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六千年农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开放着许多农耕文化的灿烂花朵，田歌，就是其中的一支。田歌通常称为“山歌”“田山歌”，历史文献又称“吴歌”，是流行于浙江嘉善、江苏吴江、上海青浦等地的一种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民歌。
嘉善田歌是过去劳动者寻求慰藉、抒发思想感情的歌声，流行于嘉善县环绕汾湖的姚庄、陶庄、西塘等地，直接传承于四百多年前的明代吴歌。明、清直至民国早期，嘉善田歌在乡间盛行，常有田歌手组织歌班隔畈斗胜，农闲时还要到邻村去斗歌。2008年，嘉善田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嘉善田歌的历史
嘉善位于浙江省东北角，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它北接上海青浦、松江，江苏吴县；毗邻太湖流域，素有“吴根越角”之称。嘉善田歌历史悠久，透着香甜细腻的江南韵味在吴越古地一直传唱，从未停歇。它的流传地主要集中在嘉善的农村，其起源地为嘉善“丁栅镇”。嘉善田歌曾被称为“山歌”或“落田山歌”，在解放前，由于被田间劳作的长工即兴演唱而被称为“长工歌”，常出现农人在田间对歌、即兴编词斗歌的情景。解放后，由文艺工作者收集后，重新命名为“嘉善田歌”。
田歌的起源恐怕不会产生于某年某月，而是伴随着整个的农耕劳动。从目前收集到的田歌资料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唱劳动、唱农村生活、唱乡村野田发生的爱情。劳动与爱情确实是所有民歌永恒的主题，嘉善田歌也不例外。它反映了在平原水乡的农耕文化，是农耕文化的重要凸现。歌中歌唱的是农耕劳动的辛苦，农村生活的艰苦，农村贫富的矛盾，还有农民的思想和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期望，等等。它是这一带农村昔日的生活写照。
嘉善田歌在嘉善当地被称为“山歌”。嘉善民间所说山歌中的“山”应是会稽山，关于会稽山，在《太平御览·地部》中提到：“禹巡天下归，还越会稽，修国之道，以会计名山。” 《吴越春秋》说：“禹巡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中州诸侯。防风后至，斩以徇众，示天下悉以臣属也。乃大会计治国之道，更名茅山曰会稽。”大禹为明令天下，杀重臣防风，向天下昭示其治国的雄心，那么当时的国度应是非常开明祥和的，盛世歌舞兴，民间的山歌便传唱起来。
按照文化传播的导向来看，以政治文化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的扩散是文化传播的必然路径。嘉兴境内有将历史文明推至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文献书籍中有吴越文化文字记录，这些显示嘉兴明显属于吴越文化区。绍兴会稷山是吴越文化的中心地区，从这一地区向周边地区进行辐射，有许多的称谓作为文化符号流传。在嘉兴全境内无山，从会稷山山区山民称呼的山歌，则渐变成嘉善境内的民歌的代称。
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中有“子夜吴歌”这一诗歌体，子夜吴歌是七言、五言四句一段的句式，这与嘉善田歌的四句体有相同的地方。但乐府民歌的主旋律是因战乱的时代背景而引发的幽怨之情，《薤露》《燕歌行》《怨歌行》这些文人和民间歌手共同唱出的诗篇都显示了幽怨之意，虽称为“民歌”，但与嘉善民歌唱私情是有所区别的，乐府民歌有曹操为首的文人注入的刚健之风，嘉善民歌多显江南儿女的绵长之意。
根据现存田歌所反映的内容和时代背景来看，嘉善田歌最盛行的时代就在清中后期。在田歌资料中有“铜镜”“三寸金莲”“青油灯台”“螭壳窗”等物的描写，推断为清代中后期。还有，清代中期的嘉善农村种棉花盛行，有“十二个月棉花”一歌中唱道：“十月棉花白飘飘，松江客船只只到。”自明后，“魏塘纱、松江布”为天下知，嘉善出棉花，纺棉纱，为松江布作前道。当然，从历代的田歌中可以看到嘉善农村的生动景象，田歌，也就在清中后期达到辉煌的境地。
