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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政府信任的概念入手，以政府信任为落脚点，提出提高政府信任水平的三种渠道。激发制度活力，有利于开发制度功能，促进政府职能转移；拓展电子治理，有利于改善政府治理，促进信息对称；邻避事件中，完善多元监管机制，应用公私伙伴关系，有利于降低公众的反对情绪，激发市场活力。在当前阶段，我国政府应着力提高政府信任，继续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民主政治之路。
关键词：政府信任；电子治理；邻避事件
一、引言
公共信任与政府公共管理绩效之间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关系。公众信任可能带来更高水平的政府绩效，公众的不信任则可能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影响地方政府绩效。目前而言，在我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这有利于地方政府实现其施政目标，公众与政府的合作也处在一个比较良好的态势。
二、文献综述
（一）政府信任的定义有多元化特点
1. 国外学者研究
伊斯顿将政治支持结构上划分为对政治共同体、典则和当局这三种政治支持，形态上划分为广泛的与特定的两种支持。这种对公共权力对象化的表述逐渐成为学界研究政治信任、政府信任的经典模型。但是，在政府信任的研究中，政府信任却没有成熟的概念测量。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多地投入各种“大众忠诚”并将其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否则就会引发合法性危机。Hibbing等研究认为，政府信任与对选举公平的感知、政府及公职人员的信任等有密切关联。
2. 国内学者研究
刘米娜等（2013）在其研究中将政府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进行分析，并提出互助行为对政府信任有正向效果。姜晓秋等（2006）将政府信任定义为作为组织信任的政府信任，认为政府信任是是公众对政府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一种心理期待。李砚忠（2007）将政府信任公式化为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众期望之比。
国内学者多以逻辑推理解读政府信任与其他变量间的关系；国外学者相对重视实证研究，学界测量的“政府信任”各具不同的内涵和外延，造就了对政府信任这个话题的研究结论相对多元的局面。
（二）政府信任相关著述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信任影响的著述主要集中于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政治领域中，集中探讨政府信任于对政府态度的关系，对纳税态度的影响、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中，包括对种植业的影响、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对自然灾害行为、邻避事件意愿的影响等。
在权力方面，Cooper（2008）在其研究中发现，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代表着公民愿意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力给公权力。公众参与方面，Hooghe（2013）研究发现，政府信任呈现更高水平时，公民的制度化参与也呈现更高水平。
二、政府信任的差续格局
政治信任有層级差异，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由下到上水平不断提高。公众对政治共同体的信任一般要高于政治制度，对公共政策、政治组织的信任程度一般要高于政治行为人的信任。更高水平的信任一般代表着更高水平的稳定性，更低水平的信任对象一般有弥散性影响。
三、提高政府信任水平的三个渠道
（一）激发制度活力，开发制度功能，增加地方赋权
选举制度是公民行使权力最直接也是最终的体现，其不仅仅象征着人民主权的意志，且将信任进行制度化表述。选举制度表达政府信任必须以选举的公开性与竞争性为前提。
激发制度活力有利于开发制度的功能，减少制度所带来的风险。一是借鉴经验，重视建设信任体系；二是加快促进政府职能转移，重视多主体合作，引进新技术手段，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是在政府改革过程中，注重赋予基层公共机构及其人员更多实权。
（二）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
1.电子治理的发展
在当代公共管理中，信息技术有中心性地位，Dunleavy（2006）认为其主要表现在公共机构中的组织变化、公民社会中的信息变化和公民社会中的行为变化，间接或直接影响着政策的结果。郭蕊（2009）提出电子治理即网络化、数字化的集体协商过程，包括多元主体、丰富信息互动、多元合作协商等元素。
2.推行电子治理对于改善政府信任的意义
电子治理有助于构建积极的信息渠道流动，强化去中介化效应，方便多主体参与。在良好的电子治理环境下，公众直接、便捷地了解到各级政府、公共机构的动态，顺畅表达自己的诉求。
电子治理有助于打造透明公开政府，直接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公众可以快速查询到所需要的信息，通过官方渠道表达意愿，发挥主人翁意识建言献策；政府也得以第一时间了解民意，并能及时反馈。
（三）在邻避事件中，建立和谐的公私部门伙伴关系
1.公众信任水平与邻避事件态度正相关
政治信任程度较低时，人们更倾向于反对邻避设施。公众对政府信任程度较低时，对邻避事件更可能采取负面的态度；对政府信任水平较高时，其负面情绪会有所减少。
2.建立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
柯培华（2015）提出建立健全多元监管机制，提高信任，降低风险，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在新时代下进一步提与多元市场主体建立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
如今，我国市场主体日益受到重视，政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运营。在更广阔的领域探索公私伙伴关系，有利于公众和企业增进了解和沟通，也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提高政府信任。
四、总结
本文阐述政府信任定义的多元化特点，分析了政府信任的差序格局后，对提高政府信任水平的三个渠道进行了主要探析。
激发制度活力，开发制度功能，增加地方赋权，从根本上为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提供空间；在多元主体参与、丰富信息互动、多元合作协商的基础上推行电子治理，从过程上提高政府信任水平。在处理邻避事件时，较高水平的政府信任有利于化解公民的反对情绪，建立和谐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政府信任水平，这是解决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的长久之道。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谭君久、刘惠荣译[M].商务印书馆.2003.P166.
