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来人往的798已经成为了观光景点，在尤伦斯的艺术商店门口挂着几幅彩色人像版画衍生品，其中一幅是年轻时的刘小东画像，落拓而瘦小，另一幅则是喻红的画像。当代艺术里的一切都有被商品化的可能，除了艺术作品，还有艺术家本人。
　　顺着热闹走到底，在园区僻静的一侧，铁皮门后是喻红和刘小东一墙而隔的画室。喻红高大沉静，轮廓俨然，从某个角度看甚至有点像她年轻时赖以成名、直到现在还被称颂的那幅素描大卫。
　　去年《南方周末》把年度艺术作品的致敬颁给了喻红的《云端》，颁奖词里写道：“《云端》直接楔入更凝重广阔的社会现实。其灵感来自坐飞机时看到的云层。现实生活的具体形象被嫁接于云端之上，让轻与重、虚幻与现实、天上与人间交织，赋予这幅创作横贯半年、长达18米、一共六联的巨幅画作，比其体量更深厚的意蕴。这幅作品以其一贯饱满明丽的画面，极具概括性地铺陈出人间世的种种情态：疲惫、不安、骚动、无助、无力等等，既是画中人的状态，也映射出人类普遍承受的压力、不安全和不确定性。”在颁奖典礼上，陈丹青说得更直接，“最早的时候我就发现她内心非常骚动，年轻时骚动很容易，我没有想到过了十几年到现在，她还会画出这样的东西。”
　　今年喻红在苏州博物馆的大展《平行世界》，本质上是延续了之前包括《云端》在内的若干重要系列，但在深度和力量感上有了更加野蛮的生长，生于1966的喻红，其创作已经进入了全面成熟的阶段。
　　“成熟”是艺术家又爱又怕的一个词，因为它往往携带着不那么叫人惊喜的潜台词，正如年轻时的喻红和刘小东所说的，生怕自己会渐渐成为平庸和无趣的中年人。
　　时间和财富的考验接踵而来，无论多么不愿意，中年已至。

在平行世界里乾坤倒置

　　在贝聿铭设计的粉墙黛瓦的苏州博物馆展出当代艺术是一种考验，喻红穿着自己设计的画满了灰色假山石的黑裙端站，跟各路来宾合影，仿佛本身已经成了园林中的一座湖石。她并不爱笑，也不擅长说话，她作品里的凶狠野戾的洪荒之气，在她沉静的面容上找不到太多端倪。
　　这次展览的扛鼎之作是一幅高达6米的《百尺竿头》，为了这幅作品，博物馆甚至封掉了展馆惟一的一面窗户。“那是展厅的采光，而且窗外是竹子呼应着蓝天，很漂亮，是贝聿铭对环境内外呼应的一个妙用，如果展览书画，就很合适。”但是这种士大夫式的江南风雅和喻红的油画有一种深刻的不调和。画面上，象征着权力的高大杆头上有舆论发声的话筒、有密密麻麻的监控探头、有鸟窝一般的草垛，还有像嫌疑犯一样蹲着的、走投无路的人们。
　　“平行世界”是一种宇宙观，“我相信多维度的世界，有物理的角度，也有时间的角度，甚至心的角度。”在平行的世界里，天空中的飞鸟抓着鱼，但细看那只是水中的倒影，这幅不大的作品得到了许多艺评人的关注。
　　钟阿城曾经对喻红说，乾坤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人们普遍认为乾为天，坤为地;乾为阳，坤为阴;乾在上，坤在下，但这是一种错误理解。阴阳实际上是一种交互，坤应该在上面，因为坤是阴，阴是往下行的，而阳气是向上升的，这样阴阳才能交融。“但是传统的乾上坤下，男上女下，乾就向上去了，坤就下去了，永远接不上，永远是割裂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我就画了这样的世界，一个在交融中冲突的世界。”《乾坤》的画面上男女分流对峙，仿佛创世纪混沌之初，又仿佛洪水滔天的末日。

　　

直到黑暗里也开出花朵

　　喻红出生在画家家庭，从小画笔和颜料便是她的玩具，从美院附中到央美，18岁时，她那幅被靳尚谊封为“中央美院有史以来最好的大卫画像”就上了美术教科书的封面。毕业留校，出国，结婚，生子，教学，画画。除了当年不太受家庭认可的婚姻之外，她的人生也如模范教科书，“每一步都踩在了点上。”
　　早年的作品，无论是关于个体成长，还是时代进程，苏联写实主义的基因都十分顽强。“目击成长”系列是把自己和孩子的个体生命轨迹和当年的社会大事件并列。“忧云”是“忧郁”和“云端”的合体，“忧郁”画了许多忧郁症中对自己感到无能为力的个人;“黄金界”则把日常生活创造性地幻化出了宗教感，在尤伦斯的展厅，观者必须仰头才能看见穹顶上的金色天景。“用金箔作画特别难，因为金会发出一种很贼的光，会让周围的色彩发黑，我们如今看到的用金作画的教堂壁画，都经历过时间的打磨。”
　　中世纪的宗教画和木雕十分打动喻红，人们常常以为整个中世纪是黑暗一片，但黑暗照样生出花朵。“中世纪的艺术是很有限定性的，题材就那么几个，只有圣母啊、使徒啊这些，我记得那些木雕上有彩绘，都斑驳了，有的被虫蛀了。但我是觉得依然有大量的风格，在克制中表达人性。”
　　在克制中表达，暗合了喻红的性格，她有一种隐而不发的力量感，在她那如恒星轨道般的可靠感背后。
　　喻红基本不操心画作的销售，她信任专业画廊，把一切委托给长征空间，自己只负责潜心创作。《平行世界》工作量巨大，因为几乎一切作品都是为了这次展览和这个空间专门创作的。“3幅大的，六七个中的，然后小的。光是3个大画就画得很累了。”创作一幅六联的大画她起码需要半年的时间，“经常画完以后要花好长时间去调整。因为画的时候，那种特别大的画没法同时看到，没有那么大的空间，都要一张一张地画，然后再去调整，有时候调整是通过想象。所以大结构上不能犯错，一旦出错，可能无法修改。”

