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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Barm、Davoodi和Zou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造了一个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方法，分阶段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作者认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与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是造成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经济增长；财政分权；跨区差异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5)-0109—05
一、引 言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目前财政分权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之一。现代财政分权的有关理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更好地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因此由中央向地方转移财政收入和支出权力将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与此相反，Pmdenuhe等认为，由于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税收竞争和公共品竞争，因此适当的集权能发挥中央政府的规模经济优势，避免同级财政竞争的外部成本，从而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显然，仅从理论上无法判定财政分权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须经过实证检验才能下结论。
关于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已进行过一些实证研究。Ma较早地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Zhang和Zou检验了1978至1992年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资源的分配与省级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财政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Lin和Liu则采用中国内地28个省份的数据，研究了1970—1993年财政分权对人均GDP的影响，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财政分权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些实证研究所关注的都是改革开放到分税制改革以前的情况，但自1994年以来的十多年间，中国不仅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并且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察。国内学者张晏和龚六堂对中国1986－2002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张和龚的研究与前面所有研究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将样本扩充到了分税制改革以后并且考虑了财政分权的跨时差异，他们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样本分界点，分两个阶段考察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上学者在考察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都没有考虑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跨地区差异。实际上，无论是从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方式还是从政府公共支出构成看，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都呈现出十分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都会影响财政分权的效果，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中国财政分权的效应可能存在着地区差异。为此，在张和龚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我国财政分权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介绍；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与样本数据说明；第四部分实证检验我国财政分权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五部分对上一部分所得出的结论进行分析；最后总结全文。后的财政分权效应，我们还引入了虚拟变量D94；变量TAX代表宏观税负水平，在此我们用预算内财政收入占CDP的比重来表示；CAPG表示就业人员人均资本增长率，这里我们用各地区资本形成总额来代表资本。此外，为刻画体制变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引入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比重SOU作为一个主要的解释变量。各变量的下标t代表年份，i代表省份，εit是扰动项。
(二)样本数据说明
以上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各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相应各年(其中河北省为(河北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相应各年以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计量的经验分析建立在1980年至2004年各省经过计算整理后的面板数据。之所以选择1980年作为样本空间的起始点是因为我国全国范围内的财政分权实践是从1980年开始的。
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1997年重庆从四川分离，成立为直辖市，为保证一致性，我们将重庆和四川合并。此外，我们的面板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西藏和海南由于统计数据不全也不包括在内，这样一共有28个地方的数据。
四、实证检验结果
利用Eviews4．0软件，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方法，我们对式(11)进行回归，在回归过程中，我们以分税制改革为样本分界点，将1980－2004年全样本划分为1980—1993、1994－2004年两个分时期子样本，回归结果见表1：
上表1是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是分税制改革前样本的回归结果，列2对应的是分税制改革后样本的回归结果，列3则是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分税制改革前财政分权指标FD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分税制改革后FD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在综合分税制改革前后的全样本中，FD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D·FD项的系数除在1980—1993年的样本中稍不显著为正外，其它两个时期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且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它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D94·FD项的系数在统计上则不显著，这说明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并不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TAX指标的系数在1994－2004年的样本中不显著为负，在其它两个时期样本中显著为负。CAPG项的系数在三个时期中都显著为正。SOU项的系数在1980—1993年的样本中不显著为负，在其它两个时期样本中则显著为负。
五、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实证研究结果中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而且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还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和财政分权的程度有关，而且和财政分权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有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程度、法制环境、历史背景、文化特点等将影响财政分权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方式、公共支出的构成等也会影响财政分权的效果。下面我们从这两方面深入分析引起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 在我国，无论是从发展阶段、财政资源还是从居民流动性来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都呈现出十分巨大的差异。东部地区整体上已步人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的前中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财政资源的巨大差异。总体来讲，我国东部地区的财力资源较为雄厚，而中西部地区的财力资源相对匮乏(见图1)。另外，在东部地区，居民的平均收入与劳动力平均技能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相应地，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具有更大的流动性。这种人口流动性的地区差异与财政资源的地区差异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拥有不同的财政行为。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都以发展经济为己任，因此地方政府对资本这一流动性较强的稀缺要素有着近乎本能的强烈兴趣，这对东部地区政府也不例外。为了吸引外来资本，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努力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外，由于居民的流动性较强，为了吸引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东部地区地方政府也不得不改善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教育、卫生等。由于财政资源较为充裕，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对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和提供教育等公共产品往往都能兼顾，因而吸引了更多的外来资本和劳动力，从而较快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
