个人和家族等级由上往下依次给“灵童”及其家人呈献最上等的哈达和丰厚礼品。西藏地方政府会在这一天举行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对所有参加欢迎的人提供酥油茶和“卓玛哲斯”（人参果酥油饭），并为灵童及“亚溪家庭”成员献上传统舞乐“噶尔”（一群男童表演的宫廷舞乐）。之后，“灵童”及其家人会被安置于早已准备好的临时住所。 七世达赖喇嘛灵童来到拉萨后，直接入住到布达拉宫，而其家人被安置在“桑珠颇章”这座充满权威的建筑内，但名字改为了 “遂愿宫殿”，从字面上少了些霸气，多了些神秘、亲近。西藏地方政府为了让“亚溪”家庭快速成为大贵族，把山南扎囊和桑日划给亚溪作为“帕溪”（祖业，在过去，要成为一名贵族，必须要有祖业），再增拨一些土地扩大庄园范围。
七世达赖喇嘛执政时，给“亚溪家庭”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七世达赖喇嘛的父亲频频与政府官员接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出入各种显赫的场合，进而赢得政治上的地位。后来西藏境内发生骚乱，噶伦之间发生内讧，达赖喇嘛的权力转移到颇罗鼐手里，从此达赖喇嘛的家庭成员不得干政，成为一种定制。不过，七世达赖喇嘛很快又得到了清朝皇帝的支持。
“亚溪”家庭的产生，对西藏贵族社会是一种挑战。它松动了以土地、血缘为基础的贵族网络系统。但没有给贵族社会的整体性构成威胁，所以能够很快被贵族社会所接纳，如同藏族人每天都要喝酥油茶一样自然。不仅如此，它还像一股清风，给墨守成规的贵族社会带来活跃和希望。
在西藏，共出现过十四个达赖喇嘛，但“亚溪”家庭仅有六家。 “亚溪”家庭，随着达赖喇嘛的圆寂，拥有的特权会渐次丧失，所以，发挥个人能力，在官场和社交上表现自己，成了各成员要努力的事。为了达到目的，家庭成员都要或多或少地关心宗教、关心政治、关心人际等与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方方面面，并且不断提高自己，力求成为社会的精英，尤其在社交礼仪上处处透露出豪门权贵的风度。
到了1902年时，亚溪·桑珠颇章的继承人班丹曲培，只是个世袭而来的小四品。不过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在1942年，充当四品。最关键的是该家族与当时的实权派家庭索康有了联姻。置立在八廓内的“亚溪”建筑，高三层，总建筑面积3279平方米。也许修建的时候是为蒙古固始汗（王）所量身定制的原因，具备了坚固、美观、完整的特点。真可谓廊腰缦回，别致典雅。还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建筑还充分表现了居住者的等级序列，一种对于权威的崇尚。
西藏贵族庭院，很多时候应用一些佛教经典中的理论，使得像亚溪·桑珠颇章这样的建筑有一些结构上的限定和注释，比如说与曼荼罗的关系。不过也不是每个大院都这样。一种核心式和扩散式的建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拉萨八廓出现。经过八廓东面的东孜苏胡同，有一个高大的建筑，这是近代富庶一时的大家族。位于八廓的帕拉家族庭院，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居住建筑。庭院经过精心设置，与主体的搭配相得益彰。每逢一些礼仪活动，家族成员都会锦绣披体、珠宝满身，尽情地炫耀自己的豪华生活。
该家族的传说，从一个僧人说起。位于不丹的帕觉拉康寺，曾卷入一场西藏地方政府与不丹政府的纠纷。西藏地方政府安置了这些逃到西藏的不丹人，其中一个僧人被赐予一座已故的后藏官员的庄园。他把这座庄园命名为“帕拉”，即帕觉拉康。僧人还俗后生有一女，与拉萨贵族努玛哇家族建立婚姻关系，让来自拉萨的女婿继承家业沿袭家族名称。该家族在发展壮大中，曾为西藏地方政府先后贡献了五个噶伦。在西藏，一个贵族家庭的延续有几个必需条件：一是世袭土地，藏语中叫“帕溪”;一个是男嗣，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个男孩，这是非常好的局面，家庭会安排一个男孩居家管理庄园，另一个男孩出家为僧官（如果是活佛，就少了这样的安排），第三个男孩为政府俗官。帕拉家族出现的五个噶伦，在不同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巩固和发展了该家族的社会经济地位，都是家族势力得以强盛的根源和基础。