我们并肩而立却不必彼此理解

　　《南方周末》把年度艺术作品颁给喻红是有道理的，直到《云端》这件作品，喻红用现实主义真正完美实现了超现实。一次坐飞机，喻红坐在机舱前端，看见大地在黄昏时分慢慢变黑，而云彩两端灿烂灼目。“这种空间感特别有意思，只有在飞机上才能看到，但如果画成风景画，它也就只是一个风景而已，我就想怎么把它跟现实结合在一起。”
　　云在喻红的画里不是一种轻柔缥缈的东西，它结实，宏大，有力量感和冲击性，有重量和体积，“就像一座山撞过来，像那种核爆炸的云雾，就像世界末日。”
　　喻红喜欢在网络上寻找视觉的素材，常用关键词包括：排队、舞女、杂技演员、犯罪嫌疑人……看见有意思的就保存下来，渐渐地建立了一个风格鲜明的素材库。早年她还曾经专门去杂技团画杂技演员，并拍下了大量的照片，那些扭曲着的、正在执行高难度任务的躯体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些躯体是稚嫩的，但在承受痛苦这件事儿上却已经十分熟练。“这些小孩儿真的都很小，我去看学得很专业的大概也就十一二岁的样子，但已经学了好多年。这个世界把他们规定成某种样子，不管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他们的动作里都有很无助的样子。”她曾经送女儿刘娃去学体操，目睹那些孩子只是学个压腿的时候就抱着老师的腿哭了。
　　跳舞的女孩、被当场截获的吧女、低头蹲在地上的犯罪嫌疑人，打动喻红的往往是这些人在肢体语言上的某种特殊性，那是一个大的力量下的人，一个集体意志里的个体，一个被贴上某种标签的脆弱的存在，这些个体互相挨着，一字排开，但他们之间又是彼此疏离、隔膜，互不理解的。

一则关于冬去春来的寓言

　　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喻红和刘小东的婚姻，婚姻比艺术容易理解，但婚姻也并不总是艺术的见证人和养成者。曾经有杂志煽情地描写过喻红的产后忧郁症，抱着啼哭的孩子在沙发上一坐就是一天，女画家的自我被新生儿剥夺了，有整整四五年忙于照顾家庭无法专心画画……但这只是一个女性创作者可能遇到的挫折之万一而已。
　　肖全在1993年为这对夫妻拍过一张照片：丈夫刘小东持着一把油画刀冲着画面，野犊子一般的脸上有被喻红形容的那种“湿漉漉的眼神”，而喻红在后面挂着温和的笑容。张元曾经拍过一个10分钟的短片作为毕业作品，他一直记得里面有喻红和刘小东在夕阳里跳舞的镜头，那个作品很美，但现在也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拷贝了。
　　1990 年代初期，王小帅邀他们出演过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剧本是以刘小东和喻红为原型写的，当时用的是黑白胶片：冬和春是两个年轻的画家，毕业后留校任教，卖画无门，生活很拮据，也看不到未来。后来，女孩春选择了出国，而冬彻底疯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部影片在1999年被BBC评为自电影诞生以来的一百部佳片之一，也是惟一入选的中国影片。
　　16年后，王小帅拍了“冬春之后”的喻红篇，还很浑成地借用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小说名字《我的名字叫红》。片中刘小东满怀醋意地追问喻红是给谁发短信，偶尔戏言“我们现在没有爱情了”。在旺盛而从容的创作之外，他们也会自省，生怕自己沦为年轻时他们所厌恶那种平庸而无趣的中年人。
　　小帅没有说出来的话，已经有人说过了，“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种叫理想没有实现，另一种叫作理想实现了。”
　　这也几乎是从85新潮开始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暗中脉络：从反叛，到反叛成功之后的四顾茫然;从贫穷，到财富快速积累之后的价值解体。那些被拍卖出天价的中国画家，那些生前就被奉进殿堂的艺术大师，那些被偶像化了的F4和天王，几乎都要经历价值重构的考验，这其中，当然包括刘小东们。曾梵志说：财富是个劫。只有那些佼佼者们，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完成修炼。
　　对喻红和刘小东来说，他们已经摆脱了《冬春的故事》里那个悲伤的寓言，但冬春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他想娶人人艳羡可望不可即的女神，他娶到了;她想做姥姥说的跟名字一样“越来越红”的画家，她做到了。然后呢？我们在等待故事的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