[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三联书店.2001.P152.
作者简介：
李天格（1995.7～），女，籍贯：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7级硕士，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公共管理。
关键词：政府信任；电子治理；邻避事件
一、引言
公共信任与政府公共管理绩效之间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关系。公众信任可能带来更高水平的政府绩效，公众的不信任则可能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影响地方政府绩效。目前而言，在我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这有利于地方政府实现其施政目标，公众与政府的合作也处在一个比较良好的态势。
二、文献综述
（一）政府信任的定义有多元化特点
1. 国外学者研究
伊斯顿将政治支持结构上划分为对政治共同体、典则和当局这三种政治支持，形态上划分为广泛的与特定的两种支持。这种对公共权力对象化的表述逐渐成为学界研究政治信任、政府信任的经典模型。但是，在政府信任的研究中，政府信任却没有成熟的概念测量。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多地投入各种“大众忠诚”并将其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否则就会引发合法性危机。Hibbing等研究认为，政府信任与对选举公平的感知、政府及公职人员的信任等有密切关联。
2. 国内学者研究
刘米娜等（2013）在其研究中将政府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进行分析，并提出互助行为对政府信任有正向效果。姜晓秋等（2006）将政府信任定义为作为组织信任的政府信任，认为政府信任是是公众对政府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一种心理期待。李砚忠（2007）将政府信任公式化为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众期望之比。
国内学者多以逻辑推理解读政府信任与其他变量间的关系；国外学者相对重视实证研究，学界测量的“政府信任”各具不同的内涵和外延，造就了对政府信任这个话题的研究结论相对多元的局面。
（二）政府信任相关著述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信任影响的著述主要集中于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政治领域中，集中探讨政府信任于对政府态度的关系，对纳税态度的影响、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中，包括对种植业的影响、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对自然灾害行为、邻避事件意愿的影响等。
在权力方面，Cooper（2008）在其研究中发现，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代表着公民愿意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力给公权力。公众参与方面，Hooghe（2013）研究发现，政府信任呈现更高水平时，公民的制度化参与也呈现更高水平。
二、政府信任的差续格局
政治信任有層级差异，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由下到上水平不断提高。公众对政治共同体的信任一般要高于政治制度，对公共政策、政治组织的信任程度一般要高于政治行为人的信任。更高水平的信任一般代表着更高水平的稳定性，更低水平的信任对象一般有弥散性影响。
三、提高政府信任水平的三个渠道
（一）激发制度活力，开发制度功能，增加地方赋权
选举制度是公民行使权力最直接也是最终的体现，其不仅仅象征着人民主权的意志，且将信任进行制度化表述。选举制度表达政府信任必须以选举的公开性与竞争性为前提。
激发制度活力有利于开发制度的功能，减少制度所带来的风险。一是借鉴经验，重视建设信任体系；二是加快促进政府职能转移，重视多主体合作，引进新技术手段，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是在政府改革过程中，注重赋予基层公共机构及其人员更多实权。
（二）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
1.电子治理的发展
在当代公共管理中，信息技术有中心性地位，Dunleavy（2006）认为其主要表现在公共机构中的组织变化、公民社会中的信息变化和公民社会中的行为变化，间接或直接影响着政策的结果。郭蕊（2009）提出电子治理即网络化、数字化的集体协商过程，包括多元主体、丰富信息互动、多元合作协商等元素。
2.推行电子治理对于改善政府信任的意义
电子治理有助于构建积极的信息渠道流动，强化去中介化效应，方便多主体参与。在良好的电子治理环境下，公众直接、便捷地了解到各级政府、公共机构的动态，顺畅表达自己的诉求。
电子治理有助于打造透明公开政府，直接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公众可以快速查询到所需要的信息，通过官方渠道表达意愿，发挥主人翁意识建言献策；政府也得以第一时间了解民意，并能及时反馈。
（三）在邻避事件中，建立和谐的公私部门伙伴关系
1.公众信任水平与邻避事件态度正相关
政治信任程度较低时，人们更倾向于反对邻避设施。公众对政府信任程度较低时，对邻避事件更可能采取负面的态度；对政府信任水平较高时，其负面情绪会有所减少。
2.建立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
柯培华（2015）提出建立健全多元监管机制，提高信任，降低风险，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在新时代下进一步提与多元市场主体建立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
如今，我国市场主体日益受到重视，政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运营。在更广阔的领域探索公私伙伴关系，有利于公众和企业增进了解和沟通，也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提高政府信任。
四、总结
本文阐述政府信任定义的多元化特点，分析了政府信任的差序格局后，对提高政府信任水平的三个渠道进行了主要探析。
激发制度活力，开发制度功能，增加地方赋权，从根本上为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提供空间；在多元主体参与、丰富信息互动、多元合作协商的基础上推行电子治理，从过程上提高政府信任水平。在处理邻避事件时，较高水平的政府信任有利于化解公民的反对情绪，建立和谐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政府信任水平，这是解决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的长久之道。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谭君久、刘惠荣译[M].商务印书馆.2003.P166.
[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三联书店.2001.P152.
作者简介：
李天格（1995.7～），女，籍贯：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7级硕士，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