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34岁的桑娜·马林被选举为芬兰总理。组成其政府的5个党派的党魁均为女性，其中4人年纪在35岁以下。经历了数次“平权运动”之后，女性的地位正在逐步提高。
　　近半个世纪的“女性革命”，以及当下城市女性白领光鲜生活无处不在的展示，似乎都在宣告女性的“自由”，但女性的“真身”，却像一个永远“在场的缺席者”。
　　我想到一部1987年的电影《人·鬼·情》，导演是黄蜀芹。戴锦华评价该片是“中国唯一的女性电影”。
　　主人公秋芸热爱演戏，不惜抵抗父命投身舞台，扮演传统故事里的理想男性—赵云、钟馗、诸葛亮、关羽。她一生都在追逐爱情和亲情的依恋，却一次次被男权性别秩序冒犯。她因扮演男性而“成功”，却因身为一个女性而未能获得任何幸福。
　　而且，主人公并没有观众期待的那种“女性主义”的自觉，她只是接受了“亘古不变”的性别“常识”，接受一个女人的幸福必须来自与异性的婚姻和生育子女，以及“夫贵妻荣”的概念;同时，命运带给她的“切肤之痛”，却是“幸福”生活所无法掩饰的通体悲凉。
　　对于女性来说，明确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要比男性艰难得多。直到今天，大多数女性常常很“自然”地认为，一个女人只要自己独立谋生，我行我素，甚至能够打压男性，就是女权主义的胜利。

　　那些身为农民、农民工的女性，已经几近“失声”。

　　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不能看到整个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史的父权制本质，如果不能看到女性的自我意识往往由历史和社会建构，那么一切“自我肯定”“自我强化”“自我赞扬”都没有太大的意义—胜利不过是父/男权意义上的“胜利”，幸福不过是消费主义创造出来的“幸福”。
　　而整個社会对女性的尊重，也只能说“浅尝辄止”。2019年的热点新闻如PUA、杀猪盘、裸条贷款等，之所以受到大量关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些题材能够引发整个社会对弱势、年轻女性的猎奇式窥探，用术语来说，也叫“男性凝视”。国外的环境并不特殊多少，戴安娜王妃之死、莱温斯基事件，同样如此。
　　更加“不平等”的是，相对于广大城市年轻女性的“被关注”，那些身为农民、农民工的女性，已经几近“失声”。大量的城市年长女性，被冠以“大妈”的帽子，一直活在网民的嘲笑和讽刺声中。
　　同时，由自媒体塑造出来的“理想男性”—任劳任怨、任打任骂、甜言蜜语、一言不合就给对方“买包包”—的出现，绝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相反，这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反智主义，以“女性根本不配与之平起平坐地诉诸理性”为逻辑。
　　也许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当政”的新闻之后，越来越多的启迪也将出现。通向女性生命远处的，将不再只是一座由男性的目的、权力和目光凝结成的“镜城”，而是一条改变世界的平坦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