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过去了，究竟是谁暴露了这些间谍依然未知。难道是美国情报机构有内鬼？
　　伦敦 1985年5月17日
　　奥尔格·戈德尔维斯基正处在事业巅峰。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他在几个月前刚刚升任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驻英国首都伦敦分部负责人。苏联情报部门看来并不知道他已经为MI6（英国谍报机构）工作了11年之久。
　　那个周五，戈德尔维斯基接到克格勃总部电报。这封电报要求他紧急返回苏联首都莫斯科，一是要正式宣布他升职的事，二是克格勃的两个最高官要会晤他。戈德尔维斯基立即被吓出一身冷汗——他很清楚，这封电报等于死刑判决书。
　　4个月前，他还回到过克格勃总部，而当时一切看来都好好的。现在，他很担忧克格勃的反间谍部门怀疑上了他，因此他才会被召回国。如果拒绝回去，他的职业生涯就肯定完蛋了。但如果回去，他就可能被处死。
　　他在MI6的上司宽慰他说，MI6未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出了差错。MI6力劝戈德尔维斯基返回莫斯科，但又为他准备了一个逃身方案——如果他真的身陷危机的话。在此情况下，戈德尔维斯基决定孤注一掷。
　　雅典 1985年5月21日
　　在周二出席苏联驻希腊大使馆内部会议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博汉上校留了下来，与上司——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简称格勒乌）驻雅典分部负责人谈话。作为格勒乌驻雅典分部第二负责人，博汉秘密参与了格勒乌针对希腊、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的所有间谍行动。
　　在博汉与分部第一负责人交谈了一会儿后，后者对他说：“顺便告诉你，这儿有一封给你的电报。”说完，他就把电报丢给了博汉。电报中说，博汉18岁的儿子亚历克斯在军校遇到了麻烦。电报建议博汉提前3个月休假，回国处理此事。博汉立即呆住了，但他立马又恢复常态。他想：“他们（指格勒乌或克格勃）多半知道了。但我必须冷静。”
　　博汉的孩提时代是在一座乌克兰集体农庄里度过的，当时他的绰号是“鼹鼠”（这个词也是间谍的别称）。他身材健硕，已满43岁，为格勒乌工作了16年，向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中情局）出卖苏联情报则已有10年。他立即意识到这封电报是个陷阱。就在几天前，他才和住在基辅（乌克兰共和国首都）的妹夫通过电话。亚历克斯正是在基辅的军校受训。妹夫对博汉说，亚历克斯情况很好。博汉猜想，克格勃和格勒乌都盯上了他。他决意离开雅典，但并不是要返回莫斯科。
　　莫斯科 1985年8月3日
　　凌晨2时，安德烈·波列修克才下班回家。长期以来，这名俄新社（苏联新闻机构）记者常常工作到很晚。他和父母一起住在一所公寓的一楼。没等进屋，他透过玻璃窗看见家里有陌生人。一名高个子男性给他开门，并且对他说：“你父亲被捕了。”“为什么？”安德烈问。但对方未予回答。被捕？这怎么可能？他的父亲列奥尼德·波列修克是一名克格勃反情报官员——克格勃驻拉各斯（尼日利亚首都）分部第二负责人。
　　几个月来，安德烈一直希望父亲能给他找所房子。他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因此他想自己单独住。但就算对克格勃官员来说，要想在莫斯科找一所房子也不容易。然而，就在5月的一天，他接到一封父亲的来信。让他难以置信的是，信中说父母很意外地为他找到了一所房子，父亲决定提前休假回国，为他买下这所房屋。克格勃上门之前，列奥尼德和妻子柳德米拉刚回国两周。
　　克格勃人员彻夜搜查了列奥尼德家。清晨，柳德米拉、安德烈和他的祖母被不同的车辆送至列夫特沃监狱接受审讯。受审第一天，安德烈追问审讯人员他父亲为什么会被捕。其中一名人员最终回答他：“因为间谍活动。”