但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由于财政资源相对匮乏、居民的流动性较差以及地方政府更感兴趣的是吸引外来资本，地方政府往往忽视对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财政分权刺激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发挥更大责任的领域可能仅仅是改善投资环境的公共开支这一项。更为极端的情况是，由于流动性较强的、较高素质的那部分劳动力总是向东部地区流动，无论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如何努力改善公共服务，但其质量与数量总不如东部地区，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就极有可能呈现出从中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流动的单一方向。这种劳动力单方向跨区域流动已经得到证实。
因此，财政分权体制下为吸引外来资本而进行的财政竞争整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由财政资源的地区差异与人口流动性的地区差异共同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方式的差异造成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的地区差异，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快于中西部地区。
(二)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公共支出的自主安排也会影响财政分权的效果。Devaraian、Swamop和Zou指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条件还取决于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构成情况。因此，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也可能使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呈现跨区差异。
从我国东、中、西部平均公共支出构成比重(见表2、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公共支出构成中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最低，中西部地区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都高于东部地区。同时，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一直低于东部，这一比重只是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才有所上升，而中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最低。在分税制改革以前三大地区的科教文卫支出比重相差不大，但到2004年，中西部地区的这一比重都低于东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就省级预算内公共支出而言，中西部地区的经常性财政支出比重较高，是较为典型的“吃饭财政”，再加上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总量本来就比较匮乏，因而用于生产性的公共支出数量就更为有限；而东部地区的生产性公共支出比重一直较高。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构成方面的差异影响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积极效应在中西部地区的发挥，从而使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
六、总 结
本文通过构造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优势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本文进一步指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与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是导致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呈现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而言，转变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方式、优化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等是促进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积极效应发挥的有效选择。需要说明的是，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此外，其它第三方“中介”的影响也会影响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遗憾的是，我们缺乏合适的工具变量来控制这种可能的内生性。在现有文献和工具的基础上，我们结论不能排除这些缺陷的影响。另外，由于省级以下数据资料的缺乏，在这里我们只考察了两级分权的影响，在数据资料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三级和四级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注：“本文中所涉及的表格、注解、公式等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财政分权；跨区差异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5)-0109—05
一、引 言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目前财政分权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之一。现代财政分权的有关理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更好地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因此由中央向地方转移财政收入和支出权力将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与此相反，Pmdenuhe等认为，由于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税收竞争和公共品竞争，因此适当的集权能发挥中央政府的规模经济优势，避免同级财政竞争的外部成本，从而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显然，仅从理论上无法判定财政分权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须经过实证检验才能下结论。
关于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已进行过一些实证研究。Ma较早地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Zhang和Zou检验了1978至1992年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资源的分配与省级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财政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Lin和Liu则采用中国内地28个省份的数据，研究了1970—1993年财政分权对人均GDP的影响，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财政分权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些实证研究所关注的都是改革开放到分税制改革以前的情况，但自1994年以来的十多年间，中国不仅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并且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察。国内学者张晏和龚六堂对中国1986－2002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张和龚的研究与前面所有研究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将样本扩充到了分税制改革以后并且考虑了财政分权的跨时差异，他们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样本分界点，分两个阶段考察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上学者在考察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都没有考虑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跨地区差异。实际上，无论是从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方式还是从政府公共支出构成看，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都呈现出十分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都会影响财政分权的效果，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中国财政分权的效应可能存在着地区差异。为此，在张和龚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我国财政分权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介绍；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与样本数据说明；第四部分实证检验我国财政分权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五部分对上一部分所得出的结论进行分析；最后总结全文。后的财政分权效应，我们还引入了虚拟变量D94；变量TAX代表宏观税负水平，在此我们用预算内财政收入占CDP的比重来表示；CAPG表示就业人员人均资本增长率，这里我们用各地区资本形成总额来代表资本。此外，为刻画体制变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引入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比重SOU作为一个主要的解释变量。各变量的下标t代表年份，i代表省份，εit是扰动项。
(二)样本数据说明