嘉善田歌的内容
作为民歌，嘉善田歌内容多是关乎民情，有劳动歌、生活场景歌、情歌、故事传说歌、对唱歌、儿歌、其他起头歌、仪式歌等八大项内容。它的唱腔有“滴落声”“羊早头”“急急调”“大头歌”“落秧歌”“平调”“嗨罗调”“小快板”等共八种。
嘉善田歌中还有民谣、小调和赞神歌等形式，民谣多是和时代结合较紧的一些内容，例如批判封建婚姻制度、歌颂劳动光荣的一些歌谣被吸收成为田歌的歌唱内容。“小调大都与江南一带的‘五更调’‘杨柳青’‘马灯调’‘春调’‘卖花线’等相同。赞神歌，大都依附于祭祀活动中，是由民间唱经演变的，有的已转为‘宣卷’的说表曲艺形式，也有的为田歌中的长篇叙事歌吸收。”
做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嘉善田歌有着民间文学的普遍性特征，也有着它独有的一些特征。其中好用比兴、比喻丰富、借物咏情、排比反复是嘉善田歌作为民歌的普遍性特征，演唱的形式是四句歌词为一小节，每句七字为主，中间夹杂许多衬字。另外，嘉善田歌叙事风格明显，有许多长篇叙事歌曲，如《五姑娘》《十转郎》《大熬郎》《望郎来》等。它的独有特征是：四季花时、花名为主要吟唱内容，且多用花来做比拟手段；好用数字；有问有答，问答有趣；歌手众多，有“歌班”这一演唱群体；演唱时技巧丰富，具有江南韵味。
另外，嘉善田歌中的地方语言和衬词非常有特色，嘉善话属吴方言，吴方言因地方风俗民情的特殊性，以及吴地农耕文明的前锋性，使它的语言非常复杂，至今有许多词汇在现代汉语中难找到替代。嘉善方言比一般吴语更具地域性，田歌中大量的“三连音”就是方言语调带来的影响。方言对地方文学的影响，对地方作家的影响都是十分明显的。
嘉善田歌的演唱场合和人数一般比较自由。田歌一般在从事耘苗、耥苗、摇船、罱泥等劳动时演唱，夏天晚上乘凉时也经常唱田歌。在演唱人数上，多是一人演唱，也有歌班的组合。歌班由三人、五人或七人、九人组成，成员分工明确，各自固定唱“起头”“卖”“撩”“二卖”“细腰”“撩梢”等段落，互不相混。歌班组合是其他江南民歌演唱所未见的。
嘉善田歌的代表作有《五姑娘》《呆老公》《小犀牛》《四个姑娘去踏车》等。田歌《五姑娘》是流传至今的嘉善叙事田歌的代表作品，故事动人，音乐形式富于感染力，在民间已传唱了一个世纪。 嘉善田歌与民间习俗
嘉善地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缓，传统农业生产以稻作和蚕桑养殖为主，农业生产背景下的嘉善田歌传递和表达着当地的文化特质。
生产习俗
嘉善在明代就以“魏塘纱”“枫泾布”的纺织产业著称，民间有养蚕的习俗，在每年的四月清明期间还有“扎蚕花娘娘”的习俗，春季有赶网船会的风俗。在嘉善田歌中许多反映江南养蚕习俗的歌谣，在《十转郎》里唱到：
郎啊郎
你保护宝宝头眠出盘
二眠头上山
三眠茧子掼梁丝上轴
头眠、二眠、三眠、出盘、上山、丝上轴，这些与养蚕有关的用语唱在歌曲里，一点都不扭捏，自然生动。
生活习俗
在嘉善田歌中有许多被当地人称为“唱私情”的爱情歌曲，江浙妇女地位在中国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在嘉兴本地就有“招赘”的婚俗，女性地位高，主动追求个人幸福，努力挣脱封建婚姻枷锁，也就是民间说的“私情”产生的根本。在《嘉善民歌》中所收集的情歌有三十七首，占所有田歌的四分之一。这些情歌多是女主人公叙述歌曲自己的感受，像《好姐女敢嫁远乡郎》《寄一封书信拨情郎》等，都是女主人公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感情。
嘉善田歌的价值
