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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节以来,新生代农民工不断进入公众视野,并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关注。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有自己的个性,也具有诸多优势。然而,要想真正跳出农门立足城市,他们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010年2月26日上午,杭州市杭海路上的杭州外来劳动力就业中心,人头攒动。一家知名餐饮企业的主管悄悄将左跃平和祝侠拉到一个角落,开出1500元的月薪,问两小伙愿不愿意到餐馆当服务员。左跃平和祝侠默契地摇了摇头。主管说,我们这里有交“四金”的。左跃平说,我们现在工作的公司也有交的。主管沉默了,摇了摇头,寻找下一个目标。
左跃平和祝侠是室友,他们同是出生于1990年的来杭打工者。自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指称像他们这样的80后、90后农民工以来,这一群体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
2010年2月23日,“三农”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表示,根据最新的研究,中国农民工大约有2.3亿至2.4亿人,其中,80后农民工群体占一半左右,90后有4000多万人。有评论认为,这个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群体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在浙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生存状况怎么样?记者走近了他们。
要“饭碗”,更要发展
从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农村出来的冯小义,今年刚满21岁,是家里五兄妹的老三。目前,小义在杭州市延安路一家云南米线店里做营业员,这是她在杭州的第5份工作。
2006年,小义来到杭州,帮大哥照顾怀孕的嫂子。同年8月,嫂子托人介绍小义到萧山一家纺织厂当上了缝纫工。“刚开始一个月,因为是学徒,每天的工资为15元。后来是计件工资,一个月能赚到1500元左右。”在频繁换了四五份工作后,2009年冯小义跳槽来到目前的这家餐饮店。
“现在每个月能赚1800元左右。工作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虽然大哥三番五次想让小义到自己开的小饭馆帮忙,但冯小义一直没有答应。小义说,服务工作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她在一个培训机构学习化妆,750元可以听12堂课。做一名化妆师是她的理想。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和父辈们忍辱负重,在城市里从事各种繁重的工作,为的是把赚来的钱带回家,买地造房,讓老家的亲人生活得更好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有自己的职业理想,进入城市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更渴望跳出农门,做一个城里人。
来自安徽省六安农村的90后苗壮,2009年来杭后一直在一家韩国料理店里做厨师。“月薪1600元左右,住在公司安排的宿舍里,四个人一间。”2010年春节苗壮也没有回家,除了店里要加班外,他的活动也很忙。“年三十和一群朋友去KTV唱歌,前两天还去茶楼喝茶打牌。”他已经完全习惯了在杭州的生活。
苗壮说,做韩国料理他已经做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不过,他觉得厨师也不是他的兴趣所在,至于是什么,他也想不好。“反正没有技术含量的保安、仓管员什么的,给再多钱也不去做的,目前有点想法的是去学一下美容美发手艺,感觉这个好像挺好玩,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
在杭州一家餐厅做前台服务员的90后孟凡珍,老家在安徽省淮南农村,父母在家养殖家禽。她在杭州2009年一度工资只有600元/月,而老家的养殖场却开得有声有色。当记者问她有没有想过回家务农时,她一口回绝:“回家种田养鸡,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受不了那股味道。”
有激情,却怕吃苦
印象中,来城市的农民工一般都是吃得起苦,尽量利用时间来赚钱的,所以有加班值班的机会,老乡们都会选择加班。但在温州奥康集团的工厂里,在管理层做的一次调查中,就有部分员工提出:能不能增加休息时间,哪怕减少工资。
1990年出生的安徽省安庆市人虞金祥就是提出这个建议的员工之一。小虞读到高二就选择出来打工,经熟人介绍,他到温州奥康集团做了一名生产线上的领料员。“就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员缺少什么原料了,我登记好后去仓库帮他们领出来,一般是皮料、纱线和胶水什么的。”这份工作从早上7点30分干到下午5点,只能保证每个星期有一个休息日,完成产量后月薪1500元,超出部分另外计酬。
“工作倒不是很辛苦,就是空闲时间太少了。”生性爱玩的小虞觉得出来打工后,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不多,“我建议厂里安排双休日,宁可减少点工资。”
另外,小虞还觉得厂里安排的免费宿舍人太多了,吃得也不好。“8个人住一个房间,隐私性太差,最好2个人一间。食堂虽然是公司补贴一半伙食费,但是菜肴品种太少,选择的余地不大。”
“怕吃苦,缺乏责任感,相对应的,对钱财不是太看重。”杭州华日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敏华说,公司2009年曾招过一个90后员工,嫌生产线上的工作太辛苦,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销售的工作,连辞职手续也没办,就不来上班了。“2009年11月份走的,年纪大一点的工人一般都会熬到年终奖发了再走,他们好像比较忽略这些经济上的因素。”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工作的激情和学习的动力。他们希望通过学习培训,掌握技能,得到技术性强、收入高的工作。
来自建德农村的90后小陈,2009年7月通过应聘进了杭州维库科技有限公司当商务代表,如今,她能熟知21个国家的工作时间表。
