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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研究先后经历了语文学阶段，语言学阶段，直至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突破了纯语言研究的限制，开始文化转向。本文主要探讨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的变化以及比较文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比较文学
一、引言
翻译研究在中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开始是在语文学的分支下研究，研究“怎么译”、“怎么译好”。中外学者关注的都是“文”或者“质”、“信”还是“顺”、“直译”或是“意译”等一系列与具体翻译方法有关的问题；接着是在20世纪50年代，翻译研究进行了语言学转向，研究学者摆脱了“直译”、“意译”等纯粹的经验论的桎梏，开始借助于一些语言学的理论来指导翻译研究，不再只是关注一些翻译技巧、翻译策略，而是更关注翻译的效果，看译文是否与原文“对等”，一些学者也认为“译者只要找到语言转换规律就可以大功告成了，翻译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语符转换或是一种简单的编码解码过程，甚至只是‘复写式’的技术性工作”（廖晶，朱献珑，2005：14）。但是不论是语文学还是语言学，翻译研究一直都处于边缘位置，一直依附于别的学科而存在，译者的地位得不到认可，译文也是完全以“原文为中心”，不敢有半点逾越。直到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这给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
二、比较文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王宁就指出：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改变了人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传统观念，研究视点从以‘原文为中心’转向以‘译本为中心’，研究内容从‘如何译’转向‘为何译’、‘为何如此译’等方面上来，注重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操纵。”其中，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对革新传统翻译观念、开拓翻译研究新空间、建立翻译研究新范式，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王宁，2009：20）。
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认为，译本研究有两个方面：第一，将译文与原作比较，看是否有增删，以“看出译本所给与的原文之思想和作风的面貌，是逼真到什么程度；第二，将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译本进行比较，以“逐代地研究趣味之变化，以及同一位作家对于各时代发生的影响之不同”。关于译者研究，他最早提出了应注意译本的《序言》，因为它提供了“关于每个译者的个人思想以及他所采用（或自以为采用）的翻译体系”等“最可宝贵材料”（Van Tieghem，1937：78）。由此就可以看出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与传统翻译研究的不同之处。
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也会对比原文和译文，但是已不是就译本而译本，简单地分析译文的优劣，不是单纯的知其然，更重要的是知其所以然，注重的是通过分析“为何译”、“为何如此译”，从而剖析译者的文学观念、审美理念。它相信“水平最差的译者也能反映一个集团或一个时代的审美观”（Damroseh，2003：5），所以比较文学关注更多的是影响译者这样译背后的各种因素，包括文学观念、政治、意识形态等，也就是所谓的文化语境，它强调文化語境的重要性，认为脱离语境而去讨论翻译难免过于空泛。这样就从字面的层面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就涉及到了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与交流。除此之外，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或多或少提升了译者的地位，不再是传统翻译中的“一仆二主”、“不忠的美人”、“透明”等。译者不必以原文为中心，对原文亦步亦趋，而是可以针对读者对原文做些调整，或者可以根据目的语文化对原文进行改变，甚至“创造性的叛逆”，因为有时“翻译的目的是带回一个同样的、可认知的、甚至是熟悉的文化他者”（Venuti，2009：19）。这就一改原作者至高无上，译者只是原作者的服务者、传达者的传统，译者的“先见”、“先有”在翻译中也得到了理解及认可，译者的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也得到了尊重。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还有助于消除语言和文化上的霸权主义。英语一度是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语言，然而被译成英语的图书并不多，这种现象在中国也盛行一时，把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远远胜过把中国文化或文学译介到外国，这种不平衡就促进了英美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强化了英美文化在全球的统治地位。正因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让译文不必与原文的字字落实，一一对应，让译者不必对作者亦步亦趋，百依百顺，所以赋予译者更多选择权，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要翻译的作品，选择他们想要使用的翻译策略；并且比较文学关注的是语言转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和文学之间的交流交融。因此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有助于消除语言和文化上的霸权主义，让文化变得更多元化、全球化。
三、结语
比较文学还将翻译作为人类一种文化交流实践活动的研究，有助于翻译学获得了作为独立学科的身份；比较文学可以给翻译研究提供理论武器和观察视角，超越单一的、传统的思维模式，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系统的分析翻译；比较文学可以给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更大的文化平台，有助于翻译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David Damrose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5.
[2]Lawrence Venuti，张景华，白立平，蒋骁华主译.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9.
[3]Van Tieghem，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78.
[4]王宁.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J].北京：中国翻译，2009，（32）：20.
