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池田大作：“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这是三国英雄诸葛亮的话。
日本也有很多人喜爱“三国”故事。我创办的东京富士美术馆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三十周年，在中国文化部、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等的大力支持下，2008年举办了以三国为主题的展览《大三国志展——悠久大地与人间浪漫》。
全中国三十四个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出展了很多极其珍贵的藏品，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五十三件。
该展览还巡回日本六个城市，累计参观人数超过一百万，当时是日本国内举办有关中国的展览会的最高纪录。对于日本人来说，三国是如此亲近。
《三国志演义》*这部历史小说以2、3世纪后汉末叶经魏蜀吴三国鼎立到统一为晋的历史为舞台，根据正史《三国志》，并吸收民间流传的故事等，在明代成书。规模宏大，人物丰富多彩，生动的故事使人读得如醉如痴。
王蒙：《三国演义》故事性很强。写了那么多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名人、君王、军师、将领、义士、能人，有声有色。
这个作品以民间的“演义”形式传达出一些中国古代精英们的政治信息，老百姓读起来觉得新鲜有趣。
尤其是谋略部分，对不同的人都有所启发。智、勇、忠、义，还有奸、侫、伪、恶，都描写很到位。
池田大作：《三国志演义》的目标是以刘备为中心，结义兄弟关羽、张飞和军师诸葛亮等英雄建立“蜀”，构建以“王道”为基础的社会。
而“魏”的曹操既有爱护优秀人才的一面，又有残虐地支配人的一面，被描写成“霸道”的奸雄。
我的恩师户田城圣先生洞察：“孔明、玄德是理想主义者，在三国里曹操那样的现实主义者战胜了理想主义者，这是可悲的，这构成了三国的大背景。不过，曹操的现实主义不彻底，后来被司马氏取代也不无道理。”
王道与霸道相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我想起1924年近代中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神户所做的著名讲演《大亚洲主义》。
孙中山先生讲到中国自古把用功利、强权、武力压迫人的文化叫“行霸道”，用仁义道德即正义、人道感化人的文化叫“行王道”，呼吁近代日本绝不要成为霸道的鹰犬，要成为王道的干城。
王蒙：是的，古代中国不论是孔孟还是老庄，都不认同以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立国的观点。孔子的思想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的思想是“王道者得天下，霸道者亡其身”，老子与庄子主张“清静无为”。
老子设想的最高境界是民众对政治权力“不知有之”，即人民各安其业，根本觉察不到政治权力的运作与压力。这与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类最高理想——国家机器消亡论有相通之处。
可惜的是历史与现实离这样的境界有遥远的距离，《三国演义》的观念也同样吧。
比较起来，“三国”小说中的蜀汉比较注意举儒家旗帜，充分利用“刘”姓的“正统性”。书中也描写过不止一次，刘备制止诸葛亮的计策，不忍心夺取属于他人的地盘。
王蒙池田大作
三国的魅力但总的来说，“三国”中的人物与中华文化的理念相距甚远，跟现代的民本观念也有相当的距离。
对不起，也许我受“五四”新文化洗礼的影响太大了。我“喜爱”读《三国演义》故事，但是对于其中的非王道理念和前现代性部分感到遗憾。
池田大作：完全明白。
历史上政治产生精神性、道德性的例子寥寥无几，这是现实，而予以实现的，其一我认为是公元前3世纪深深皈依佛教的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政治。曾和我多次对谈的“欧盟之父”理查德·尼古拉斯·冯·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也强调，阿育王是世界上最可敬的王。
释尊反复教导慈悲。
“万物幸福，安稳，安乐。”
“像母亲拚命保护自己的独生子一样，对万物也都要这样起无量（慈爱）之心。”
阿育王指向基于慈悲与宽容精神的政治。阿育王诏勒写着：
“我在任何地方都致力于人民利益。”
“没有比为了全世界人的利益更崇高的事业。”
阿育王放弃战争，认为“法”的胜利才是最高的胜利，而不是“武力”。实行了很多救济民众的事业，同时承认宗教自由，谋求多民族共存，发展精神文化。还派遣和平使节，推进与地中海沿岸的西方诸国、希腊化世界的交流。
继承阿育王政治的是20世纪印度独立之父圣雄甘地。
甘地写道：“可以说，一个国家基于非暴力是可能的，也能以非暴力抵抗基于武力的世界。这种实例有阿育王的国家，而且这实例可反复。”
1985年在东京和我会谈过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也要继承圣雄甘地的非暴力精神，为人类做贡献。他说：“释尊的‘慈悲’精神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在现实的社会建设中怎样发挥人类培育的和平与非暴力、仁义与道德、慈悲与宽容，将成为今后的挑战。
我尤其认为，民众人人搞精神革命并扩大和平联合是大变革的基础，最为重要。
《三国志演义》描写了后汉末年壮烈的权力抗争、社会混乱。由此怎样使社会安定、构筑新时代成为主题。
例如，历史上有名的荀彧进谏主君曹操：“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可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
诸葛亮对刘备谈恢复汉室，也是设想了三国鼎立，先取得未受魏、吴压制的地方（蜀）作为立足之地，建立人和，以争天下。
强调为大业首先要巩固地盘，最后取胜。对于刘备们来说，那是为了治乱世，救民于水深火热。
王蒙：您一语中的。
1999年我首次访问印度时，恰恰在新德里观看了印度影片《阿育王》，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只要地盘不要理念，自然成为霸道的恶人。只追求理念，不需要地盘，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了，更谈不到理念的实施与造福人类、人民、国家、桑梓，只能成为满怀失望的可怜虫。