　　对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来说，1985年简直就是一个灾年。除了戈德尔维斯基、博汉和列奥尼德之外，另有12名为美英充当间谍的苏联人被暴露。这年秋季，克格勃在一次闪电突袭中没收了美国中情局在苏联的所有情报设施，这让中情局十分难堪。最终，苏联处决了其中10名叛徒，另有很多人入狱。
　　面对这些无法解释的损失，中情局在1986年10月建立了一个高度机密的反间谍分部，专门调查这场灾难的根源。随着奥德里奇·艾姆斯在1994年被捕，这场调查看来有了答案。艾姆斯从大约10年前开始向苏联出卖美国情报，当时他是中情局驻苏联反情报分部负责人，因此他手中掌握着许多对克格勃来说非常重要的情报。不幸的是，虽然他当时准备结婚，但债台高筑。
　　在艾姆斯被捕并且被控间谍罪之后，他的律师与检方达成一项认罪协商：如果艾姆斯能与当局彻底配合，那么他的妻子兼间谍同谋萝莎丽奥将只会被判处短期徒刑。在接受中情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简称联调局）连番审讯期间，艾姆斯详尽交代了自己9年来为莫斯科充当间谍的情况，其中包括他是在哪一天把他所知所有为美国充当间谍的苏联人告知苏联的。
　　
　　按照艾姆斯的说法，这一天是1985年6月13日。当时，在中情局总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兰利市）4楼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把大量绝密材料装在一起。然后，他带着这些材料离开大楼，驾车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波托马克河河畔，下车进入一间餐馆，把这些材料交给了一名苏联驻美国使馆官员。当天他泄露给苏联的双重间谍（本来是苏联间谍、却为美国服务）名单中，包括戈德尔维斯基、博汉和列奥尼德等人。
　　但中情局和联调局审讯人员很快就发现，艾姆斯的说法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很明显的是，这3名间谍早在1985年5月就受到怀疑——这个时间早于艾姆斯所坚称的他向苏联移交情报的时间。如果泄密者并不是艾姆斯，那么中情局就肯定存在另一个内鬼。可是，这个人会是谁呢？
　　哪怕只是可能有内鬼存在，也会在情报机构内部引起混乱。20世纪60年代，由中情局反间谍负责人詹姆斯·安格勒顿领导的一场追捕内鬼运动，最终演变成全局性妄想狂，不仅令该局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几乎瘫痪，而且让一些无辜的中情局官员被解雇或被边缘化。但对于情报机构来说，忽略内鬼的可能性决不是一个好的抉择。戈德尔维斯基、博汉和列奥尼德等人的案例，暗示了内鬼的破坏性有多么大。 　　戈德尔维斯基一回到莫斯科，立即发现了自己下错赌注的迹象。在他家公寓前门上，有人锁上了第三把他因为丢了钥匙而从未用过的锁。他不得不破门而入。很明显，克格勃搜查过他的住处。
　　戈德尔维斯基回到莫斯科几天后，他的上司维克多·格鲁什科驾车把他送到了克格勃在乡下的一个工作站，说那里有人要对他说话。在那里，有人给他喝了白兰地，还让他吃了三明治，之后他就昏迷了。当他醒来后，发现自己裸露着上半身躺在一张床上。一名克格勃将军对他说他已经坦白了。“再坦白一次！”这名将军怒吼道。
　　
　　戈德尔维斯基稍后被带回了家，但格鲁什科次日就把他叫到了克格勃总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你已经骗了我们多年。”格鲁什科说。戈德尔维斯基还被告知，他在伦敦的工作已经结束，但他将获准留在莫斯科克格勃总部一个非敏感部门。如此看来，苏联反情报部门当时应该尚无足够证据来逮捕戈德尔维斯基。他相信他们正等着他在与英国人接触时抓现行，逮捕他只是迟早的事。