自从“帕拉”家族先后出现了五个噶伦后，该家族成员包括主仆都以大家族为标榜，努力维护和巩固家族已获得的一切权益。事实上，这也是西藏贵族家族得以延续的唯一共识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20世纪40年代，帕拉家族的后继者帕拉·土登沃丹充任当政达赖喇嘛身边的卓尼钦布，他在管理其家族利益时，重新调整了每个家族成员的义务，专制地处理他弟弟妹妹们的婚事来进一步提高和巩固家族的利益。
帕拉·土登沃丹把大妹妹央金卓嘎嫁到贵族“仁岗”家，当时的仁岗少爷已经是“仁细”（四品官），对于当时的管理体制来讲，是明显的高级和低级官僚等级的界限。另外，这个家庭的男孩，成为被十三世达赖喇嘛钦点送到英国接受英式教育的第一批藏族留学生之一，在贵族社会中有着不一般的影响和地位。
帕拉·土登沃丹以同样的心态把他的二妹妹次央嫁给后藏的大贵族“顿康”家族，成为“顿康色”的妻子。“顿康”家族是班禅辖区的后藏大贵族，该家族与“德玉伦布”“德瓦厦”“德勒热丹”三家族并列形成了握有后藏实权的四大家族。虽然拉萨的贵族一般瞧不起后藏贵族，常常取笑他们，但是对于这四大家族他们还是要礼让几分，因为“顿康”家族的势力通过班禅的转世不断扩大，甚至在九世、十世班禅转世过程中该家族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帕拉”家族与“顿康”家族建立婚姻关系，自然能够各得其所。
最后，他把小妹妹嫁给“吉普”家族的两兄弟。贵族“吉普”家族和“帕拉”家族原是“噶涅”（世交）关系。“吉普”家族的创始人也由于同样的理由离开了不丹来到西藏并成为西藏的贵族的。由于两个家族在延续过程中经历了类似的风风雨雨，两个家族之间建立的婚姻关系，也就包含了更多的人情因素。
帕拉·土登沃丹对于两个弟弟的婚姻，似乎多了些利益的考量。他决定从贵族“贡桑孜”家族迎娶一个女子作为两个弟弟的共同妻子。在西藏，“贡桑孜”也被称为“凯墨”家族，系大贵族家族，源于第五世达赖喇嘛。当时，该家族的家长正是当权者噶伦索康的叔父，这位叔父入赘到“凯墨”家，成为“凯墨”家族的合法继承人。 “帕拉”两个少爷的婚姻不仅使“帕拉”家族与“凯墨”家族建立了婚姻关系，同时前者还与当权者“索康”家族建立了婚姻关系。
帕拉·土登沃丹为他小妹妹和两个弟弟建立的一妻多夫婚姻，在当时的西藏社会是一个普遍现象。对于下层百姓家庭来讲，一妻多夫制婚姻可以使家庭劳力不致分散;对于上层贵族家族而言，一妻多夫制婚姻可以使家庭的社会势力和经济势力不致削弱，所以无论是贵族还是百姓对待这种婚姻形式都是认同的。
到了20世纪40年代，因为家族成员的努力付出，帕拉家族开始接近“第本家族”。这是一个仅次于达赖喇嘛家族的家族等级，在西藏，只有五个家庭。
20世纪初，帕拉家族已经是歌舞升平的年代。该家族与很多权贵家庭建立了血亲和姻亲关系。
帕拉庭院，成为八廓东南角的重要建筑。
在西藏，饮食有“汉食十八种，藏食十六种”的说法。事实上，数字只是贵族家宴奢华的一种说法而已。所谓丰盛的菜肴，有六个大小相同的瓷碗和四个大小相同的瓷碟，叫“嘎初碟西”。或者是八个大小相同的瓷碗和六个大小相同的瓷碟，藏语叫“嘎杰碟初”。当然，碗可以更多，碟同样也可以更多。
油炸的果子、各种饼干、干果以及干牛羊肉是必需的零食。家宴的菜肴可以是藏餐，也可以是汉餐，也可以是西餐。
走过帕拉，近邻的有贵族索康家族的府第。从索康家族绕过，要经过很多大大小小的贵族家庭。其中八廓正南面就有七世达赖喇嘛家族“桑颇”府第。该家族的房屋建筑可能是贵族房屋建筑中最为古老的一座。也许因为这点，贵族“桑颇”家族的庭院空旷寂寞，没有铺垫青砖石板。然而外观上的不同，并不会影响贵族们围绕八廓街而渡过的生活。
八廓很像朝着一个方向流动的棋盘，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着这一规律。当顺时针旋转时，街道两边大致相同的建筑格局在延伸，即使有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也很难把这种主题结构给破坏。
有资料充分证明，整个拉萨古城有56座古老大院。这些大院讲述着某个年代的历史，或者某个时代的兴旺。
