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董乐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作家和美国文化研究专家。他所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对我国翻译文风从欧化到中国化的转变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本文将从归化与异化，形合与意合，字面对等和概念对等三方面，對《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译者的翻译风格进行探究。研究发现译者以归化的翻译策略为主，异化为辅，巧妙地将英语的形合结构转化为汉语的意合表达，并力求达到字面和概念意义的对等。
【关键词】董乐山；《第三帝国的兴亡》；翻译风格
【作者简介】周文霞（1993.10-），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
一、前言
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翻译家、作家和美国文化研究专家，董乐山一生可谓著作等身，笔耕不辍。1961年，由他主持翻译的译著《第三帝国的兴亡》这部反映纳粹德国历史的经典巨著，堪称翻译的典范。目前不少学者对董乐山的翻译思想进行研究，如丁甲元（1992）采访并整理了董乐山的翻译活动及其翻译思想。而对于其经典的历史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却很少有研究，王东风（2014）以《第三帝国的兴亡》为标本，探讨了身份在翻译中的印记。该研究在在身份的平台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翻译批评的视角。本文将以描述性的方法，对《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译者的翻译风格和翻译思想进行分析，并对其翻译实践做出尝试性评析，旨在从董乐山的翻译实践中汲取精华。
二、董乐山的翻译思想
1.归化与异化。《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深刻体现了董乐山归化的翻译策略。董乐山不提倡“发挥汉语优势”这一说法，而是使用译文读者接受的表达方式，达到翻译“流畅可读”的目的。笔者认为在翻译中，语言上要尽量归化，以至于能上译入语读者能够读懂；而在文化上则尽量异化，目的是为了使读者能够领略异域风情。
例1：Fourteen years of work have been crowned with victory.”
董译：14 年的辛勤工作终于得到了胜利的结果。
译文将crowned with victory（戴上胜利的王冠）译成“得到了胜利的结果”，原文并没有被译成汉语文化所独有的意象，而是容易被译文读者接受的表达方式，董乐山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例2：The Danube monarchy was dying of indigestion.
董译：这个多瑙河畔的帝国当时由于消化不良正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中
原文中的 was dying of indigestion，董先生在翻译时，保留了原文拟人的修辞手法，字面上也直译了原文的内容。这种异化的翻译策略，将这个多瑙河畔的帝国由于几世纪来统治着一个拥有十多个民族的多语言帝国，如今却地位削弱，因为它不是一个熔炉，不能同化少数民族而导致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使得帝国消化不良，奄奄一息的状态重现。才奠定了希特勒认为帝国正在“陷到危险的泥淖” 中去，想要恢复绝对的权威才能拯救帝国的这种思想的萌芽。
以上分析表明，董乐山翻译策略主要为归化，即“中国化”，但对于原文中的一些积修辞表达，则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这样的翻译既达到“流畅可读”的目的，而且引进借鉴英语中精彩的修辞表达。
2.形合与意合。董乐山提出“不论汉译英的‘中国式英语’，或英译汉的‘欧化’造成这两种极端的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英语句子结构和汉语句子结构之间的一个不同，即形合与意合的不同”（董乐山，2014）。以下将通过几个例子来看董先生在翻译是如何做到形合意合并重的。看下面一个例子。
例1：The man with the Charlie Chaplin mustache， who had been a down-and-out tramp in Vienna in his youth， and unknown soldier of World War， a derelict in Munich in the first grim postwar days， the somewhat comical leader of the Bear Hall Putsch， this spellbinder who was not even German But Austrian， and who was forty-three years ago， had just been administered the oath as Chancellor of the German Reich.
董译：几分钟后，他们亲眼看到了这个奇迹。那个年方四十三、留着查理·卓别林式的胡子的人，那个年轻时候在维也纳做过一事无成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无名小卒的人，那个在战后最初那些黯淡的日子里在慕尼黑无人闻问的倒霉蛋，那个啤酒馆政变中有点滑稽的领袖，那个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的煽动家，已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了。
原文是个长句，The man 为先行词，由who 引导的三个定语从句和一些并列的修饰the man的成分，是典型的英语的形合。董先生翻译时则将 who was forty-three years ago置前翻译为“年方四十三”，符合汉语的介绍人物的表达手法。将the man 这一先行词翻译为“那个……那个……”。再如将down-and-out tramp， unknown soldier， a derelict 翻译为“一事无成的流浪汉，无名小卒的人，无人闻问的倒霉蛋，这样翻译的“三无”人物，用汉语的四字结构，将希特勒早期的一无是处与现在宣布就任德国总理的奇迹对比展现的淋漓尽致。从翻译的结构上不难看出，董先生基本忠实了原文的句子表达结构，但却完全用汉语的重意合表达出了原文的内容。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董乐山翻译偏向于用汉语的四字结构和连动式结构来准确地表达英语形合的逻辑关系，用意合的方法来化解英语的结构难点，巧妙地解决了“翻译之难”的问题。 3.字面对等和概念对等。由于两种语言的不同，一个词的概念和字面都绝对对等是不多的。翻译工作者就是需要在翻译实践中处理好这一矛盾。下面将例证董乐山在其翻译作品是如何做到字面与概念对等的。
例1：Hitler was the fate of Germany and this fate could not be stayed.