“嘉善田歌”是江南地方文化中的极具个性色彩的优秀民歌品种，清亮优美，富有江南水乡韵味，是一份宝贵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嘉善田歌作为嘉善本土优秀文化遗产，在历史文化价值上，特别是在音乐价值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要说说它的文学价值。昔日的嘉善农村与其他农村一样，农民多半不识字，田歌的传唱流于口头，它是一种借助于音乐的口头文学。它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一些叙事歌曲中，它们往往有人物、有情节、有故事，而且这些叙事歌还有一定的长度，也就是说有一定的文学容量。但是，在一段时间内轰动的叙事田歌竟有二千句以上的发现，那实在是有点玄虚了。毕竟歌是唱出来的，是口头艺术而不是书面艺术。在嘉善田歌中，最古老最长的也没有超过二百句，反映的也都是很近的清末时期。
其次是音乐价值，也是嘉善田歌的魅力所在。因在田地劳作时歌唱，曲调非常自由，乐句的长度随着劳动的时间和节奏的变化而变化。但又因在旷野之地歌唱，必须传得远，其唱法为真嗓直音的原生态唱法，代代相传形成特色。从声学的科学分析，嘉善田歌的发声为打开胭腔，使咽腔往左右扩张，在强烈的气息冲击之下，形成又扁又亮的声音。嘉善田歌的几种曲调旋律都很优美，都是五声音阶，以“3”“5”“6”为骨干音，在演唱长音时往夹着衬词，在三人轮唱中的“了卖田歌”的“了”段没有唱词，唱的全部是衬词。高吭挺拔，完全不同于吴歌中的“小调”腔，所以也有人认为它是汉族民歌中的“长调”。另外，一些叙事歌中因容量大，有情节，但劳动时间有限不能唱得太长，所以就有了“急急歌”的念唱。这实际是民间说唱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没有音阶相符，但却有腔有调，与地方语言的声调很一致。这就是它在汉族民歌中的特殊地位，究其根源很有音乐文化的学术价值。
嘉善田歌的现状和发展
解放前，社会对村野田歌不予重视，在以往的史书中没有正式记载嘉善田歌，也无人对这丰富的遗产搜集整理。解放后，群众文化的兴起使田歌热了起来，尤其是五十年代初国家新婚姻法的颁布，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这与许多田歌中所歌唱的爱情非常吻合。许多田歌流传至今的原因之一，就是歌中歌唱的曲折动人的悲欢爱情故事。田歌《五姑娘》就是其中之一，它歌颂了五姑娘与徐阿于不畏封建势力的胁迫，勇敢追求婚姻自由的人生。原歌十二段，五十来句，故事却很完整，当时的剧作家顾锡东把它改成了越剧，当时是宣传新婚姻法的需要。
1957年上半年，一些文化工作者，由当地的文化馆组织挖掘搜集嘉善田歌，并系统地编就了两辑《田歌资料》。一些老田歌手也在各种群众文艺演出时登台演唱，有的还参加省市会演并获了奖。（田歌“五姑娘”由沈少泉等人演唱，在1954年全省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上获奖）五十年代末，老田歌已不适应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于是，一些音乐工作者就利用老田歌的曲调稍加改编并填上新词，如产生在1959年的《黄浦太湖结成亲》，1960年的《毛主席像红太阳》和后来的《送粮》，等等。文革以后，新田歌逐渐兴旺起来，1977年全省会演中新田歌《对花》《逢春》获好评，八十年代后，《阿拉老公》《插秧妹子》《阿拉村里能介好》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先后参加省市汇演。1990年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录制一组新嘉善田歌，邀请专业演员演唱，作为与其他国家、城市电台文化交流曲目。翌年由嘉善电视台拍摄的音乐专题片《乡韵》，先后在省、市和中央台七套中播出，影响越来越大。1996年，由嘉善县文化局、文联发起的“首届江·浙·沪毗邻地区田（山）歌大会串和研讨会在嘉善举行，上海《艺术家》选刊了研讨会优秀论文。2001年嘉善县文联与教育局联合举办田歌进中小学音乐课堂活动，录制了一百版新老田歌及伴奏带分发给全县中小学，为推广田歌及培养新人打下基础。同年，中央电视台在西塘拍摄由嘉善实验小学表演的田歌《放鸭歌》，并在七套节目播放。