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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查阅民国史料记载的基础上，就南京保卫战中是否有坚持到最后的“国民海通社”记者、第一次使用“南京大屠杀”提法的中国报刊这两个新闻史问题，分别进行了严谨的研究，且严格依据民国史料提出了新的见解。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 “国民海通社” 《世界展望》
一、南京保卫战中是否有坚持到最后的“国民海通社”记者
近期，有历史学者提出这样的说法：1937年12月13日，就在当天沦陷的南京城之中发出一则署名是“13日国民海通社电”的几百字短讯，这是中国新闻记者坚守在危城南京发出的最后新闻，“这位记者没有留下姓名，从此杳无音讯。种种迹象表明他是30万遇难同胞中的一分子”①。笔者查询民国史料之后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海通社”即德国海洋通讯社，是德国当时的官方通讯社，1915年创建于柏林，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通讯社和第一个用短波无线电向外播发新闻的通讯社。而所谓的“国民海通社”，是中国的国民新闻社为刊发海通社的新闻而与之合作的特殊产物。在当时的新闻知识普及读物上，对于国民新闻社、德国海通社之间的这种“合作”的情况，有很详细的介绍：“国民通讯社也与德国的海洋社及美国的合众社订有交换新闻的契约，其范围不仅限于内地，就是在上海也是如此，上海出版各报之国际新闻中的‘国民社电’实在就是海洋社与合众社的新闻”②。甚至明确指出“国民社就是德国海洋社的新闻代发机”③。而李公朴先生主编的《社会常识读本：读报常识》这本书之中的《通讯社》一章，则是结合当时中央通讯社、国民通讯社的分工，具体介绍了署名“国民电”新闻报道的背景：“我国大规模的通信（讯）社有中央社和国民社，中央社对各报供给国内新闻。国民社将国内新闻向国外发布，同时对国内报纸供给国外新闻。德国的海洋社和美国的合众社都有和我国的国民新闻社订立了交换新闻的契约。现在报纸上的‘国民电’，一部分是从海洋社来的，一部分是从合众社来的”④。
根据上述史料，笔者认为由国民新闻社和德国海通社合组的“国民海通社”，实际上根本没有可能是组成了一个可以进行采访报道的独立通讯社。根据史实可知，只是一个国民社、海通社之间的新闻交换活动进行中转的名义而已。
需更明确地指出的是，南京沦陷之前，海通社驻在南京的记者已撤走。有海通社当时雇佣的中方职员刘宗岳、陈云阁的回忆为证。刘宗岳的回忆文章《德国海通社在华活动亲历记》有这样记载：德国海通社的南京分社“社址设在土街口江苏银行的二楼”，“编辑部实际上是把新闻电稿由英文译成中文的翻译部”，“随着战事的转移，德国顾问团跟着蒋介石政府由南京迁到汉口，又由汉口迁到重庆。海通社的南京分社也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转移’”⑤。陈云阁则在《抗战初期外国新闻记者在重庆的活动》一文之中回忆道：“英、美、法、苏、德等国各大国际通讯社和主要报刊，原先派驻南京的新闻办事机构和新闻记者……都跟着南京政府一迁再迁到了重庆”。他列举的“跟着南京政府一迁再迁”的记者之中，就有“德国海通社驻南京的艾格劳(Eigner)”⑥。
据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南京沦陷的当天，其实并没有一个坚守在南京的国民海通社记者，这篇报道是中国媒体以“国民海通社”的名义，刊登的德国海通社“据此间所接（南京）电报”而发出的新闻。而学界认为的“没有再发现这位记者的踪迹”（即从此未见“国民海通社”的有关报道）的情况，这实际上也是海通社1937年末被收回在中国的发稿权，国民海通社就此宣告结束的表现。台湾的新闻传播丛书中记载：“……民国二十六年，中央通讯社与德国海通社签约，收回该社在中国的发稿权，‘国民海通社’即告结束”⑦。据此可推测，这一篇报道，很有可能恰好是1937年末国民海通社宣告结束前以中国名义发出的最后一篇报道。
二、第一次使用“南京大屠杀”提法的中国报刊
无论是在历史研究还是在宣传报道的领域，“南京大屠杀”这一提法都已是指称历史事件的专门术语。那么，第一次公开使用“南京大屠杀”的究竟是哪一家中文媒体呢？有学者认为1945年11月25日的《申报》：“1945年11月25日，上海《申报》以《南京大屠杀罪行将公布》为题，报道南京市成立‘首都日寇罪行调查委员会’，正组织南京民众揭发控诉日军在南京的战争暴行。经盛鸿说，报道中鲜明地使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提法，在中国报刊中是第（下转第94页）（上接第83页）一次”⑧。但笔者根据研究民国报刊史料而得出的结论是：在此七年之前中国报刊已使用过“南京大屠杀”这一提法。首先提出“南京大屠杀”这一提法的中国报刊，实际是《世界展望》半月刊，其在1938年已公开使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提法。
“《世界展望》半月刊1938年3月5日创刊于汉口，穆时英、朱旭华编辑，同年5月1日出版至第4期后停刊，共4期”⑨。《世界展望》翻译刊登各种关于世界和中日战争局势的时事新闻和时政文章，同时也刊发过国内的时政稿件，实际上是一种时政新闻刊物。