董译：希特勒是德国的劫数，这是无法逃脱的。
董乐山将其译为“希特勒是德国的劫数”，达到了字面和概念上的对等。但是从中文看，如果将其译为“希特勒是德国人民的命运”的话，就表达不出那种所谓“在劫难逃”，“命中注定”的认命的意思。而“劫数”一词，即达到了字面和概念的对等，而且将原文的含意就充分表达出来了。
笔者认为在翻译中做到字面意义与概念意义对等是很难的。“等”是绝对的，“似”是相对的。翻译的过程是最大地求“似”而难以达“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方法策略选择都受到外在或内在因素的影响。而像董乐山这样经典译著则是译者在处理这些因素时，内因和外因相互妥协的一种艺术产物。
三、结语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董乐山的翻译出神入化，很好地拿捏语言的分寸。在翻译策略上以归化，即中国化为主，同时对于原文中积极的修辞表达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董乐山翻译偏向于使用汉语特有的四字结构和连动式结构表达英语形合的逻辑关系，但有些地方也保留了英语的形合结构。在字面对等和概念对等上，董乐山同时兼顾，有些地方则“舍等取似”，既符合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又满足了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和表达习惯。这种“珠联璧合”的翻译，使其译著成为历史著作的翻译典范。
参考文献：
[1]William L.Shir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Inc，2011.
[2]董乐山，郑开椿，李天爵.第三帝国的兴亡[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3]董乐山，李辉编.翻译的要求[A].董乐山文集（第二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b：81-84.
[4]董乐山.翻译的甘苦[M].北京：外语教學与研究出版社，2014：33.
[5]丁甲元.不问春夏秋冬，但知辛勤耕耘—访翻译家董乐山[J].中国翻译，1992（3）：48-51.
[6]王东风.翻译与身份—兼评董乐山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J]. 中国翻译，2014（5）：72-81.
【关键词】董乐山；《第三帝国的兴亡》；翻译风格
【作者简介】周文霞（1993.10-），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
一、前言
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翻译家、作家和美国文化研究专家，董乐山一生可谓著作等身，笔耕不辍。1961年，由他主持翻译的译著《第三帝国的兴亡》这部反映纳粹德国历史的经典巨著，堪称翻译的典范。目前不少学者对董乐山的翻译思想进行研究，如丁甲元（1992）采访并整理了董乐山的翻译活动及其翻译思想。而对于其经典的历史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却很少有研究，王东风（2014）以《第三帝国的兴亡》为标本，探讨了身份在翻译中的印记。该研究在在身份的平台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翻译批评的视角。本文将以描述性的方法，对《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译者的翻译风格和翻译思想进行分析，并对其翻译实践做出尝试性评析，旨在从董乐山的翻译实践中汲取精华。
二、董乐山的翻译思想
1.归化与异化。《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深刻体现了董乐山归化的翻译策略。董乐山不提倡“发挥汉语优势”这一说法，而是使用译文读者接受的表达方式，达到翻译“流畅可读”的目的。笔者认为在翻译中，语言上要尽量归化，以至于能上译入语读者能够读懂；而在文化上则尽量异化，目的是为了使读者能够领略异域风情。
例1：Fourteen years of work have been crowned with victory.”
董译：14 年的辛勤工作终于得到了胜利的结果。
译文将crowned with victory（戴上胜利的王冠）译成“得到了胜利的结果”，原文并没有被译成汉语文化所独有的意象，而是容易被译文读者接受的表达方式，董乐山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例2：The Danube monarchy was dying of indigestion.