小陈说,公司的员工80%都有大学文凭,她现在每天晚上自学英语,打算自考,争取向公司的管理层发展。在她的QQ空间里,都是“外贸业务员如何开发和管理B2B贸易网站资源”,“Google右侧和左侧的差别”,“各国上班时间一览表”这样的帖子。“我们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多数由自己培养,我希望自己能在公司长期发展。”小陈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
有创业冲动,维权意识强
“以前的徒弟除了学习技术外,把店当成自己家一样,洗衣做饭,和师傅讨论流行趋势,来一个客人抢着去洗头。”在杭州佑圣观路开理发店的阿亮说,现在来学习理发的年轻人和以前明显不同。“现在的90后,上班和玩一样,客人来了能躲就躲,洗毛巾要催好几次,一有空就看韩剧,聊QQ,然后就大谈自己的创业计划,在店里混几个月,什么也没学到就跳到别的地方去了。”
的确,在记者的随机调查中发现,90%以上的90后农民工都表示自己有创业的想法,例如开连锁加盟店、开理发店、从事外贸行业等,很多都称自己目前的工作只是一个过渡。
不过,对于具体怎么发展,怎么去创业,这些刚刚20岁出头的80后、90后既没有时间上的安排,也没有行动上的准备,明显缺乏规划。比如,他们大多能认识到自己学历低的现状,想去改变,但这仅仅停留在想法中,具体实施时又感觉“没时间,暂时还没想好学什么”。
杭州维库科技有限公司人事部总监班文明认为,90后和他们的父辈相比,通过网络等渠道接触到更多的新鲜事物,但事实上他们还很稚嫩。“眼高手低”是他们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通病。“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他们才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
不过,和父辈相比,在维权意识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显然更有优势。杭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相关负责人说,新生代农民工比前辈们更理解城市管理,理解企业文化,管理起来较为配合。如果对企业做法不满,也懂得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用法律保护自己。在“19楼论坛”的“劳动监察维权”版块,就经常有新生代农民工发的维权帖子。
梦想与现实的纠结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比较高,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可以说,随着户籍限制的逐步放开,以及医疗保险、上学就业等方面优惠政策的出台,他们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机,境遇正不断改善。2010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然而,在走访中记者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要真正融入城市,无疑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
相对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不熟悉,同时,他们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会,但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显然我们都还没有做好充分接纳他们的准备。对土地没有感情、在城市又不被接纳,这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虽然在杭州创业小有成就,但作为一个“外地人”,湖南岳阳的彭哲也有烦恼。“比如看病,杭州本地人每人都有医保卡,而我们外地人却一定要全部自己掏。”有一次为追小偷,彭哲直接从家里的二楼跳下,右腿摔伤,花去2万多元医疗费,由于是外地人,他无法享受杭州的城镇医疗保险。
和每个“80后”一样,彭哲也想早日拥有自己的房子。“想要融入这个城市首先要有一个落脚点,买个房子就可以迁户口。”但中心城区动辄每平方米两三万元的房价,让他只能望楼兴叹。
而最大的问题是,彭哲总感觉无法融入当地。“无论是方言、生活方式还是思维习惯,很多方面都有差异,而这些差异,时时在提醒自己是外地人。”
的确,尽管留在城市的梦想很美好,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面临挡在他们面前的诸多“拦路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由于户籍的限制而无法享受的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上的歧视冷漠。
在2010年3月11日召开的杭州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上,杭州市劳动部门打算,2010年把在杭州稳定就业、缴纳社会保险半年以上的农民工纳入“新杭州人”范围,发放《新杭州人求职登记证》。这本证相当于杭州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的失业证,有了它可以享受和杭州城镇居民一样的就业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吕明辰认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最根本之策是解决他们的户籍。“目前户籍不仅是居民身份的标志,也是享受各种城市社会福利的凭证。没有了农民和市民这种身份上的区分,将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为此,吕明辰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专门建议,城市应取消对农民工户籍的限制。
目前,深圳、中山、上海、宁波等城市在农民工落户方面都有所动作。“杭州在优秀农民工落户上也要有突破,以政府为主导,公安、劳动保障部门牵头研究,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杭州实际的优秀农民工落户城市的路子。”在杭州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上,杭州市副市长何关新说。
