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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地跨农耕与游牧两大生态区的一大帝国，得益于清朝的统治过程对多民族疆土的有效管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交融，对蒙汉两大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使得两种原本冲突的生态文化逐渐融为一体。
【关键词】清朝；农耕文化；游牧文化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is a land across the farming and nomadic biome a great empire， benefit from the process of the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multi-ethnic empire， farming culture and the nomadic culture， Mongolian and han nationalities two and its profound influence to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fe， makes the conflict of two original ecological culture graduall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Farming culture； Nomadic culture
1 农耕与游牧文化的历史回顾
农耕文化是传统的中原汉族文化，始于华夏，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经过夏朝、西周，井田制形成后，社会形态相对统一，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四分五裂，但各国的经济基础都同样是农耕文明，随着各国冲突，战争的不断爆发，农具发展也获得进步，铁器农具被广泛使用，粮食产量也稳步提升，这就是中原逐渐形成的农耕文化。
游牧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可能较晚于农耕文化，大约在秦朝末年，匈奴将东胡、月氏等一并歼灭，在大漠地区建立起了统一的政权，游牧民族毕竟以行国著称，将士个个骁勇善战，正因为游牧民族的行国特点，游牧民族在“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对峙的政权结构中一直处于积极主动的进攻位置，文化的冲突往往通过军事的较量得到解决【1】。
游牧民族的铁骑一次次的突破长城，在两种文化交接处形成文化接触带，据《史记》统计，仅在西汉的两百余年期间，游牧民族的实行大规模南下就占了39年，从文化接触带的位置在农耕区而不是游牧区来看，也可以看出游牧文化的主导地位，千百年以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也相互交融，游牧文化的文化因子在中原的大量扩散，北方的汉人中就融入大量少数民族成分，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和之前单纯的华夏传统相比也有了明显的变化【2】。特别的，汉语大量吸收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时，还有不少的汉人出现少数民族化的倾向【3】。
2 游牧文化经济的脆弱性
游牧文化的经济生产是严格受到自然条件制约的，没有完备并且有效的抗灾机制，即使在元朝，北方游牧文化发展到了顶峰的时期，甚至有蒙古贵族梦想着将汉人聚居地全部变为牛羊的牧场，然而，在游牧文化政治军事力量极盛之时，它的经济上的脆弱性也日益暴露，以至于经济上还严重受到南方农耕的限制。
历史记载，在至元三年，大寧蒙古遭到风雪灾害，中央政府调集赈灾米粮达到了15万石的数量，即使没有自然灾害，单纯的游牧都没有满足人口的增长对物质资料的需求，粮食几何每年都要靠南方的调运。但是，到了明代，蒙古再也不可能像元朝那样依靠着中央政权去调用南方农耕地区的粮食，只得以牛马易粟豆。到了清代，中国政治的格局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变革，清代将蒙古统一，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防蒙古的军事力量再次兴起，清朝政府严格规定在蒙古地区划定地界，不得越界游牧。在划清地界的情况下致使在畜牧产品不足时，也无法扩大草场，不能自由迁徙，使得游牧地区的经济更加脆弱。以致于清人说蒙古族人的衣食等所有物品大半都采购自内地。
3 农耕文化北移
随着清朝建国以来对蒙古族的压制，游牧区域受到严重限制，游牧文化无法单纯靠游牧经济过活，对于大多数蒙古族来说，接受农耕文化成了最好的选择，这正是清王朝政府对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的融合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
