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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占道影响交通、小贩当街摆摊屡禁不绝、城中村脏乱差难整治……如今，随着我国城市的数量、规模、人口不断扩张，以及信息化、网络化的不断发展和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城市系统的运行管理越来越复杂，对城市治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提高城市治理水平，不仅是当下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更关系着如何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社会治理中，城市的治理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现阶段，我国城市治理存在的突出矛盾有哪些？如何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一起来听听相关领域的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
城市治理历史欠账太多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7.35%，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可以预见，未来还将会有更多人口涌入城市。这种趋势下，如何让城市发展不仅高效，而且宜居，成为广大城市居民越来越关心的问题。
“城市治理更加规范合理、城市空间更加美观，这种愿望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蔡建国说，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以往对城市规划不够重视、理念落后等原因，当前城市治理中有太多欠账，想一下子达到很高的水准很难。
城市治理要满足市民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需要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九三学社中央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丁志宏看来，我们城市治理面临的问题很复杂：比如城市治理理念滞后、城市政府的管理层级过多、依法治理城市能力不足、市民参与城市治理欠缺、城市治理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较低、城市群协同合作治理机制欠缺等。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单方面追求GDP增长的传统政绩观促使下，一些地方只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不注重城市的管理服务特别是城市治理的战略性地位。”丁志宏说，这就导致城市治理方式粗放、手段单一、管理滞后，城市各类问题和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城市化质量的提升。
同时，随着近年来信息化、网络化的不断发展和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城市系统的运行管理越来越复杂，也对城市治理水平提出新的考验。
2017年早些时候，共享单车疯狂占道、行人吐槽无路可走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共享单车的出现，打通了人们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既解决了一些地方政府多年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又为人们绿色出行提供了方便，本来是一件好事，为何却引起这么多抱怨？
不少专家认为，原因就在于政府治理没有及时跟上，缺乏有效的监管与维护。而未来，随着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城市中的这种新生产生活方式与监管滞后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政府如何应对？
对此，一些委员和专家表示，未来的道路在于城市的精细化治理。“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往粗放式治理、运动式治理、一刀切的方法，势必行不通了。”丁志宏说，“接下来的城市治理中，精细化治理必将成为推进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精细化治理离不开共商共治
2017年全国人代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时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那么，这种“绣花式”的管理要如何实现？除了政府部门提高自身管理服务水平之外，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城市治理积极性，发动各界群众共商共治，无疑是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必由之路。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让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感到很振奋。
王名将城市治理主要分解为3个子系统：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公共治理，以社区为载体的社区治理，以行业、社群为主体的社会治理。“只有这3个子系统的有效运行都达到一定水平，才能代表一个城市治理水平的高度。”王名说。而后两个子系统的运行，无疑都需要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的作用。
调研中，王名对浙江大力推行的基层协商民主颇为推崇。比如浙江省的五水共治，浙江污水问题很严重，但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采取协商对话、圆桌会议的方式，让包括政府、基层群众、媒体等各方主体都参与其中，对话协商达成一致后再解决问题，“不是政府说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拆迁也不是说拆就拆。”
“其实，城市治理体现在很多具体事情解决方式上，在城市治理问题上，政府、社区、行业、社群这些系统都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王名说，用经常性的协调和对话机制，将企业、居民、行业、媒体、政府等相关主体聚集起来协商解决，让各方利益都得到体现，各方诉求都得到表达，是最好的方式。
