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控制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增长，中央编办负责人提出了编制管理的“五不准”，即不准超编进人，不准擅自设立内设机构和提高内设机构的级别，不准违反领导职数配备的有关规定，不准越权审批机构编制，不准上级业务部门干预下级的机构编制。这些监督措施和“不准”，如果真能得到严格执行，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政府机构改革一直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年年提年年都难以收到理想效果，许多问题就都出在编制上。其实，国家对编制管理的改革不可谓不严厉，许多地方政府动不动就“冻结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来推动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然而，随意增加人员编制，无原则地批准机构升级，超职数配备干部，以致使编制管理工作混乱甚至失控的事情时有发生。
　　“依法管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一直在强调精简机构，但编制立法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面对机构膨胀，往往想到的就是：裁员，而不是从编制源头上去控制。编制法规起步太晚，以至于到今天，仍然没有一部正式的“编制法”，甚至都没有列入国家的法制规划。
　　现在管编制的，是各种各样的文件、通知、条例和规章。权威不足、尊严不够是所有这些编制管理制度的共同特点。这些条例、文件、通知、禁令，无一例外都是行政“体制内”生成的。自己本身的编制就存在严重问题，现在又撰写一部“规章”或下发一个“文件”来约束自己，有自己打自己嘴巴的吗？浸淫在这样的制度中，编制管理往往是“编定了，事完了，机构膨胀了，冗员增多了”。
　　吸取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在编制立法中应坚持“效力”原则。制定“编制法”的立法机关，首先就要有权威性，只有由具有充分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制定和颁布，才能使这些“法规”真正具有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