在杭州下沙,一家饮料生产公司正在重新规划厂区的娱乐设施。除了原有的图书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正计划在图书馆内增加一个网吧。“工厂周边的娱乐设施比较欠缺,业余生活很枯燥,很难留住1985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员工。”这家公司人力资源主管说,企业已开始对新生代农民工寄予了更多关注。
浙江人才专修学院校长赵晓惠告诉记者,他们学院开办的夜大学,70%左右的学生都是非杭州户籍的新生代农民工。他所做的一次调查显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朋友不多”,“生活苦闷”。为此,学院每月14日定期举办跨专业联谊会,让这些年轻的80后、90后学员拥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社会应该给他们创造更多的交流平台,让他们更好地融入这座城市。”赵晓惠说。
相关链接:
代表委员热议新生代农民工
2010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纷纷献言献策,他们认为,关心新生代农民工要有新思路。
发展中小城市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全国政协委员杨澜认为,目前中国二线城市的发展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工向二线城市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谈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主要来自于城镇化。城镇化发展,尤其是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城镇化战略,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所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开,但在中等城市,应该积极地放开户籍,小城市更是完全可以放开,县城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放入市民化进程中来应对。
从就业教育走向创业教育
山东泰安东方计算机学校校长王元成代表认为,关心新生代农民工不能仅仅停留在“嘘寒问暖”上,要根据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需求,按照不同的就业意向,分别提供实用的职业培训。职业培训要从“一锅炒”走向专业化,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从就业教育走向创业教育,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和企业“用工荒”的两难问题。
营造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氛围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新生代农民工游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这种身份尴尬,反映的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目前的某些制度安排比如戶籍制度等使其和城市产生了距离。因此,要使其被城市接纳,必须破除一些制度障碍,营造一种有利于其成长的城市文化。而就农村来说,要想使新生代农民工心系乡土,就必须完善农村文化体系建设。
2010年2月26日上午,杭州市杭海路上的杭州外来劳动力就业中心,人头攒动。一家知名餐饮企业的主管悄悄将左跃平和祝侠拉到一个角落,开出1500元的月薪,问两小伙愿不愿意到餐馆当服务员。左跃平和祝侠默契地摇了摇头。主管说,我们这里有交“四金”的。左跃平说,我们现在工作的公司也有交的。主管沉默了,摇了摇头,寻找下一个目标。
左跃平和祝侠是室友,他们同是出生于1990年的来杭打工者。自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指称像他们这样的80后、90后农民工以来,这一群体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
2010年2月23日,“三农”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表示,根据最新的研究,中国农民工大约有2.3亿至2.4亿人,其中,80后农民工群体占一半左右,90后有4000多万人。有评论认为,这个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群体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在浙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生存状况怎么样?记者走近了他们。
要“饭碗”,更要发展
从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农村出来的冯小义,今年刚满21岁,是家里五兄妹的老三。目前,小义在杭州市延安路一家云南米线店里做营业员,这是她在杭州的第5份工作。
2006年,小义来到杭州,帮大哥照顾怀孕的嫂子。同年8月,嫂子托人介绍小义到萧山一家纺织厂当上了缝纫工。“刚开始一个月,因为是学徒,每天的工资为15元。后来是计件工资,一个月能赚到1500元左右。”在频繁换了四五份工作后,2009年冯小义跳槽来到目前的这家餐饮店。
“现在每个月能赚1800元左右。工作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虽然大哥三番五次想让小义到自己开的小饭馆帮忙,但冯小义一直没有答应。小义说,服务工作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她在一个培训机构学习化妆,750元可以听12堂课。做一名化妆师是她的理想。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和父辈们忍辱负重,在城市里从事各种繁重的工作,为的是把赚来的钱带回家,买地造房,讓老家的亲人生活得更好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有自己的职业理想,进入城市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更渴望跳出农门,做一个城里人。
来自安徽省六安农村的90后苗壮,2009年来杭后一直在一家韩国料理店里做厨师。“月薪1600元左右,住在公司安排的宿舍里,四个人一间。”2010年春节苗壮也没有回家,除了店里要加班外,他的活动也很忙。“年三十和一群朋友去KTV唱歌,前两天还去茶楼喝茶打牌。”他已经完全习惯了在杭州的生活。