1938年3月1日，上海和南京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理事乔治·费奇，从南京返回美国的途中，经过广州到香港。他在广州期间，应广东省政府主席、平民自治会会长吴铁城的邀请，给广东“扶轮国际俱乐部”和“星期四俱乐部”的成员进行了《日本兵在南京》的演讲，向公众揭露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1938年3月16日，乔治·费奇这次在广州演讲的内容被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报道，而这一篇英文报道的标题为《南京的暴行》。
1938年4月5日出版的第3期《世界展望》上刊登了《南华早报》这篇英文报道的译文。翻译者汪思梦不是直译1938年3月16日的《南华早报》上英文原文的标题，而是根据文中的内容，创作出《南京大屠杀目击记》的标题。根据已经发现的民国报刊史料，《世界展望》刊登该文前的国内各报刊，均未曾使用“南京大屠杀”这一提法。汪思梦创作的这一条标题，实际上应是在中文媒体里最早的一次使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提法，《世界展望》杂志随之是最早使用“南京大屠杀”这个提法的中国报刊。
另外，关于这位翻译者汪思梦，生平事迹暂无史料可考。目前只查到《世界展望》第1期和第4期上，分别另曾刊发署名“汪思梦”的一篇“北平通讯”《华北真相》和注明“思梦译”的《日本埋葬了宪政》。
参考文献
①⑧经盛鸿，《<战时中国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首发，“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书写了中国新闻史的夺目篇章”》，《南京日报》，2010年12月13日，A2版
②③张明养：《时事研究法》，中国文化服务社，1936版6月第3版，P78、88
④李公朴主编：《社会常识读本：读报常识》，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14
⑤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147
⑥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6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770
⑦蒋金龙：《通讯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62
⑨丁守和、马勇、左玉河等主编：《抗战时期期刊介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48
（作者单位：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支队）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 “国民海通社” 《世界展望》
一、南京保卫战中是否有坚持到最后的“国民海通社”记者
近期，有历史学者提出这样的说法：1937年12月13日，就在当天沦陷的南京城之中发出一则署名是“13日国民海通社电”的几百字短讯，这是中国新闻记者坚守在危城南京发出的最后新闻，“这位记者没有留下姓名，从此杳无音讯。种种迹象表明他是30万遇难同胞中的一分子”①。笔者查询民国史料之后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海通社”即德国海洋通讯社，是德国当时的官方通讯社，1915年创建于柏林，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通讯社和第一个用短波无线电向外播发新闻的通讯社。而所谓的“国民海通社”，是中国的国民新闻社为刊发海通社的新闻而与之合作的特殊产物。在当时的新闻知识普及读物上，对于国民新闻社、德国海通社之间的这种“合作”的情况，有很详细的介绍：“国民通讯社也与德国的海洋社及美国的合众社订有交换新闻的契约，其范围不仅限于内地，就是在上海也是如此，上海出版各报之国际新闻中的‘国民社电’实在就是海洋社与合众社的新闻”②。甚至明确指出“国民社就是德国海洋社的新闻代发机”③。而李公朴先生主编的《社会常识读本：读报常识》这本书之中的《通讯社》一章，则是结合当时中央通讯社、国民通讯社的分工，具体介绍了署名“国民电”新闻报道的背景：“我国大规模的通信（讯）社有中央社和国民社，中央社对各报供给国内新闻。国民社将国内新闻向国外发布，同时对国内报纸供给国外新闻。德国的海洋社和美国的合众社都有和我国的国民新闻社订立了交换新闻的契约。现在报纸上的‘国民电’，一部分是从海洋社来的，一部分是从合众社来的”④。
根据上述史料，笔者认为由国民新闻社和德国海通社合组的“国民海通社”，实际上根本没有可能是组成了一个可以进行采访报道的独立通讯社。根据史实可知，只是一个国民社、海通社之间的新闻交换活动进行中转的名义而已。
需更明确地指出的是，南京沦陷之前，海通社驻在南京的记者已撤走。有海通社当时雇佣的中方职员刘宗岳、陈云阁的回忆为证。刘宗岳的回忆文章《德国海通社在华活动亲历记》有这样记载：德国海通社的南京分社“社址设在土街口江苏银行的二楼”，“编辑部实际上是把新闻电稿由英文译成中文的翻译部”，“随着战事的转移，德国顾问团跟着蒋介石政府由南京迁到汉口，又由汉口迁到重庆。海通社的南京分社也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转移’”⑤。陈云阁则在《抗战初期外国新闻记者在重庆的活动》一文之中回忆道：“英、美、法、苏、德等国各大国际通讯社和主要报刊，原先派驻南京的新闻办事机构和新闻记者……都跟着南京政府一迁再迁到了重庆”。他列举的“跟着南京政府一迁再迁”的记者之中，就有“德国海通社驻南京的艾格劳(Eigner)”⑥。