“城市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人。因此，城市治理必须把保障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置于城市治理中心地位，把最大限度激发城市居民参与城市治理作为城市治理根本所在。”丁志宏认为，当前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下沉到社区，使社区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践探索领域。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必须构建新的治理主体体系，纳入政府、公众、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推进全方位、立体化合作治理模式；同时，加强制度设计，保证公民参与城市治理有章可循。而对于公民来说，也应积极转变公民参与理念，依法、理性、自主、适度地对城市治理进行个人或集体意愿表达。
法治化、智能化应成必要手段
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下的城市精细化治理中，有哪些必要手段？现阶段的“突破口”在哪里？
委员和专家普遍认为，随着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日益完善和近年来信息化、网络化的不断发展，未来法治化、智能化将是城市精细化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如今，不少城市正在這些方面不断探索、实践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路径。将大数据融入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就是其中的探索之一。
蔡建国对上海的城市治理有过深入观察，在他看来，上海的网格化管理便是一个较为成功的实践：将城市管理范围划分为2000多个边界清晰的网格，做成一张网格“电子地图”；在地图的基础上，叠加设施、交通、环保、绿化等部件，匹配环卫、突发、市场、治安等事件，将整个城市纳入实时、动态的网格化管理。如此一来，应对突发事件、进行专项管理、打通日常监管，在数据集成进程中就可以得到有条不紊的处理。
在这一治理实践中，大数据技术得以运用到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将城市治理内容不断“绣”进一张“电子地图”，人机联手，使治理渐入佳境。
“如今，大数据技术已经像血液一样遍布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生活等智慧城市各个应用系统，将来政府完全可以把低价值的数据转变成政府治理能力，实现‘数据’治理，让城市管理从‘经验治理’转向‘科学治理’。” 丁志宏说，但同时，在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城市精细化治理过程中，也要避免治理过程中形成的“数据失真”“数据安全”和“数据依赖”等异化现象。
除此之外，法治化也是委员和专家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委员和专家们一致认为，城市的精细化治理应置于合法有效的法规、规范、标准的框架之下，这是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基础。
“尤其是‘法治城管’建设亟待加强，彻底解决城管执法问题。”蔡建国说，当前我国城市管理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城市管理立法工作滞后于城市管理实践工作，致使各地城市管理工作很多无法可依，矛盾冲突不断，损害了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这一基础性问题必须得以解决。
说到底，一个城市虽然具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功能，但最本质、最重要的仍是居住功能。“一个可以‘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应该是一个具有包容性，能够让各阶层人群都可在其中安身立命的城市。”丁志宏说。
（摘自2017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社会治理中，城市的治理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现阶段，我国城市治理存在的突出矛盾有哪些？如何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一起来听听相关领域的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
城市治理历史欠账太多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7.35%，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可以预见，未来还将会有更多人口涌入城市。这种趋势下，如何让城市发展不仅高效，而且宜居，成为广大城市居民越来越关心的问题。
“城市治理更加规范合理、城市空间更加美观，这种愿望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蔡建国说，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以往对城市规划不够重视、理念落后等原因，当前城市治理中有太多欠账，想一下子达到很高的水准很难。
城市治理要满足市民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需要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九三学社中央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丁志宏看来，我们城市治理面临的问题很复杂：比如城市治理理念滞后、城市政府的管理层级过多、依法治理城市能力不足、市民参与城市治理欠缺、城市治理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较低、城市群协同合作治理机制欠缺等。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单方面追求GDP增长的传统政绩观促使下，一些地方只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不注重城市的管理服务特别是城市治理的战略性地位。”丁志宏说，这就导致城市治理方式粗放、手段单一、管理滞后，城市各类问题和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城市化质量的提升。
同时，随着近年来信息化、网络化的不断发展和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城市系统的运行管理越来越复杂，也对城市治理水平提出新的考验。
2017年早些时候，共享单车疯狂占道、行人吐槽无路可走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共享单车的出现，打通了人们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既解决了一些地方政府多年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又为人们绿色出行提供了方便，本来是一件好事，为何却引起这么多抱怨？