走进八廓，会发现许多古老的大院，一直有古老的名字作为它们的标示。面对这么多的古老大院，即使那些“朝夕相处”者，也会不知所措。在调研中，常会遇到夸张的表情来表述大院的古老和自己的无知。但无论如何，得到的答案将会是，每一座大院都是重要的。
在无数八廓街的图片中，大院总时隐时现，展露遗迹。因为有了这些大院，才使八廓街道在视觉上变得更加美丽，如同一个装扮好的姑娘，靓丽无限。所以说，大院是八廓街道上不能没有的景观。
每一座大院的建造者，应该都有一个热血沸腾的时刻，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建筑呈现给后人。
桑珠颇章，从名字上看，起初的意思是狮龙宫殿，到后来才有了字面上的改变。名字的霸气，充分显示了建造者对于权威和威严的理解，以及一种自信。
1617年，五世达赖喇嘛出生在山南琼结一个小贵族家庭。1622年，在他六岁的时候，被迎请到哲蚌寺。当时西藏政权还掌握在藏巴汗手中。这时的格鲁派由于经历了180年的发展，已经聚拢了很多信徒。1641年，五世达赖喇嘛借助蒙古固始汗之手，推翻了藏巴汗政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日喀则举行了盛大的欢庆仪式，固始汗把象征权力的垂罗宝饰献给他，从此宣告了达赖喇嘛权力的建立。
尽管固始汗成全了格鲁派当政，但延续旧制，是格鲁派当时最明智的举措。新型政权的建立伴随着神秘与传奇，芸芸众生需要内心的安稳，就这样达赖喇嘛逐渐变成了神。
辅佐达赖喇嘛的固始汗，自然也非常了不起。新的政府需要对此做点什么来说明固始汗如此了不起，民众也希望看到点什么来仰视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就这样，狮龙宫殿应运而生。
1683年，一个争议颇多的达赖喇嘛来到人间。他给后人留下很多美丽的诗句。这首“美丽的大雁啊，请把翅膀借给我，让我飞到理塘看看”的诗句，与他其他美丽的诗句一样，留下了很多种注释。不过藏族人宁愿相信这首诗歌表达的是一个预言，也不愿意相信这是一首情诗。但无论如何，仓史嘉措的转世七世达赖喇嘛来自理塘。
1708年，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出生在多康下部理塘图钦强巴林 （简称理塘寺）所属的洛雪村。
1720年，康熙皇帝赐金册金印，上面刻着“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之印”（六世达赖喇嘛被废）。与此同时，封达赖喇嘛的父亲为“公”，遂变成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特殊官职。
1720年9月15日，清朝中央政府派兵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到拉萨。浩浩荡荡的队伍，不仅起到了震慑西藏地方政府的作用，而且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达赖喇嘛在民众心目中的信仰权威。在这样的情形下，西藏地方政府做了一个决定，让达赖喇嘛的家庭直接融入到贵族社会当中。“亚溪”，一个充满神秘而具神圣的家族，就这样产生了。
“亚溪”家族的确立，与达赖喇嘛有着直接的关系。该家庭的成员就是达赖喇嘛的父母、兄弟、姐妹。虽然难以揣测达赖喇嘛灵童的认定，会给其家庭带来怎样的震撼，灵童的父母会有怎样的反应，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社会会要求其家人重新审视自己和“灵童”的关系，“灵童”不再是其家庭的一分子。
“灵童”的认定，不仅改变了孩子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其家庭的命运。随着新的“亚溪家庭”的建立，家人即将要面临大大小小环境的变化和人际关系上的变化，灵童父母被周围的人称为“加亚”“加雍”（王父、王母），他们原有的名字可能会随着他们身份的改变而消失。
根据大贵族的标准，“亚溪家庭”需要适应突如其来的礼仪，尤其是当他们出现在大的活动庆典上时。虽然家庭地位的变化，给适应社交应酬提供了条件，但是学会、适应、熟练社交应酬并非一朝一夕。