[5]廖晶，朱献珑.论译者身份——从翻译理念的演变谈起[J].北京：中国翻译，2005，（26）：14.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比较文学
一、引言
翻译研究在中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开始是在语文学的分支下研究，研究“怎么译”、“怎么译好”。中外学者关注的都是“文”或者“质”、“信”还是“顺”、“直译”或是“意译”等一系列与具体翻译方法有关的问题；接着是在20世纪50年代，翻译研究进行了语言学转向，研究学者摆脱了“直译”、“意译”等纯粹的经验论的桎梏，开始借助于一些语言学的理论来指导翻译研究，不再只是关注一些翻译技巧、翻译策略，而是更关注翻译的效果，看译文是否与原文“对等”，一些学者也认为“译者只要找到语言转换规律就可以大功告成了，翻译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语符转换或是一种简单的编码解码过程，甚至只是‘复写式’的技术性工作”（廖晶，朱献珑，2005：14）。但是不论是语文学还是语言学，翻译研究一直都处于边缘位置，一直依附于别的学科而存在，译者的地位得不到认可，译文也是完全以“原文为中心”，不敢有半点逾越。直到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这给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
二、比较文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王宁就指出：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改变了人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传统观念，研究视点从以‘原文为中心’转向以‘译本为中心’，研究内容从‘如何译’转向‘为何译’、‘为何如此译’等方面上来，注重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操纵。”其中，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对革新传统翻译观念、开拓翻译研究新空间、建立翻译研究新范式，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王宁，2009：20）。
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认为，译本研究有两个方面：第一，将译文与原作比较，看是否有增删，以“看出译本所给与的原文之思想和作风的面貌，是逼真到什么程度；第二，将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译本进行比较，以“逐代地研究趣味之变化，以及同一位作家对于各时代发生的影响之不同”。关于译者研究，他最早提出了应注意译本的《序言》，因为它提供了“关于每个译者的个人思想以及他所采用（或自以为采用）的翻译体系”等“最可宝贵材料”（Van Tieghem，1937：78）。由此就可以看出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与传统翻译研究的不同之处。
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也会对比原文和译文，但是已不是就译本而译本，简单地分析译文的优劣，不是单纯的知其然，更重要的是知其所以然，注重的是通过分析“为何译”、“为何如此译”，从而剖析译者的文学观念、审美理念。它相信“水平最差的译者也能反映一个集团或一个时代的审美观”（Damroseh，2003：5），所以比较文学关注更多的是影响译者这样译背后的各种因素，包括文学观念、政治、意识形态等，也就是所谓的文化语境，它强调文化語境的重要性，认为脱离语境而去讨论翻译难免过于空泛。这样就从字面的层面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就涉及到了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与交流。除此之外，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或多或少提升了译者的地位，不再是传统翻译中的“一仆二主”、“不忠的美人”、“透明”等。译者不必以原文为中心，对原文亦步亦趋，而是可以针对读者对原文做些调整，或者可以根据目的语文化对原文进行改变，甚至“创造性的叛逆”，因为有时“翻译的目的是带回一个同样的、可认知的、甚至是熟悉的文化他者”（Venuti，2009：19）。这就一改原作者至高无上，译者只是原作者的服务者、传达者的传统，译者的“先见”、“先有”在翻译中也得到了理解及认可，译者的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也得到了尊重。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还有助于消除语言和文化上的霸权主义。英语一度是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语言，然而被译成英语的图书并不多，这种现象在中国也盛行一时，把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远远胜过把中国文化或文学译介到外国，这种不平衡就促进了英美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强化了英美文化在全球的统治地位。正因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让译文不必与原文的字字落实，一一对应，让译者不必对作者亦步亦趋，百依百顺，所以赋予译者更多选择权，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要翻译的作品，选择他们想要使用的翻译策略；并且比较文学关注的是语言转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和文学之间的交流交融。因此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有助于消除语言和文化上的霸权主义，让文化变得更多元化、全球化。
三、结语
比较文学还将翻译作为人类一种文化交流实践活动的研究，有助于翻译学获得了作为独立学科的身份；比较文学可以给翻译研究提供理论武器和观察视角，超越单一的、传统的思维模式，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系统的分析翻译；比较文学可以给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更大的文化平台，有助于翻译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David Damrose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5.
[2]Lawrence Venuti，张景华，白立平，蒋骁华主译.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9.
[3]Van Tieghem，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78.
[4]王宁.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J].北京：中国翻译，2009，（32）：20.
[5]廖晶，朱献珑.论译者身份——从翻译理念的演变谈起[J].北京：中国翻译，2005，（2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