与以往游牧民族南下侵略中原不同，农耕文化被游牧文化主动吸收。清朝初年，抗清义军、流离失所的穷苦百姓涌入蒙古边区，开始将农耕文化带到蒙古地区，不仅如此，随着清政府的休养生息，国内人口增长迅速，人口压力大，全国人口已经突破3亿，原有的耕地已经无法满足现今的人口增长，内地大量的汉人开始迁移至北方，开发北方无主荒地作为耕地。人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主体，所以人走到哪里，文化就传播到哪里，北方游牧民族在大量汉人的涌入下，农耕技术得到发展，即满足了北方游牧民族自身物质资料的不足，又满足了南方汉人的耕地不足的问题，是一次很好的文化交融，形成了蒙汉交相杂处，农耕游牧相间错落的画面，在文化交界处形成了一条共同发展的接触带。
但对于政府而言，农耕文化北移的变化引起了清政府当局的不安，甚至从乾隆十四年开始，清政府严禁南方汉人北移，这条法度一直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到光绪初年，但由于塞外地广人稀，中原人口相对过剩，即使在法令禁止期间，仍有源源不断的流民逃入，大家都觉得蒙古有的是地。
4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矛盾
第一，土地的争夺。起初，塞外虽号称地广无垠，但在清朝期间，汉人北移的增加，拓荒耕耘，大片的牧地变为良田，茫茫草原之中，有部分地区竟然都出现了耕地多余牧地的现象，更有甚者，在部分地区，牧地还不及土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使得游牧民族的人民逐渐失去本业，严重影响到牧民的生计问题。
第二，民事纠纷愈烈。在汉人北移之初，蒙古人是相当高兴的，既可以把自己的荒地出租作为收益，还可以就近获得农耕产品的物质资料，交易便利，正所谓“贪得租之利，留外来民人”。但是时间一长，拖欠租金、拒不交租的频频出现，蒙古人想驱逐汉人出境，汉人也不让丝毫，常发生抗争的事，两种文化之间产生的民事纠纷愈来愈烈。 第三，社会风尚的差异。游牧民族民风淳朴，他们的习俗中没有主客的差别，但是农耕文化中，私有制的思想深入人心，随着汉人的北移，因财产产生的争执充斥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打乱了游牧民族原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特别的，北移的汉人中，人的素质良莠不一，除了正常的农民和商人以外，还有乞丐、盗贼等等，当他们难易度日时必然铤而走险，蒙古游牧文化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也就随着汉人的北移而被打乱。
也正是如此，清政府开始发现两种文化冲突的矛盾，为了调和如此尖锐的矛盾，清政府又开始将代表农耕文化的行政管理机构运用到游牧民族身上，籍此来减少两种文化的摩擦冲突。
5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相互渗透
文化本身是开放的，在农耕文化北移的过程中，虽然产生了很多冲突，但是文化的冲突而产生的矛盾也正是文化交融共鸣的过程，这一切从都是游牧民族进行招民垦种开始的，正因如此才形成了两种文化的直接接触。
农业一经出现，就要求游牧民族开始走向定居生活，慢慢的改掉了随畜迁徙的习惯，对居住的要求也趋向于相对稳定，接受农耕开始走向定居，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并不是游牧民族被农耕文化所吸引，而是被现实所迫，从单纯的游牧经济中脱离出来，成为亦牧亦农的新蒙古人，畜牧业与农业之间各种各样的结合方式也层出不穷。
随着文化交流的持续进行，农耕文化的世界观、价值取向等等也开始感染者游牧民族，神农庙、孔庙等等，在蒙古地区的建造格局和内地都无差别，信仰习惯改变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也在发生变化，文化的交融影响着双方的思维方式的變化。
6 清代的多民族治理
清王朝从部落发展成帝国的形式，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多民族治理的政策，它成功的将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的两区人群，强制性的由原来的骚扰式合作变为雇佣式的合作，从以前通过武力进行交流变成经济上的利益联系，更好的促进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7 结语
农耕文化推崇安逸的生活，物产丰富，而游牧文化，寓兵事于生活，军事力量强大，从千百年以来的武力交流与碰撞，变为在清政府统治下的雇佣互惠合作，使得清政府成功发展出了军事、资源互补的二元治理模式，促进清政府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若不是清政府之后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清王朝的确能融合出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当然，历史不允许假设。反观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也只有在真正统一的政治条件下才能够共存互补，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邹怡. 游牧、农耕两大生态区整合背景中：清代的多民族治理[J]. 社会科学文摘，2016，（08）：97-99.
[2]邹怡. 游牧、农耕两大生态区整合背景中的清代多民族治理[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8（03）：13-22.