苗壮说,做韩国料理他已经做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不过,他觉得厨师也不是他的兴趣所在,至于是什么,他也想不好。“反正没有技术含量的保安、仓管员什么的,给再多钱也不去做的,目前有点想法的是去学一下美容美发手艺,感觉这个好像挺好玩,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
在杭州一家餐厅做前台服务员的90后孟凡珍,老家在安徽省淮南农村,父母在家养殖家禽。她在杭州2009年一度工资只有600元/月,而老家的养殖场却开得有声有色。当记者问她有没有想过回家务农时,她一口回绝:“回家种田养鸡,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受不了那股味道。”
有激情,却怕吃苦
印象中,来城市的农民工一般都是吃得起苦,尽量利用时间来赚钱的,所以有加班值班的机会,老乡们都会选择加班。但在温州奥康集团的工厂里,在管理层做的一次调查中,就有部分员工提出:能不能增加休息时间,哪怕减少工资。
1990年出生的安徽省安庆市人虞金祥就是提出这个建议的员工之一。小虞读到高二就选择出来打工,经熟人介绍,他到温州奥康集团做了一名生产线上的领料员。“就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员缺少什么原料了,我登记好后去仓库帮他们领出来,一般是皮料、纱线和胶水什么的。”这份工作从早上7点30分干到下午5点,只能保证每个星期有一个休息日,完成产量后月薪1500元,超出部分另外计酬。
“工作倒不是很辛苦,就是空闲时间太少了。”生性爱玩的小虞觉得出来打工后,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不多,“我建议厂里安排双休日,宁可减少点工资。”
另外,小虞还觉得厂里安排的免费宿舍人太多了,吃得也不好。“8个人住一个房间,隐私性太差,最好2个人一间。食堂虽然是公司补贴一半伙食费,但是菜肴品种太少,选择的余地不大。”
“怕吃苦,缺乏责任感,相对应的,对钱财不是太看重。”杭州华日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敏华说,公司2009年曾招过一个90后员工,嫌生产线上的工作太辛苦,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销售的工作,连辞职手续也没办,就不来上班了。“2009年11月份走的,年纪大一点的工人一般都会熬到年终奖发了再走,他们好像比较忽略这些经济上的因素。”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工作的激情和学习的动力。他们希望通过学习培训,掌握技能,得到技术性强、收入高的工作。
来自建德农村的90后小陈,2009年7月通过应聘进了杭州维库科技有限公司当商务代表,如今,她能熟知21个国家的工作时间表。
小陈说,公司的员工80%都有大学文凭,她现在每天晚上自学英语,打算自考,争取向公司的管理层发展。在她的QQ空间里,都是“外贸业务员如何开发和管理B2B贸易网站资源”,“Google右侧和左侧的差别”,“各国上班时间一览表”这样的帖子。“我们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多数由自己培养,我希望自己能在公司长期发展。”小陈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
有创业冲动,维权意识强
“以前的徒弟除了学习技术外,把店当成自己家一样,洗衣做饭,和师傅讨论流行趋势,来一个客人抢着去洗头。”在杭州佑圣观路开理发店的阿亮说,现在来学习理发的年轻人和以前明显不同。“现在的90后,上班和玩一样,客人来了能躲就躲,洗毛巾要催好几次,一有空就看韩剧,聊QQ,然后就大谈自己的创业计划,在店里混几个月,什么也没学到就跳到别的地方去了。”
的确,在记者的随机调查中发现,90%以上的90后农民工都表示自己有创业的想法,例如开连锁加盟店、开理发店、从事外贸行业等,很多都称自己目前的工作只是一个过渡。
不过,对于具体怎么发展,怎么去创业,这些刚刚20岁出头的80后、90后既没有时间上的安排,也没有行动上的准备,明显缺乏规划。比如,他们大多能认识到自己学历低的现状,想去改变,但这仅仅停留在想法中,具体实施时又感觉“没时间,暂时还没想好学什么”。
杭州维库科技有限公司人事部总监班文明认为,90后和他们的父辈相比,通过网络等渠道接触到更多的新鲜事物,但事实上他们还很稚嫩。“眼高手低”是他们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通病。“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他们才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
不过,和父辈相比,在维权意识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显然更有优势。杭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相关负责人说,新生代农民工比前辈们更理解城市管理,理解企业文化,管理起来较为配合。如果对企业做法不满,也懂得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用法律保护自己。在“19楼论坛”的“劳动监察维权”版块,就经常有新生代农民工发的维权帖子。
梦想与现实的纠结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比较高,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可以说,随着户籍限制的逐步放开,以及医疗保险、上学就业等方面优惠政策的出台,他们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机,境遇正不断改善。2010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然而,在走访中记者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要真正融入城市,无疑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