同年，中国田（山）歌研讨会在嘉善举行，新田歌《南湖的菱花开了》《牧牛呼声》等多次被专业团体演出。由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越来越重视，嘉善田歌也列入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根据嘉善田歌“十二月花名·五姑娘”，历时三年之久创作的音乐剧《五姑娘》在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上又拿了文华大奖，这更使嘉善田歌的名声有了新的提升。2005年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栏目邀请了嘉善县代表赴京，录像演唱嘉善田歌，并向全国播放。
地方文化是有着它自身的沿袭惯性的，而且，从社会存在价值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田歌创作不是凭空无中生有的，它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充入新的社会题材，是新农村生活的反映，具有时代生命力，也是农村风情的延伸，它是割不断的。农村的审美习惯有很长的历史根源，传统的习俗文化烙印深刻，尤其在现在和谐的社会里，更要顽强地表现出来，顽强地生存下去。事实证明还有许多老田歌手自发地编入一些新歌词，还在那里唱！
此外，从音乐的角度看，田歌的旋律也是在发展着的，许多歌手把几种曲调融合起来唱，唱法有独唱、轮唱、重唱等，它的音乐个性是江南水乡的声乐的一种特殊符号，是一种音乐图腾，这种音乐元素和风格往往是我们创作新民歌的依靠和基调。这就是我们许多著名音乐家植根民间，汲其精华，扬其风情，写出辉煌传世作品的缘由。
社会需要田歌的进一步弘扬，因为它的音乐非常难得，独具个性，有强烈的民族和地方性，是个宝贝！虽然，昔日的劳动环境已经消失了，现代人的审美倾向也今非昔比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它的文化优势，加入新的社会内容，保留它的文化特色，改变它的节奏形式，使之适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
（编辑 遐飞）
嘉善田歌是过去劳动者寻求慰藉、抒发思想感情的歌声，流行于嘉善县环绕汾湖的姚庄、陶庄、西塘等地，直接传承于四百多年前的明代吴歌。明、清直至民国早期，嘉善田歌在乡间盛行，常有田歌手组织歌班隔畈斗胜，农闲时还要到邻村去斗歌。2008年，嘉善田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嘉善田歌的历史
嘉善位于浙江省东北角，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它北接上海青浦、松江，江苏吴县；毗邻太湖流域，素有“吴根越角”之称。嘉善田歌历史悠久，透着香甜细腻的江南韵味在吴越古地一直传唱，从未停歇。它的流传地主要集中在嘉善的农村，其起源地为嘉善“丁栅镇”。嘉善田歌曾被称为“山歌”或“落田山歌”，在解放前，由于被田间劳作的长工即兴演唱而被称为“长工歌”，常出现农人在田间对歌、即兴编词斗歌的情景。解放后，由文艺工作者收集后，重新命名为“嘉善田歌”。
田歌的起源恐怕不会产生于某年某月，而是伴随着整个的农耕劳动。从目前收集到的田歌资料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唱劳动、唱农村生活、唱乡村野田发生的爱情。劳动与爱情确实是所有民歌永恒的主题，嘉善田歌也不例外。它反映了在平原水乡的农耕文化，是农耕文化的重要凸现。歌中歌唱的是农耕劳动的辛苦，农村生活的艰苦，农村贫富的矛盾，还有农民的思想和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期望，等等。它是这一带农村昔日的生活写照。