[3]高铁泰. 清代青海蒙古族社会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5.
【关键词】清朝；农耕文化；游牧文化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is a land across the farming and nomadic biome a great empire， benefit from the process of the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multi-ethnic empire， farming culture and the nomadic culture， Mongolian and han nationalities two and its profound influence to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fe， makes the conflict of two original ecological culture graduall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Farming culture； Nomadic culture
1 农耕与游牧文化的历史回顾
农耕文化是传统的中原汉族文化，始于华夏，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经过夏朝、西周，井田制形成后，社会形态相对统一，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四分五裂，但各国的经济基础都同样是农耕文明，随着各国冲突，战争的不断爆发，农具发展也获得进步，铁器农具被广泛使用，粮食产量也稳步提升，这就是中原逐渐形成的农耕文化。
游牧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可能较晚于农耕文化，大约在秦朝末年，匈奴将东胡、月氏等一并歼灭，在大漠地区建立起了统一的政权，游牧民族毕竟以行国著称，将士个个骁勇善战，正因为游牧民族的行国特点，游牧民族在“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对峙的政权结构中一直处于积极主动的进攻位置，文化的冲突往往通过军事的较量得到解决【1】。
游牧民族的铁骑一次次的突破长城，在两种文化交接处形成文化接触带，据《史记》统计，仅在西汉的两百余年期间，游牧民族的实行大规模南下就占了39年，从文化接触带的位置在农耕区而不是游牧区来看，也可以看出游牧文化的主导地位，千百年以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也相互交融，游牧文化的文化因子在中原的大量扩散，北方的汉人中就融入大量少数民族成分，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和之前单纯的华夏传统相比也有了明显的变化【2】。特别的，汉语大量吸收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时，还有不少的汉人出现少数民族化的倾向【3】。
2 游牧文化经济的脆弱性
游牧文化的经济生产是严格受到自然条件制约的，没有完备并且有效的抗灾机制，即使在元朝，北方游牧文化发展到了顶峰的时期，甚至有蒙古贵族梦想着将汉人聚居地全部变为牛羊的牧场，然而，在游牧文化政治军事力量极盛之时，它的经济上的脆弱性也日益暴露，以至于经济上还严重受到南方农耕的限制。
历史记载，在至元三年，大寧蒙古遭到风雪灾害，中央政府调集赈灾米粮达到了15万石的数量，即使没有自然灾害，单纯的游牧都没有满足人口的增长对物质资料的需求，粮食几何每年都要靠南方的调运。但是，到了明代，蒙古再也不可能像元朝那样依靠着中央政权去调用南方农耕地区的粮食，只得以牛马易粟豆。到了清代，中国政治的格局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变革，清代将蒙古统一，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防蒙古的军事力量再次兴起，清朝政府严格规定在蒙古地区划定地界，不得越界游牧。在划清地界的情况下致使在畜牧产品不足时，也无法扩大草场，不能自由迁徙，使得游牧地区的经济更加脆弱。以致于清人说蒙古族人的衣食等所有物品大半都采购自内地。
3 农耕文化北移
随着清朝建国以来对蒙古族的压制，游牧区域受到严重限制，游牧文化无法单纯靠游牧经济过活，对于大多数蒙古族来说，接受农耕文化成了最好的选择，这正是清王朝政府对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的融合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
与以往游牧民族南下侵略中原不同，农耕文化被游牧文化主动吸收。清朝初年，抗清义军、流离失所的穷苦百姓涌入蒙古边区，开始将农耕文化带到蒙古地区，不仅如此，随着清政府的休养生息，国内人口增长迅速，人口压力大，全国人口已经突破3亿，原有的耕地已经无法满足现今的人口增长，内地大量的汉人开始迁移至北方，开发北方无主荒地作为耕地。人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主体，所以人走到哪里，文化就传播到哪里，北方游牧民族在大量汉人的涌入下，农耕技术得到发展，即满足了北方游牧民族自身物质资料的不足，又满足了南方汉人的耕地不足的问题，是一次很好的文化交融，形成了蒙汉交相杂处，农耕游牧相间错落的画面，在文化交界处形成了一条共同发展的接触带。