　　他的逃身计划藏在一本小说中，他必须小心割开这本书的封面，才能读到逃身指南。按照这个指南，他必须在指定日期和时间站在莫斯科的一个街角，直到他看见一个长着英国人模样、正在吃东西的男子。如果他这样做了，但没有看到这么一个人。按照指南中的第二个方案，他会看见一名提着有“哈罗兹”（伦敦高档百货公司名）标志的暗绿色包、并且吃棒棒糖的男子。这是开始逃身的信号。
　　到了指定日期，他带衣物去“干洗”。他步行了一段复杂线路，目的是甩开跟踪者。从莫斯科一个火车站上火车，然后转乘公交车，再坐出租车，他最终来到芬兰与苏联交界处的一个地点，藏身在路边草丛中，等待两辆小汽车到来。
　　这两辆路虎车内坐着3名英国间谍——那个吃棒棒糖的男子和两名女性，他们当中有一人正是戈德尔维斯基的MI6上司。戈德尔维斯基爬进其中一辆经过特殊改制的路虎车上的一个空间。如果苏联人检查这辆车，就会看见底盘上传动轴所在部位的隆起（用以遮掩传动轴）。但这辆路虎的这个隆起其实是用来藏人的——传动轴被隐藏在了一扇车门附近。
　　这两辆车顺利通过了多个检查点，但到达边境后必须停车接受苏联海关检查。当司机让发动机熄火后，戈德尔维斯基能听见搜索犬的叫声。几分钟过去了，他越来越紧张，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两名女间谍给狗喂食有肉粉的薯片，目的是引开它们。没多久，这两辆车重新出发了。车上电台一直在播放流行音乐，突然却响起了西贝流士（古典音乐家）的《芬兰颂》——戈德尔维斯基知道，他逃身成功了。
　　在雅典，博汉拨打美国使馆内中情局站点的紧急电话。他说要找使馆内的一个希腊雇员（此人实际上并不存在）。对方回答：“你打错了。”当夜，这场加密对话引发了博汉与其中情局上司迪克·瑞泽（此人也是后来内鬼案调查的负责人之一）的会晤。很快，中情局就制订了把博汉送往希腊以外一个安全地点的逃身计划。
　　5天后，博汉接到一封有关其儿子的电报。他立即携妻子阿娜和他们的10岁女儿玛利亚前往海滩。他从未告诉妻子他正在为中情局工作（而他充当卖国者，自然也会让他的妻子处于危险中），但现在他不得不对她说点什么了。当他们那个周六走在沙滩上时，他告诉老婆自己的职业生涯陷入麻烦：“你愿不愿意住在西方国家？”
　　“哪个国家？”阿娜问。“那不重要。”博汉回答。他还引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如果你有爱人，帐篷也是天堂。阿娜说：“我可不想你住在帐篷里。”他打住了话，感觉自己正陷入危险境地。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博汉知道这或许是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最后一顿饭，玛利亚则买了一个布娃娃。他们驾车回家后，博汉拿起一只运动包，说自己要出去跑步。接着，他与妻子和女儿吻别。
　　他驾驶自己的宝马车绕雅典城跑了近1个小时，确保自己没有被跟踪。接着，他下车步行进入一条高速路下面的人行地道。地道只有大约30米长，瑞泽坐在地道另一端的车里等他，车后座上放着一件夹克、一顶帽子和一副太阳镜。在瑞泽送他到一座安全房屋的过程中，博汉换上了这些服饰。
　　天黑后，他们动身前往一个小型机场。博汉在那里上了一架中情局飞机。在西班牙马德里和德国法兰克福短暂停留后，一架军用喷气飞机载他跨越大西洋。在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他望向飞机眩窗外，看见跑道上有数辆黑色轿车和一些人。他问旁边的人这些人是不是在欢迎一位重要外交官。对方答：“他们迎接的是你。”他走下飞机，与等在那里的中情局官员一一握手。其中一人对他说：“欢迎来美国。”对于中情局的如此厚爱，博汉颇有些受宠若惊。
　　在列夫特沃监狱受审数月后，安德烈·波列修克对捉拿他的人说：我不会再回答任何问题，除非你们告诉我我父亲究竟为谁工作。对方向他出示了一张纸。纸上的“我与乔见了面”字迹显然是安德烈的父亲列奥尼德·波列修克的。乔正是在尼泊尔收买列奥尼德的中情局官员。这张纸片无疑是要告诉安德烈：你父亲为美国人当间谍（或者说，你父亲是一个叛国者）。