嘉善田歌在嘉善当地被称为“山歌”。嘉善民间所说山歌中的“山”应是会稽山，关于会稽山，在《太平御览·地部》中提到：“禹巡天下归，还越会稽，修国之道，以会计名山。” 《吴越春秋》说：“禹巡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中州诸侯。防风后至，斩以徇众，示天下悉以臣属也。乃大会计治国之道，更名茅山曰会稽。”大禹为明令天下，杀重臣防风，向天下昭示其治国的雄心，那么当时的国度应是非常开明祥和的，盛世歌舞兴，民间的山歌便传唱起来。
按照文化传播的导向来看，以政治文化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的扩散是文化传播的必然路径。嘉兴境内有将历史文明推至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文献书籍中有吴越文化文字记录，这些显示嘉兴明显属于吴越文化区。绍兴会稷山是吴越文化的中心地区，从这一地区向周边地区进行辐射，有许多的称谓作为文化符号流传。在嘉兴全境内无山，从会稷山山区山民称呼的山歌，则渐变成嘉善境内的民歌的代称。
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中有“子夜吴歌”这一诗歌体，子夜吴歌是七言、五言四句一段的句式，这与嘉善田歌的四句体有相同的地方。但乐府民歌的主旋律是因战乱的时代背景而引发的幽怨之情，《薤露》《燕歌行》《怨歌行》这些文人和民间歌手共同唱出的诗篇都显示了幽怨之意，虽称为“民歌”，但与嘉善民歌唱私情是有所区别的，乐府民歌有曹操为首的文人注入的刚健之风，嘉善民歌多显江南儿女的绵长之意。
根据现存田歌所反映的内容和时代背景来看，嘉善田歌最盛行的时代就在清中后期。在田歌资料中有“铜镜”“三寸金莲”“青油灯台”“螭壳窗”等物的描写，推断为清代中后期。还有，清代中期的嘉善农村种棉花盛行，有“十二个月棉花”一歌中唱道：“十月棉花白飘飘，松江客船只只到。”自明后，“魏塘纱、松江布”为天下知，嘉善出棉花，纺棉纱，为松江布作前道。当然，从历代的田歌中可以看到嘉善农村的生动景象，田歌，也就在清中后期达到辉煌的境地。
嘉善田歌的内容
作为民歌，嘉善田歌内容多是关乎民情，有劳动歌、生活场景歌、情歌、故事传说歌、对唱歌、儿歌、其他起头歌、仪式歌等八大项内容。它的唱腔有“滴落声”“羊早头”“急急调”“大头歌”“落秧歌”“平调”“嗨罗调”“小快板”等共八种。
嘉善田歌中还有民谣、小调和赞神歌等形式，民谣多是和时代结合较紧的一些内容，例如批判封建婚姻制度、歌颂劳动光荣的一些歌谣被吸收成为田歌的歌唱内容。“小调大都与江南一带的‘五更调’‘杨柳青’‘马灯调’‘春调’‘卖花线’等相同。赞神歌，大都依附于祭祀活动中，是由民间唱经演变的，有的已转为‘宣卷’的说表曲艺形式，也有的为田歌中的长篇叙事歌吸收。”
做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嘉善田歌有着民间文学的普遍性特征，也有着它独有的一些特征。其中好用比兴、比喻丰富、借物咏情、排比反复是嘉善田歌作为民歌的普遍性特征，演唱的形式是四句歌词为一小节，每句七字为主，中间夹杂许多衬字。另外，嘉善田歌叙事风格明显，有许多长篇叙事歌曲，如《五姑娘》《十转郎》《大熬郎》《望郎来》等。它的独有特征是：四季花时、花名为主要吟唱内容，且多用花来做比拟手段；好用数字；有问有答，问答有趣；歌手众多，有“歌班”这一演唱群体；演唱时技巧丰富，具有江南韵味。
另外，嘉善田歌中的地方语言和衬词非常有特色，嘉善话属吴方言，吴方言因地方风俗民情的特殊性，以及吴地农耕文明的前锋性，使它的语言非常复杂，至今有许多词汇在现代汉语中难找到替代。嘉善方言比一般吴语更具地域性，田歌中大量的“三连音”就是方言语调带来的影响。方言对地方文学的影响，对地方作家的影响都是十分明显的。
嘉善田歌的演唱场合和人数一般比较自由。田歌一般在从事耘苗、耥苗、摇船、罱泥等劳动时演唱，夏天晚上乘凉时也经常唱田歌。在演唱人数上，多是一人演唱，也有歌班的组合。歌班由三人、五人或七人、九人组成，成员分工明确，各自固定唱“起头”“卖”“撩”“二卖”“细腰”“撩梢”等段落，互不相混。歌班组合是其他江南民歌演唱所未见的。
嘉善田歌的代表作有《五姑娘》《呆老公》《小犀牛》《四个姑娘去踏车》等。田歌《五姑娘》是流传至今的嘉善叙事田歌的代表作品，故事动人，音乐形式富于感染力，在民间已传唱了一个世纪。 嘉善田歌与民间习俗