不少专家认为，原因就在于政府治理没有及时跟上，缺乏有效的监管与维护。而未来，随着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城市中的这种新生产生活方式与监管滞后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政府如何应对？
对此，一些委员和专家表示，未来的道路在于城市的精细化治理。“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往粗放式治理、运动式治理、一刀切的方法，势必行不通了。”丁志宏说，“接下来的城市治理中，精细化治理必将成为推进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精细化治理离不开共商共治
2017年全国人代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时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那么，这种“绣花式”的管理要如何实现？除了政府部门提高自身管理服务水平之外，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城市治理积极性，发动各界群众共商共治，无疑是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必由之路。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让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感到很振奋。
王名将城市治理主要分解为3个子系统：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公共治理，以社区为载体的社区治理，以行业、社群为主体的社会治理。“只有这3个子系统的有效运行都达到一定水平，才能代表一个城市治理水平的高度。”王名说。而后两个子系统的运行，无疑都需要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的作用。
调研中，王名对浙江大力推行的基层协商民主颇为推崇。比如浙江省的五水共治，浙江污水问题很严重，但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采取协商对话、圆桌会议的方式，让包括政府、基层群众、媒体等各方主体都参与其中，对话协商达成一致后再解决问题，“不是政府说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拆迁也不是说拆就拆。”
“其实，城市治理体现在很多具体事情解决方式上，在城市治理问题上，政府、社区、行业、社群这些系统都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王名说，用经常性的协调和对话机制，将企业、居民、行业、媒体、政府等相关主体聚集起来协商解决，让各方利益都得到体现，各方诉求都得到表达，是最好的方式。
“城市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人。因此，城市治理必须把保障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置于城市治理中心地位，把最大限度激发城市居民参与城市治理作为城市治理根本所在。”丁志宏认为，当前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下沉到社区，使社区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践探索领域。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必须构建新的治理主体体系，纳入政府、公众、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推进全方位、立体化合作治理模式；同时，加强制度设计，保证公民参与城市治理有章可循。而对于公民来说，也应积极转变公民参与理念，依法、理性、自主、适度地对城市治理进行个人或集体意愿表达。
法治化、智能化应成必要手段
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下的城市精细化治理中，有哪些必要手段？现阶段的“突破口”在哪里？
委员和专家普遍认为，随着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日益完善和近年来信息化、网络化的不断发展，未来法治化、智能化将是城市精细化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如今，不少城市正在這些方面不断探索、实践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路径。将大数据融入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就是其中的探索之一。
蔡建国对上海的城市治理有过深入观察，在他看来，上海的网格化管理便是一个较为成功的实践：将城市管理范围划分为2000多个边界清晰的网格，做成一张网格“电子地图”；在地图的基础上，叠加设施、交通、环保、绿化等部件，匹配环卫、突发、市场、治安等事件，将整个城市纳入实时、动态的网格化管理。如此一来，应对突发事件、进行专项管理、打通日常监管，在数据集成进程中就可以得到有条不紊的处理。
在这一治理实践中，大数据技术得以运用到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将城市治理内容不断“绣”进一张“电子地图”，人机联手，使治理渐入佳境。
“如今，大数据技术已经像血液一样遍布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生活等智慧城市各个应用系统，将来政府完全可以把低价值的数据转变成政府治理能力，实现‘数据’治理，让城市管理从‘经验治理’转向‘科学治理’。” 丁志宏说，但同时，在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城市精细化治理过程中，也要避免治理过程中形成的“数据失真”“数据安全”和“数据依赖”等异化现象。
除此之外，法治化也是委员和专家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委员和专家们一致认为，城市的精细化治理应置于合法有效的法规、规范、标准的框架之下，这是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基础。
“尤其是‘法治城管’建设亟待加强，彻底解决城管执法问题。”蔡建国说，当前我国城市管理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城市管理立法工作滞后于城市管理实践工作，致使各地城市管理工作很多无法可依，矛盾冲突不断，损害了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这一基础性问题必须得以解决。
说到底，一个城市虽然具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功能，但最本质、最重要的仍是居住功能。“一个可以‘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应该是一个具有包容性，能够让各阶层人群都可在其中安身立命的城市。”丁志宏说。
（摘自2017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