以上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各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相应各年(其中河北省为(河北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相应各年以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计量的经验分析建立在1980年至2004年各省经过计算整理后的面板数据。之所以选择1980年作为样本空间的起始点是因为我国全国范围内的财政分权实践是从1980年开始的。
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1997年重庆从四川分离，成立为直辖市，为保证一致性，我们将重庆和四川合并。此外，我们的面板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西藏和海南由于统计数据不全也不包括在内，这样一共有28个地方的数据。
四、实证检验结果
利用Eviews4．0软件，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方法，我们对式(11)进行回归，在回归过程中，我们以分税制改革为样本分界点，将1980－2004年全样本划分为1980—1993、1994－2004年两个分时期子样本，回归结果见表1：
上表1是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是分税制改革前样本的回归结果，列2对应的是分税制改革后样本的回归结果，列3则是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分税制改革前财政分权指标FD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分税制改革后FD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在综合分税制改革前后的全样本中，FD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D·FD项的系数除在1980—1993年的样本中稍不显著为正外，其它两个时期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且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它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D94·FD项的系数在统计上则不显著，这说明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并不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TAX指标的系数在1994－2004年的样本中不显著为负，在其它两个时期样本中显著为负。CAPG项的系数在三个时期中都显著为正。SOU项的系数在1980—1993年的样本中不显著为负，在其它两个时期样本中则显著为负。
五、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实证研究结果中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而且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还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和财政分权的程度有关，而且和财政分权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有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程度、法制环境、历史背景、文化特点等将影响财政分权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方式、公共支出的构成等也会影响财政分权的效果。下面我们从这两方面深入分析引起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 在我国，无论是从发展阶段、财政资源还是从居民流动性来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都呈现出十分巨大的差异。东部地区整体上已步人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的前中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财政资源的巨大差异。总体来讲，我国东部地区的财力资源较为雄厚，而中西部地区的财力资源相对匮乏(见图1)。另外，在东部地区，居民的平均收入与劳动力平均技能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相应地，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具有更大的流动性。这种人口流动性的地区差异与财政资源的地区差异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拥有不同的财政行为。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都以发展经济为己任，因此地方政府对资本这一流动性较强的稀缺要素有着近乎本能的强烈兴趣，这对东部地区政府也不例外。为了吸引外来资本，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努力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外，由于居民的流动性较强，为了吸引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东部地区地方政府也不得不改善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教育、卫生等。由于财政资源较为充裕，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对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和提供教育等公共产品往往都能兼顾，因而吸引了更多的外来资本和劳动力，从而较快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
但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由于财政资源相对匮乏、居民的流动性较差以及地方政府更感兴趣的是吸引外来资本，地方政府往往忽视对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财政分权刺激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发挥更大责任的领域可能仅仅是改善投资环境的公共开支这一项。更为极端的情况是，由于流动性较强的、较高素质的那部分劳动力总是向东部地区流动，无论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如何努力改善公共服务，但其质量与数量总不如东部地区，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就极有可能呈现出从中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流动的单一方向。这种劳动力单方向跨区域流动已经得到证实。
因此，财政分权体制下为吸引外来资本而进行的财政竞争整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由财政资源的地区差异与人口流动性的地区差异共同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方式的差异造成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的地区差异，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快于中西部地区。
(二)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公共支出的自主安排也会影响财政分权的效果。Devaraian、Swamop和Zou指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条件还取决于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构成情况。因此，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也可能使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呈现跨区差异。
从我国东、中、西部平均公共支出构成比重(见表2、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公共支出构成中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最低，中西部地区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都高于东部地区。同时，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一直低于东部，这一比重只是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才有所上升，而中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最低。在分税制改革以前三大地区的科教文卫支出比重相差不大，但到2004年，中西部地区的这一比重都低于东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就省级预算内公共支出而言，中西部地区的经常性财政支出比重较高，是较为典型的“吃饭财政”，再加上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总量本来就比较匮乏，因而用于生产性的公共支出数量就更为有限；而东部地区的生产性公共支出比重一直较高。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构成方面的差异影响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积极效应在中西部地区的发挥，从而使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
六、总 结
本文通过构造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优势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本文进一步指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与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是导致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呈现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而言，转变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方式、优化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等是促进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积极效应发挥的有效选择。需要说明的是，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此外，其它第三方“中介”的影响也会影响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遗憾的是，我们缺乏合适的工具变量来控制这种可能的内生性。在现有文献和工具的基础上，我们结论不能排除这些缺陷的影响。另外，由于省级以下数据资料的缺乏，在这里我们只考察了两级分权的影响，在数据资料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三级和四级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注：“本文中所涉及的表格、注解、公式等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