但对于政府而言，农耕文化北移的变化引起了清政府当局的不安，甚至从乾隆十四年开始，清政府严禁南方汉人北移，这条法度一直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到光绪初年，但由于塞外地广人稀，中原人口相对过剩，即使在法令禁止期间，仍有源源不断的流民逃入，大家都觉得蒙古有的是地。
4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矛盾
第一，土地的争夺。起初，塞外虽号称地广无垠，但在清朝期间，汉人北移的增加，拓荒耕耘，大片的牧地变为良田，茫茫草原之中，有部分地区竟然都出现了耕地多余牧地的现象，更有甚者，在部分地区，牧地还不及土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使得游牧民族的人民逐渐失去本业，严重影响到牧民的生计问题。
第二，民事纠纷愈烈。在汉人北移之初，蒙古人是相当高兴的，既可以把自己的荒地出租作为收益，还可以就近获得农耕产品的物质资料，交易便利，正所谓“贪得租之利，留外来民人”。但是时间一长，拖欠租金、拒不交租的频频出现，蒙古人想驱逐汉人出境，汉人也不让丝毫，常发生抗争的事，两种文化之间产生的民事纠纷愈来愈烈。 第三，社会风尚的差异。游牧民族民风淳朴，他们的习俗中没有主客的差别，但是农耕文化中，私有制的思想深入人心，随着汉人的北移，因财产产生的争执充斥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打乱了游牧民族原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特别的，北移的汉人中，人的素质良莠不一，除了正常的农民和商人以外，还有乞丐、盗贼等等，当他们难易度日时必然铤而走险，蒙古游牧文化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也就随着汉人的北移而被打乱。
也正是如此，清政府开始发现两种文化冲突的矛盾，为了调和如此尖锐的矛盾，清政府又开始将代表农耕文化的行政管理机构运用到游牧民族身上，籍此来减少两种文化的摩擦冲突。
5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相互渗透
文化本身是开放的，在农耕文化北移的过程中，虽然产生了很多冲突，但是文化的冲突而产生的矛盾也正是文化交融共鸣的过程，这一切从都是游牧民族进行招民垦种开始的，正因如此才形成了两种文化的直接接触。
农业一经出现，就要求游牧民族开始走向定居生活，慢慢的改掉了随畜迁徙的习惯，对居住的要求也趋向于相对稳定，接受农耕开始走向定居，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并不是游牧民族被农耕文化所吸引，而是被现实所迫，从单纯的游牧经济中脱离出来，成为亦牧亦农的新蒙古人，畜牧业与农业之间各种各样的结合方式也层出不穷。
随着文化交流的持续进行，农耕文化的世界观、价值取向等等也开始感染者游牧民族，神农庙、孔庙等等，在蒙古地区的建造格局和内地都无差别，信仰习惯改变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也在发生变化，文化的交融影响着双方的思维方式的變化。
6 清代的多民族治理
清王朝从部落发展成帝国的形式，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多民族治理的政策，它成功的将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的两区人群，强制性的由原来的骚扰式合作变为雇佣式的合作，从以前通过武力进行交流变成经济上的利益联系，更好的促进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7 结语
农耕文化推崇安逸的生活，物产丰富，而游牧文化，寓兵事于生活，军事力量强大，从千百年以来的武力交流与碰撞，变为在清政府统治下的雇佣互惠合作，使得清政府成功发展出了军事、资源互补的二元治理模式，促进清政府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若不是清政府之后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清王朝的确能融合出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当然，历史不允许假设。反观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也只有在真正统一的政治条件下才能够共存互补，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邹怡. 游牧、农耕两大生态区整合背景中：清代的多民族治理[J]. 社会科学文摘，2016，（08）：97-99.
[2]邹怡. 游牧、农耕两大生态区整合背景中的清代多民族治理[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8（03）：13-22.
[3]高铁泰. 清代青海蒙古族社会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