相对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不熟悉,同时,他们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会,但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显然我们都还没有做好充分接纳他们的准备。对土地没有感情、在城市又不被接纳,这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虽然在杭州创业小有成就,但作为一个“外地人”,湖南岳阳的彭哲也有烦恼。“比如看病,杭州本地人每人都有医保卡,而我们外地人却一定要全部自己掏。”有一次为追小偷,彭哲直接从家里的二楼跳下,右腿摔伤,花去2万多元医疗费,由于是外地人,他无法享受杭州的城镇医疗保险。
和每个“80后”一样,彭哲也想早日拥有自己的房子。“想要融入这个城市首先要有一个落脚点,买个房子就可以迁户口。”但中心城区动辄每平方米两三万元的房价,让他只能望楼兴叹。
而最大的问题是,彭哲总感觉无法融入当地。“无论是方言、生活方式还是思维习惯,很多方面都有差异,而这些差异,时时在提醒自己是外地人。”
的确,尽管留在城市的梦想很美好,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面临挡在他们面前的诸多“拦路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由于户籍的限制而无法享受的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上的歧视冷漠。
在2010年3月11日召开的杭州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上,杭州市劳动部门打算,2010年把在杭州稳定就业、缴纳社会保险半年以上的农民工纳入“新杭州人”范围,发放《新杭州人求职登记证》。这本证相当于杭州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的失业证,有了它可以享受和杭州城镇居民一样的就业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吕明辰认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最根本之策是解决他们的户籍。“目前户籍不仅是居民身份的标志,也是享受各种城市社会福利的凭证。没有了农民和市民这种身份上的区分,将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为此,吕明辰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专门建议,城市应取消对农民工户籍的限制。
目前,深圳、中山、上海、宁波等城市在农民工落户方面都有所动作。“杭州在优秀农民工落户上也要有突破,以政府为主导,公安、劳动保障部门牵头研究,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杭州实际的优秀农民工落户城市的路子。”在杭州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上,杭州市副市长何关新说。
在杭州下沙,一家饮料生产公司正在重新规划厂区的娱乐设施。除了原有的图书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正计划在图书馆内增加一个网吧。“工厂周边的娱乐设施比较欠缺,业余生活很枯燥,很难留住1985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员工。”这家公司人力资源主管说,企业已开始对新生代农民工寄予了更多关注。
浙江人才专修学院校长赵晓惠告诉记者,他们学院开办的夜大学,70%左右的学生都是非杭州户籍的新生代农民工。他所做的一次调查显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朋友不多”,“生活苦闷”。为此,学院每月14日定期举办跨专业联谊会,让这些年轻的80后、90后学员拥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社会应该给他们创造更多的交流平台,让他们更好地融入这座城市。”赵晓惠说。
相关链接:
代表委员热议新生代农民工
2010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纷纷献言献策,他们认为,关心新生代农民工要有新思路。
发展中小城市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全国政协委员杨澜认为,目前中国二线城市的发展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工向二线城市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谈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主要来自于城镇化。城镇化发展,尤其是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城镇化战略,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所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开,但在中等城市,应该积极地放开户籍,小城市更是完全可以放开,县城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放入市民化进程中来应对。
从就业教育走向创业教育
山东泰安东方计算机学校校长王元成代表认为,关心新生代农民工不能仅仅停留在“嘘寒问暖”上,要根据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需求,按照不同的就业意向,分别提供实用的职业培训。职业培训要从“一锅炒”走向专业化,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从就业教育走向创业教育,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和企业“用工荒”的两难问题。
营造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氛围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新生代农民工游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这种身份尴尬,反映的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目前的某些制度安排比如戶籍制度等使其和城市产生了距离。因此,要使其被城市接纳,必须破除一些制度障碍,营造一种有利于其成长的城市文化。而就农村来说,要想使新生代农民工心系乡土,就必须完善农村文化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