按照习俗，第一次欢迎“灵童”及其家人，地方政府一般要在拉萨入口处的一处平原上，置立一座巨大的幕帐，营帐中心为“玛恰钦莫”（大孔雀）的蓝白相间的大帐篷，里面放置着木雕的宝座，这是专为“灵童”准备的。这之后，政府官员要把灵童及其家庭成员迎接到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七世达赖喇嘛所建，所以七世达赖喇嘛的灵童到拉萨时，没有这个环节）。在那等候的人群里，不但有僧俗官员、贵族家庭的成员，还有三大寺的堪布等人。等灵童一行人坐定后，官僚们依个人和家族等级由上往下依次给“灵童”及其家人呈献最上等的哈达和丰厚礼品。西藏地方政府会在这一天举行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对所有参加欢迎的人提供酥油茶和“卓玛哲斯”（人参果酥油饭），并为灵童及“亚溪家庭”成员献上传统舞乐“噶尔”（一群男童表演的宫廷舞乐）。之后，“灵童”及其家人会被安置于早已准备好的临时住所。 七世达赖喇嘛灵童来到拉萨后，直接入住到布达拉宫，而其家人被安置在“桑珠颇章”这座充满权威的建筑内，但名字改为了 “遂愿宫殿”，从字面上少了些霸气，多了些神秘、亲近。西藏地方政府为了让“亚溪”家庭快速成为大贵族，把山南扎囊和桑日划给亚溪作为“帕溪”（祖业，在过去，要成为一名贵族，必须要有祖业），再增拨一些土地扩大庄园范围。
七世达赖喇嘛执政时，给“亚溪家庭”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七世达赖喇嘛的父亲频频与政府官员接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出入各种显赫的场合，进而赢得政治上的地位。后来西藏境内发生骚乱，噶伦之间发生内讧，达赖喇嘛的权力转移到颇罗鼐手里，从此达赖喇嘛的家庭成员不得干政，成为一种定制。不过，七世达赖喇嘛很快又得到了清朝皇帝的支持。
“亚溪”家庭的产生，对西藏贵族社会是一种挑战。它松动了以土地、血缘为基础的贵族网络系统。但没有给贵族社会的整体性构成威胁，所以能够很快被贵族社会所接纳，如同藏族人每天都要喝酥油茶一样自然。不仅如此，它还像一股清风，给墨守成规的贵族社会带来活跃和希望。
在西藏，共出现过十四个达赖喇嘛，但“亚溪”家庭仅有六家。 “亚溪”家庭，随着达赖喇嘛的圆寂，拥有的特权会渐次丧失，所以，发挥个人能力，在官场和社交上表现自己，成了各成员要努力的事。为了达到目的，家庭成员都要或多或少地关心宗教、关心政治、关心人际等与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方方面面，并且不断提高自己，力求成为社会的精英，尤其在社交礼仪上处处透露出豪门权贵的风度。
到了1902年时，亚溪·桑珠颇章的继承人班丹曲培，只是个世袭而来的小四品。不过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在1942年，充当四品。最关键的是该家族与当时的实权派家庭索康有了联姻。置立在八廓内的“亚溪”建筑，高三层，总建筑面积3279平方米。也许修建的时候是为蒙古固始汗（王）所量身定制的原因，具备了坚固、美观、完整的特点。真可谓廊腰缦回，别致典雅。还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建筑还充分表现了居住者的等级序列，一种对于权威的崇尚。
西藏贵族庭院，很多时候应用一些佛教经典中的理论，使得像亚溪·桑珠颇章这样的建筑有一些结构上的限定和注释，比如说与曼荼罗的关系。不过也不是每个大院都这样。一种核心式和扩散式的建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拉萨八廓出现。经过八廓东面的东孜苏胡同，有一个高大的建筑，这是近代富庶一时的大家族。位于八廓的帕拉家族庭院，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居住建筑。庭院经过精心设置，与主体的搭配相得益彰。每逢一些礼仪活动，家族成员都会锦绣披体、珠宝满身，尽情地炫耀自己的豪华生活。