嘉善地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缓，传统农业生产以稻作和蚕桑养殖为主，农业生产背景下的嘉善田歌传递和表达着当地的文化特质。
生产习俗
嘉善在明代就以“魏塘纱”“枫泾布”的纺织产业著称，民间有养蚕的习俗，在每年的四月清明期间还有“扎蚕花娘娘”的习俗，春季有赶网船会的风俗。在嘉善田歌中许多反映江南养蚕习俗的歌谣，在《十转郎》里唱到：
郎啊郎
你保护宝宝头眠出盘
二眠头上山
三眠茧子掼梁丝上轴
头眠、二眠、三眠、出盘、上山、丝上轴，这些与养蚕有关的用语唱在歌曲里，一点都不扭捏，自然生动。
生活习俗
在嘉善田歌中有许多被当地人称为“唱私情”的爱情歌曲，江浙妇女地位在中国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在嘉兴本地就有“招赘”的婚俗，女性地位高，主动追求个人幸福，努力挣脱封建婚姻枷锁，也就是民间说的“私情”产生的根本。在《嘉善民歌》中所收集的情歌有三十七首，占所有田歌的四分之一。这些情歌多是女主人公叙述歌曲自己的感受，像《好姐女敢嫁远乡郎》《寄一封书信拨情郎》等，都是女主人公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感情。
嘉善田歌的价值
“嘉善田歌”是江南地方文化中的极具个性色彩的优秀民歌品种，清亮优美，富有江南水乡韵味，是一份宝贵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嘉善田歌作为嘉善本土优秀文化遗产，在历史文化价值上，特别是在音乐价值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要说说它的文学价值。昔日的嘉善农村与其他农村一样，农民多半不识字，田歌的传唱流于口头，它是一种借助于音乐的口头文学。它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一些叙事歌曲中，它们往往有人物、有情节、有故事，而且这些叙事歌还有一定的长度，也就是说有一定的文学容量。但是，在一段时间内轰动的叙事田歌竟有二千句以上的发现，那实在是有点玄虚了。毕竟歌是唱出来的，是口头艺术而不是书面艺术。在嘉善田歌中，最古老最长的也没有超过二百句，反映的也都是很近的清末时期。
其次是音乐价值，也是嘉善田歌的魅力所在。因在田地劳作时歌唱，曲调非常自由，乐句的长度随着劳动的时间和节奏的变化而变化。但又因在旷野之地歌唱，必须传得远，其唱法为真嗓直音的原生态唱法，代代相传形成特色。从声学的科学分析，嘉善田歌的发声为打开胭腔，使咽腔往左右扩张，在强烈的气息冲击之下，形成又扁又亮的声音。嘉善田歌的几种曲调旋律都很优美，都是五声音阶，以“3”“5”“6”为骨干音，在演唱长音时往夹着衬词，在三人轮唱中的“了卖田歌”的“了”段没有唱词，唱的全部是衬词。高吭挺拔，完全不同于吴歌中的“小调”腔，所以也有人认为它是汉族民歌中的“长调”。另外，一些叙事歌中因容量大，有情节，但劳动时间有限不能唱得太长，所以就有了“急急歌”的念唱。这实际是民间说唱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没有音阶相符，但却有腔有调，与地方语言的声调很一致。这就是它在汉族民歌中的特殊地位，究其根源很有音乐文化的学术价值。
嘉善田歌的现状和发展
解放前，社会对村野田歌不予重视，在以往的史书中没有正式记载嘉善田歌，也无人对这丰富的遗产搜集整理。解放后，群众文化的兴起使田歌热了起来，尤其是五十年代初国家新婚姻法的颁布，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这与许多田歌中所歌唱的爱情非常吻合。许多田歌流传至今的原因之一，就是歌中歌唱的曲折动人的悲欢爱情故事。田歌《五姑娘》就是其中之一，它歌颂了五姑娘与徐阿于不畏封建势力的胁迫，勇敢追求婚姻自由的人生。原歌十二段，五十来句，故事却很完整，当时的剧作家顾锡东把它改成了越剧，当时是宣传新婚姻法的需要。