　　在列奥尼德离开拉各斯之前，他要中情局给他2万美元，以购买那所为儿子准备的房子。他的中情局上司告诫他：带这么多钱去机场太冒险，所以，这些钱将放在莫斯科的一块假岩石里。
　　中情局和列奥尼德都不知道的是，他要购买的那所“公寓”其实是一个克格勃工作站。克格勃特意让他的妻子从她的一名同事那里得知了有一座公寓要出售的好消息，而且这个同事是写信告诉当时人在拉各斯的她这个消息的。
　　按理说，列奥尼德已不可能接近那块假岩石。但一部俄罗斯电视纪录片却显示了一个人影去拿走那块假岩石的场面。1986年，列奥尼德受审，最后被判叛国罪名成立。安德烈只被获准去监狱探望了父亲一次，那是在列奥尼德被判死刑之后。安德烈说，当时父亲瘦得很厉害，他几乎都认不出父亲了。这年7月30日，列奥尼德被处决。 　　科拉德随后就向上司报告：“到晚上，我就知道了有关他（廷桑特）的几乎一切。”这对廷桑特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这名年轻美女并不是什么记者，而是由英国特别行动部（“二战”期间由英国首相丘吉尔创建的秘密间谍机构）派遣、负责测试受训间谍能否守口如瓶的秘密特工，代号“菲菲”。由于“菲菲”的报告，廷桑特的间谍生涯还没开始就宣告结束。
　　几十年来一直有传言说，英国在“二战”期间使用了一名颇有魅力的女间谍。英国国家档案馆最近解密的情报不仅证实了美女间谍“菲菲”的存在，而且披露了她的真实姓名：玛丽·克里斯丁·齐尔维。她1920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其父是英国人，是一名记者，其母则是拉脱维亚人。齐尔维出生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毕业于一所德语学校，并于1940年去巴黎学习法语。德军占领巴黎后，她被德军遣送到位于法国贝桑松市的一个集中营，但她奇迹般地与一些英国战俘一起成功越狱。1941年10月，她与一名受伤的英国飞行中尉一起到达英国。后者称她是“世界上最专业的骗子之一”，并且怀疑她是一名德国间谍，因为她看起来神采飞扬，根本不像个战俘。经过仔细盘问后，英国情报官员不仅排除了齐尔维的嫌疑，而且认为她拥有间谍禀赋、勇气和气质，再加之她精通德语，所以她可能是不可多得的潜在间谍人选。没有钱也没有工作的齐尔维，终于在1942年秋同意去测试从特别行动部96小时间谍培训课程刚结业者，看他们是否能保守机密。
　　只有为数不多的情报官员才知道齐尔维——“菲菲”的真实身份。她测试的间谍学员中不仅有男性，也包括女性。根据公布的档案，她与测试目标之间的交往都不超过对话。但有一份档案说，一名受训男学员邀请她去过他所在宾馆房间，但只是请求她为他的丝绸领带缝边。“菲菲”的上司评价她“非常聪颖、敏捷，富有想象力”。然而，他们多次拒绝提升她，而她想去法国当一名间谍的梦想也一直未能实现。战争结束后，她离开了情报部门，生活在英格兰。运用苏联政府对她在拉脱维亚的家庭的补偿金，她2001年在里加建立了一个动物保护中心。2007年，齐尔维去世。
　　解密档案还揭露了“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英国叛国者威廉·乔伊斯。20世纪20年代，生于美国布鲁克林、长大于爱尔兰的乔伊斯在移居英格兰后，变成一名法西斯主义头目。1939年，就在纳粹坦克开进波兰之前几天，在得知英国要拘捕他后，乔伊斯逃往德国。纳粹雇佣他撰写广播文稿并进行英语无线电播音，目的是用编造的信息瓦解英国人的士气。乔伊斯从1939年9月18日开始为纳粹播音，很快就有数百万英国人受蒙蔽而喜欢上了他那以“德国呼唤！德国呼唤！”为开头的播音。他模仿英国贵族的夸张口音为他赢得一个绰号——“呵呵勋爵”。但他的播音对英国军方来说绝不只是笑柄，因为他的宣传的确成为了影响英国人士气的一个决定因素。
　　乔伊斯的卖国宣传一直持续到了“二战”结束。他与众不同的声音最终被英军士兵认出，他因此被捕。尽管他是美国公民，并且已然入籍德国，但英国方面还是基于他的英国护照，审判并处决了这个叛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