该家族的传说，从一个僧人说起。位于不丹的帕觉拉康寺，曾卷入一场西藏地方政府与不丹政府的纠纷。西藏地方政府安置了这些逃到西藏的不丹人，其中一个僧人被赐予一座已故的后藏官员的庄园。他把这座庄园命名为“帕拉”，即帕觉拉康。僧人还俗后生有一女，与拉萨贵族努玛哇家族建立婚姻关系，让来自拉萨的女婿继承家业沿袭家族名称。该家族在发展壮大中，曾为西藏地方政府先后贡献了五个噶伦。在西藏，一个贵族家庭的延续有几个必需条件：一是世袭土地，藏语中叫“帕溪”;一个是男嗣，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个男孩，这是非常好的局面，家庭会安排一个男孩居家管理庄园，另一个男孩出家为僧官（如果是活佛，就少了这样的安排），第三个男孩为政府俗官。帕拉家族出现的五个噶伦，在不同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巩固和发展了该家族的社会经济地位，都是家族势力得以强盛的根源和基础。
自从“帕拉”家族先后出现了五个噶伦后，该家族成员包括主仆都以大家族为标榜，努力维护和巩固家族已获得的一切权益。事实上，这也是西藏贵族家族得以延续的唯一共识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20世纪40年代，帕拉家族的后继者帕拉·土登沃丹充任当政达赖喇嘛身边的卓尼钦布，他在管理其家族利益时，重新调整了每个家族成员的义务，专制地处理他弟弟妹妹们的婚事来进一步提高和巩固家族的利益。
帕拉·土登沃丹把大妹妹央金卓嘎嫁到贵族“仁岗”家，当时的仁岗少爷已经是“仁细”（四品官），对于当时的管理体制来讲，是明显的高级和低级官僚等级的界限。另外，这个家庭的男孩，成为被十三世达赖喇嘛钦点送到英国接受英式教育的第一批藏族留学生之一，在贵族社会中有着不一般的影响和地位。
帕拉·土登沃丹以同样的心态把他的二妹妹次央嫁给后藏的大贵族“顿康”家族，成为“顿康色”的妻子。“顿康”家族是班禅辖区的后藏大贵族，该家族与“德玉伦布”“德瓦厦”“德勒热丹”三家族并列形成了握有后藏实权的四大家族。虽然拉萨的贵族一般瞧不起后藏贵族，常常取笑他们，但是对于这四大家族他们还是要礼让几分，因为“顿康”家族的势力通过班禅的转世不断扩大，甚至在九世、十世班禅转世过程中该家族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帕拉”家族与“顿康”家族建立婚姻关系，自然能够各得其所。
最后，他把小妹妹嫁给“吉普”家族的两兄弟。贵族“吉普”家族和“帕拉”家族原是“噶涅”（世交）关系。“吉普”家族的创始人也由于同样的理由离开了不丹来到西藏并成为西藏的贵族的。由于两个家族在延续过程中经历了类似的风风雨雨，两个家族之间建立的婚姻关系，也就包含了更多的人情因素。
帕拉·土登沃丹对于两个弟弟的婚姻，似乎多了些利益的考量。他决定从贵族“贡桑孜”家族迎娶一个女子作为两个弟弟的共同妻子。在西藏，“贡桑孜”也被称为“凯墨”家族，系大贵族家族，源于第五世达赖喇嘛。当时，该家族的家长正是当权者噶伦索康的叔父，这位叔父入赘到“凯墨”家，成为“凯墨”家族的合法继承人。 “帕拉”两个少爷的婚姻不仅使“帕拉”家族与“凯墨”家族建立了婚姻关系，同时前者还与当权者“索康”家族建立了婚姻关系。
帕拉·土登沃丹为他小妹妹和两个弟弟建立的一妻多夫婚姻，在当时的西藏社会是一个普遍现象。对于下层百姓家庭来讲，一妻多夫制婚姻可以使家庭劳力不致分散;对于上层贵族家族而言，一妻多夫制婚姻可以使家庭的社会势力和经济势力不致削弱，所以无论是贵族还是百姓对待这种婚姻形式都是认同的。
到了20世纪40年代，因为家族成员的努力付出，帕拉家族开始接近“第本家族”。这是一个仅次于达赖喇嘛家族的家族等级，在西藏，只有五个家庭。
20世纪初，帕拉家族已经是歌舞升平的年代。该家族与很多权贵家庭建立了血亲和姻亲关系。
帕拉庭院，成为八廓东南角的重要建筑。
在西藏，饮食有“汉食十八种，藏食十六种”的说法。事实上，数字只是贵族家宴奢华的一种说法而已。所谓丰盛的菜肴，有六个大小相同的瓷碗和四个大小相同的瓷碟，叫“嘎初碟西”。或者是八个大小相同的瓷碗和六个大小相同的瓷碟，藏语叫“嘎杰碟初”。当然，碗可以更多，碟同样也可以更多。
油炸的果子、各种饼干、干果以及干牛羊肉是必需的零食。家宴的菜肴可以是藏餐，也可以是汉餐，也可以是西餐。
走过帕拉，近邻的有贵族索康家族的府第。从索康家族绕过，要经过很多大大小小的贵族家庭。其中八廓正南面就有七世达赖喇嘛家族“桑颇”府第。该家族的房屋建筑可能是贵族房屋建筑中最为古老的一座。也许因为这点，贵族“桑颇”家族的庭院空旷寂寞，没有铺垫青砖石板。然而外观上的不同，并不会影响贵族们围绕八廓街而渡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