董译：这个多瑙河畔的帝国当时由于消化不良正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中
原文中的 was dying of indigestion，董先生在翻译时，保留了原文拟人的修辞手法，字面上也直译了原文的内容。这种异化的翻译策略，将这个多瑙河畔的帝国由于几世纪来统治着一个拥有十多个民族的多语言帝国，如今却地位削弱，因为它不是一个熔炉，不能同化少数民族而导致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使得帝国消化不良，奄奄一息的状态重现。才奠定了希特勒认为帝国正在“陷到危险的泥淖” 中去，想要恢复绝对的权威才能拯救帝国的这种思想的萌芽。
以上分析表明，董乐山翻译策略主要为归化，即“中国化”，但对于原文中的一些积修辞表达，则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这样的翻译既达到“流畅可读”的目的，而且引进借鉴英语中精彩的修辞表达。
2.形合与意合。董乐山提出“不论汉译英的‘中国式英语’，或英译汉的‘欧化’造成这两种极端的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英语句子结构和汉语句子结构之间的一个不同，即形合与意合的不同”（董乐山，2014）。以下将通过几个例子来看董先生在翻译是如何做到形合意合并重的。看下面一个例子。
例1：The man with the Charlie Chaplin mustache， who had been a down-and-out tramp in Vienna in his youth， and unknown soldier of World War， a derelict in Munich in the first grim postwar days， the somewhat comical leader of the Bear Hall Putsch， this spellbinder who was not even German But Austrian， and who was forty-three years ago， had just been administered the oath as Chancellor of the German Reich.
董译：几分钟后，他们亲眼看到了这个奇迹。那个年方四十三、留着查理·卓别林式的胡子的人，那个年轻时候在维也纳做过一事无成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无名小卒的人，那个在战后最初那些黯淡的日子里在慕尼黑无人闻问的倒霉蛋，那个啤酒馆政变中有点滑稽的领袖，那个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的煽动家，已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了。
原文是个长句，The man 为先行词，由who 引导的三个定语从句和一些并列的修饰the man的成分，是典型的英语的形合。董先生翻译时则将 who was forty-three years ago置前翻译为“年方四十三”，符合汉语的介绍人物的表达手法。将the man 这一先行词翻译为“那个……那个……”。再如将down-and-out tramp， unknown soldier， a derelict 翻译为“一事无成的流浪汉，无名小卒的人，无人闻问的倒霉蛋，这样翻译的“三无”人物，用汉语的四字结构，将希特勒早期的一无是处与现在宣布就任德国总理的奇迹对比展现的淋漓尽致。从翻译的结构上不难看出，董先生基本忠实了原文的句子表达结构，但却完全用汉语的重意合表达出了原文的内容。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董乐山翻译偏向于用汉语的四字结构和连动式结构来准确地表达英语形合的逻辑关系，用意合的方法来化解英语的结构难点，巧妙地解决了“翻译之难”的问题。 3.字面对等和概念对等。由于两种语言的不同，一个词的概念和字面都绝对对等是不多的。翻译工作者就是需要在翻译实践中处理好这一矛盾。下面将例证董乐山在其翻译作品是如何做到字面与概念对等的。
例1：Hitler was the fate of Germany and this fate could not be stayed.
董译：希特勒是德国的劫数，这是无法逃脱的。
董乐山将其译为“希特勒是德国的劫数”，达到了字面和概念上的对等。但是从中文看，如果将其译为“希特勒是德国人民的命运”的话，就表达不出那种所谓“在劫难逃”，“命中注定”的认命的意思。而“劫数”一词，即达到了字面和概念的对等，而且将原文的含意就充分表达出来了。
笔者认为在翻译中做到字面意义与概念意义对等是很难的。“等”是绝对的，“似”是相对的。翻译的过程是最大地求“似”而难以达“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方法策略选择都受到外在或内在因素的影响。而像董乐山这样经典译著则是译者在处理这些因素时，内因和外因相互妥协的一种艺术产物。
三、结语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董乐山的翻译出神入化，很好地拿捏语言的分寸。在翻译策略上以归化，即中国化为主，同时对于原文中积极的修辞表达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董乐山翻译偏向于使用汉语特有的四字结构和连动式结构表达英语形合的逻辑关系，但有些地方也保留了英语的形合结构。在字面对等和概念对等上，董乐山同时兼顾，有些地方则“舍等取似”，既符合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又满足了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和表达习惯。这种“珠联璧合”的翻译，使其译著成为历史著作的翻译典范。
参考文献：
[1]William L.Shir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Inc，2011.
[2]董乐山，郑开椿，李天爵.第三帝国的兴亡[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3]董乐山，李辉编.翻译的要求[A].董乐山文集（第二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b：81-84.
[4]董乐山.翻译的甘苦[M].北京：外语教學与研究出版社，2014：33.
[5]丁甲元.不问春夏秋冬，但知辛勤耕耘—访翻译家董乐山[J].中国翻译，1992（3）：48-51.
[6]王东风.翻译与身份—兼评董乐山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J]. 中国翻译，2014（5）：7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