据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南京沦陷的当天，其实并没有一个坚守在南京的国民海通社记者，这篇报道是中国媒体以“国民海通社”的名义，刊登的德国海通社“据此间所接（南京）电报”而发出的新闻。而学界认为的“没有再发现这位记者的踪迹”（即从此未见“国民海通社”的有关报道）的情况，这实际上也是海通社1937年末被收回在中国的发稿权，国民海通社就此宣告结束的表现。台湾的新闻传播丛书中记载：“……民国二十六年，中央通讯社与德国海通社签约，收回该社在中国的发稿权，‘国民海通社’即告结束”⑦。据此可推测，这一篇报道，很有可能恰好是1937年末国民海通社宣告结束前以中国名义发出的最后一篇报道。
二、第一次使用“南京大屠杀”提法的中国报刊
无论是在历史研究还是在宣传报道的领域，“南京大屠杀”这一提法都已是指称历史事件的专门术语。那么，第一次公开使用“南京大屠杀”的究竟是哪一家中文媒体呢？有学者认为1945年11月25日的《申报》：“1945年11月25日，上海《申报》以《南京大屠杀罪行将公布》为题，报道南京市成立‘首都日寇罪行调查委员会’，正组织南京民众揭发控诉日军在南京的战争暴行。经盛鸿说，报道中鲜明地使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提法，在中国报刊中是第（下转第94页）（上接第83页）一次”⑧。但笔者根据研究民国报刊史料而得出的结论是：在此七年之前中国报刊已使用过“南京大屠杀”这一提法。首先提出“南京大屠杀”这一提法的中国报刊，实际是《世界展望》半月刊，其在1938年已公开使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提法。
“《世界展望》半月刊1938年3月5日创刊于汉口，穆时英、朱旭华编辑，同年5月1日出版至第4期后停刊，共4期”⑨。《世界展望》翻译刊登各种关于世界和中日战争局势的时事新闻和时政文章，同时也刊发过国内的时政稿件，实际上是一种时政新闻刊物。
1938年3月1日，上海和南京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理事乔治·费奇，从南京返回美国的途中，经过广州到香港。他在广州期间，应广东省政府主席、平民自治会会长吴铁城的邀请，给广东“扶轮国际俱乐部”和“星期四俱乐部”的成员进行了《日本兵在南京》的演讲，向公众揭露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1938年3月16日，乔治·费奇这次在广州演讲的内容被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报道，而这一篇英文报道的标题为《南京的暴行》。
1938年4月5日出版的第3期《世界展望》上刊登了《南华早报》这篇英文报道的译文。翻译者汪思梦不是直译1938年3月16日的《南华早报》上英文原文的标题，而是根据文中的内容，创作出《南京大屠杀目击记》的标题。根据已经发现的民国报刊史料，《世界展望》刊登该文前的国内各报刊，均未曾使用“南京大屠杀”这一提法。汪思梦创作的这一条标题，实际上应是在中文媒体里最早的一次使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提法，《世界展望》杂志随之是最早使用“南京大屠杀”这个提法的中国报刊。
另外，关于这位翻译者汪思梦，生平事迹暂无史料可考。目前只查到《世界展望》第1期和第4期上，分别另曾刊发署名“汪思梦”的一篇“北平通讯”《华北真相》和注明“思梦译”的《日本埋葬了宪政》。
参考文献
①⑧经盛鸿，《<战时中国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首发，“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书写了中国新闻史的夺目篇章”》，《南京日报》，2010年12月13日，A2版
②③张明养：《时事研究法》，中国文化服务社，1936版6月第3版，P78、88
④李公朴主编：《社会常识读本：读报常识》，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14
⑤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147
⑥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6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770
⑦蒋金龙：《通讯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62
⑨丁守和、马勇、左玉河等主编：《抗战时期期刊介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48
（作者单位：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支队）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