1957年上半年，一些文化工作者，由当地的文化馆组织挖掘搜集嘉善田歌，并系统地编就了两辑《田歌资料》。一些老田歌手也在各种群众文艺演出时登台演唱，有的还参加省市会演并获了奖。（田歌“五姑娘”由沈少泉等人演唱，在1954年全省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上获奖）五十年代末，老田歌已不适应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于是，一些音乐工作者就利用老田歌的曲调稍加改编并填上新词，如产生在1959年的《黄浦太湖结成亲》，1960年的《毛主席像红太阳》和后来的《送粮》，等等。文革以后，新田歌逐渐兴旺起来，1977年全省会演中新田歌《对花》《逢春》获好评，八十年代后，《阿拉老公》《插秧妹子》《阿拉村里能介好》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先后参加省市汇演。1990年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录制一组新嘉善田歌，邀请专业演员演唱，作为与其他国家、城市电台文化交流曲目。翌年由嘉善电视台拍摄的音乐专题片《乡韵》，先后在省、市和中央台七套中播出，影响越来越大。1996年，由嘉善县文化局、文联发起的“首届江·浙·沪毗邻地区田（山）歌大会串和研讨会在嘉善举行，上海《艺术家》选刊了研讨会优秀论文。2001年嘉善县文联与教育局联合举办田歌进中小学音乐课堂活动，录制了一百版新老田歌及伴奏带分发给全县中小学，为推广田歌及培养新人打下基础。同年，中央电视台在西塘拍摄由嘉善实验小学表演的田歌《放鸭歌》，并在七套节目播放。同年，中国田（山）歌研讨会在嘉善举行，新田歌《南湖的菱花开了》《牧牛呼声》等多次被专业团体演出。由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越来越重视，嘉善田歌也列入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根据嘉善田歌“十二月花名·五姑娘”，历时三年之久创作的音乐剧《五姑娘》在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上又拿了文华大奖，这更使嘉善田歌的名声有了新的提升。2005年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栏目邀请了嘉善县代表赴京，录像演唱嘉善田歌，并向全国播放。
地方文化是有着它自身的沿袭惯性的，而且，从社会存在价值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田歌创作不是凭空无中生有的，它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充入新的社会题材，是新农村生活的反映，具有时代生命力，也是农村风情的延伸，它是割不断的。农村的审美习惯有很长的历史根源，传统的习俗文化烙印深刻，尤其在现在和谐的社会里，更要顽强地表现出来，顽强地生存下去。事实证明还有许多老田歌手自发地编入一些新歌词，还在那里唱！
此外，从音乐的角度看，田歌的旋律也是在发展着的，许多歌手把几种曲调融合起来唱，唱法有独唱、轮唱、重唱等，它的音乐个性是江南水乡的声乐的一种特殊符号，是一种音乐图腾，这种音乐元素和风格往往是我们创作新民歌的依靠和基调。这就是我们许多著名音乐家植根民间，汲其精华，扬其风情，写出辉煌传世作品的缘由。
社会需要田歌的进一步弘扬，因为它的音乐非常难得，独具个性，有强烈的民族和地方性，是个宝贝！虽然，昔日的劳动环境已经消失了，现代人的审美倾向也今非昔比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它的文化优势，加入新的社会内容，保留它的文化特色，改变它的节奏形式，使之适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
（编辑 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