日本也有很多人喜爱“三国”故事。我创办的东京富士美术馆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三十周年，在中国文化部、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等的大力支持下，2008年举办了以三国为主题的展览《大三国志展——悠久大地与人间浪漫》。
全中国三十四个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出展了很多极其珍贵的藏品，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五十三件。
该展览还巡回日本六个城市，累计参观人数超过一百万，当时是日本国内举办有关中国的展览会的最高纪录。对于日本人来说，三国是如此亲近。
《三国志演义》*这部历史小说以2、3世纪后汉末叶经魏蜀吴三国鼎立到统一为晋的历史为舞台，根据正史《三国志》，并吸收民间流传的故事等，在明代成书。规模宏大，人物丰富多彩，生动的故事使人读得如醉如痴。
王蒙：《三国演义》故事性很强。写了那么多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名人、君王、军师、将领、义士、能人，有声有色。
这个作品以民间的“演义”形式传达出一些中国古代精英们的政治信息，老百姓读起来觉得新鲜有趣。
尤其是谋略部分，对不同的人都有所启发。智、勇、忠、义，还有奸、侫、伪、恶，都描写很到位。
池田大作：《三国志演义》的目标是以刘备为中心，结义兄弟关羽、张飞和军师诸葛亮等英雄建立“蜀”，构建以“王道”为基础的社会。
而“魏”的曹操既有爱护优秀人才的一面，又有残虐地支配人的一面，被描写成“霸道”的奸雄。
我的恩师户田城圣先生洞察：“孔明、玄德是理想主义者，在三国里曹操那样的现实主义者战胜了理想主义者，这是可悲的，这构成了三国的大背景。不过，曹操的现实主义不彻底，后来被司马氏取代也不无道理。”
王道与霸道相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我想起1924年近代中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神户所做的著名讲演《大亚洲主义》。
孙中山先生讲到中国自古把用功利、强权、武力压迫人的文化叫“行霸道”，用仁义道德即正义、人道感化人的文化叫“行王道”，呼吁近代日本绝不要成为霸道的鹰犬，要成为王道的干城。
王蒙：是的，古代中国不论是孔孟还是老庄，都不认同以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立国的观点。孔子的思想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的思想是“王道者得天下，霸道者亡其身”，老子与庄子主张“清静无为”。
老子设想的最高境界是民众对政治权力“不知有之”，即人民各安其业，根本觉察不到政治权力的运作与压力。这与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类最高理想——国家机器消亡论有相通之处。
可惜的是历史与现实离这样的境界有遥远的距离，《三国演义》的观念也同样吧。
比较起来，“三国”小说中的蜀汉比较注意举儒家旗帜，充分利用“刘”姓的“正统性”。书中也描写过不止一次，刘备制止诸葛亮的计策，不忍心夺取属于他人的地盘。
王蒙池田大作
三国的魅力但总的来说，“三国”中的人物与中华文化的理念相距甚远，跟现代的民本观念也有相当的距离。
对不起，也许我受“五四”新文化洗礼的影响太大了。我“喜爱”读《三国演义》故事，但是对于其中的非王道理念和前现代性部分感到遗憾。
池田大作：完全明白。
历史上政治产生精神性、道德性的例子寥寥无几，这是现实，而予以实现的，其一我认为是公元前3世纪深深皈依佛教的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政治。曾和我多次对谈的“欧盟之父”理查德·尼古拉斯·冯·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也强调，阿育王是世界上最可敬的王。
释尊反复教导慈悲。
“万物幸福，安稳，安乐。”
“像母亲拚命保护自己的独生子一样，对万物也都要这样起无量（慈爱）之心。”
阿育王指向基于慈悲与宽容精神的政治。阿育王诏勒写着：
“我在任何地方都致力于人民利益。”
“没有比为了全世界人的利益更崇高的事业。”
阿育王放弃战争，认为“法”的胜利才是最高的胜利，而不是“武力”。实行了很多救济民众的事业，同时承认宗教自由，谋求多民族共存，发展精神文化。还派遣和平使节，推进与地中海沿岸的西方诸国、希腊化世界的交流。
继承阿育王政治的是20世纪印度独立之父圣雄甘地。
甘地写道：“可以说，一个国家基于非暴力是可能的，也能以非暴力抵抗基于武力的世界。这种实例有阿育王的国家，而且这实例可反复。”
1985年在东京和我会谈过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也要继承圣雄甘地的非暴力精神，为人类做贡献。他说：“释尊的‘慈悲’精神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在现实的社会建设中怎样发挥人类培育的和平与非暴力、仁义与道德、慈悲与宽容，将成为今后的挑战。
我尤其认为，民众人人搞精神革命并扩大和平联合是大变革的基础，最为重要。
《三国志演义》描写了后汉末年壮烈的权力抗争、社会混乱。由此怎样使社会安定、构筑新时代成为主题。
例如，历史上有名的荀彧进谏主君曹操：“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可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
诸葛亮对刘备谈恢复汉室，也是设想了三国鼎立，先取得未受魏、吴压制的地方（蜀）作为立足之地，建立人和，以争天下。
强调为大业首先要巩固地盘，最后取胜。对于刘备们来说，那是为了治乱世，救民于水深火热。
王蒙：您一语中的。
1999年我首次访问印度时，恰恰在新德里观看了印度影片《阿育王》，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只要地盘不要理念，自然成为霸道的恶人。只追求理念，不需要地盘，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了，更谈不到理念的实施与造福人类、人民、国家、桑梓，只能成为满怀失望的可怜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