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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的叹息
那个时候，我上小学。也许初中了。反正是在大队里，就是村里，五里路，一半公路，一半小路。雨天穿着靴子，打着赤脚，打着雨伞，披着塑料布，一群孩子往前走。
学生不少，一个年级一个班吧，小学到初中也是几百。老师除了本地的，还有外来的知识青年。教常识的陈老师就是个女知青。还记得她的一句话：春分前后，阳光照射赤道附近。常识是什么课，现在没有这一门了。今天看一篇专家的文章，无力评价，但觉得它不符合常识。看电视也是这样，有一回屏幕上通过一组数字，说一个地方的农民这些年收入上升了100倍。那时姐姐扒的青虾一斤卖几毛钱，现在一斤几十块，这也是100倍啊。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常识。那时，又在前头盖了两个土坯房教室，根基还过了夯。打夯的几个劳力，领头的是老吕，会磨豆腐，老家是安徽颍上的。这是后来知道的，反正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在哪都一样，没人说这个。老吕先喊一句，大伙一起喊的时候，石磙被抬起，重重地砸在地上，脚下都在打颤。“大家好好干啊，烙馍卷鸭蛋啊，大家往前赶啊……”
下午放学，有时要看一会打篮球的。场子上，现在就记得一个住队干部，农机局的老杨了，他个子很大，剃着光头，能把球一下子扔到那头。住队的哪都有。“批林批孔”的时候我才十岁，县里的老贾在队里念文件，里头有孔子的话，说他一心想复辟周礼：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克己复礼。刘灿士是我们公社的副书记，个子不小，是本地人，他的一个妹子在我们队里，他不吃她家的饭，这就是回避了。那天早上有个姓黄的在门口吃饭，看到刘灿士过了，就说：老刘，今天轮谁家了？老刘说：就轮你家了。说着就钻厨屋里，盛了一碗红薯稀饭。他们都是当天付账，一斤粮票，两毛钱。我还看到一个叫孙明净的县里干部，扯一把草垫着，把一泡牛粪捧起来，丢到旁边的稻田里。那天早上，我在堂屋里捡了一支钢笔，红杆白帽，一拔笔尖就出来，可以写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英雄”笔吧。这时，父亲也看到了，他说这肯定是刘清录的，也是一个住队的，昨天晚上在俺家里开了群众会。不认得字的父亲把笔拿去了，他说在地里给人家。第二年春上，俺娘妇科大出血，差点送了命，在公社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出来以后，父亲在大队开了个证明，拿给公社的民政助理刘清录，批了十五块钱，补住了这个窟窿。十五块，是国家工作人员一半的工资，抵现在两千块了。
那个时候，显眼的墙上都能看到白灰标语，就像今天花花绿绿的广告——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那天晚上是面条，娘擀的。我们兄妹盛起来就吃。娘好像是还没有歇过来，她把饭碗放到桌子上，没有动。娘比俺大大三岁。她过门的时候，俺大是在放牛的财主家里，才十六岁，哪点不好，她就眼睛一瞪：这鬼娃子！直到今天，家里的事还是娘说的算。娘有气无力说：下午俺们灌了一百多麻袋稻，一大片，明儿个就没有了，心疼死人！稻谷打米机里过一趟就是大米。都是赵庄的地里长的，都是他们一根根栽，一根根割的。一百多麻袋，一两万斤。要是分给赵庄社员，一人一麻袋，就是一百斤大米，一家老小一年的稀饭干饭有了，猪的糠有了，鸡鸭的食有了。可是，要先交够公粮，剩下多少才是口糧。七月半，女人们就咕唧队长，还不吃红薯。有了红薯就可以不蒸馍了，省了面，省了麦。那一百多麻袋稻子，明天就要由队长会计领着，拉给公社的粮库了。
责任田
没有想到，地一下子就分到手了。叫联产承包，叫责任田。
那个时候，我高考失败回到了家里。理想、意义、前途，也像书本铺盖一样跟我进了村。跟人不一样的是，它们要选择，选择工作，选择职业。可能会教人不得安宁。
可是，一份责任田安抚了所有的农民。也安抚了整个中国。联产承包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这是社会的共识，没有谁怀疑。粮食都够吃了。一个粮食，就这打消了一切疑虑。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歌曲唱遍每一个角落，收音机上就有听众点播的文艺节目。身在小村庄，我没有不会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太阳岛上》……也有低沉，哀怨的，比如《心中的玫瑰》《角落之歌》，都是电影插曲，控诉着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影片是《泪痕》《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为啥被遗忘，因为不自由，因为贫穷。文学一夜之间喷薄而出，叫伤痕文学。村庄上的人，我还订过刊物，没人送，自己赶集去讨。
种好那几亩地，交上一架子车公粮，就没事了。以前的队长、会计、记工员、生产安排，真是多余。现在，钱多多花，少少花，一人头上一颗露水珠。这是俺娘常说的。人都差不多。俺娘还念着一个人的名字，说他会治病。过去村里有人有老病，经常不出工，地到户上，就天天出来了。
日子就是这样。空闲一点，就可以喝酒了。那个秋末，中午，家里来了几个人。外村一个熟人赶集回来经过门口，也被我拉进来了，坐了一桌。桌子不大，喝了九瓶乌龙大曲。这是本县的酒，淮滨过去叫乌龙集。菜有点接不住了，赶集的客人买的一条鲢子也被煮了端上去了。转眼到了元旦，我领着两个人到邻村的二舅哥家看电视晚会，家里有客还在吃饭。过门槛，吃碗饭。主人非要我们也坐上，我们坐了。我说，离节目开始还有半小时了，咱们快点。一口一个的盅子，半小时，消灭了五瓶白酒。看了一会儿，一个人不见了，我们出去找，一直找到家里，地上是雪，他在屋檐底下低着头，我们把他弄进屋里。回去睡吧，我也喝多了。
被包抄的村庄
责任田还是责任田，粮食却越来越不顶事了。夏季拉去一架子车麦，交清公粮，已经说不过去了，秋季还要交钱，叫秋征。一九九二年深秋，正在种麦，那个晚上，黑得很，饭还没吃，赵庄人就被吆喝到我家院子里，开会。我家比较中心，也是这家人缘可以，谁都可以进来。包村的干部也来了，是个要紧的会。会很短：秋征又开始了，每人45块，先交有奖，后交加罚。 45块钱，是一百多斤粮食，等于又交一遍公粮。麦季的公粮可是分文不见。你要是不交，村干部会把名单交给街头上的青年人，叫兑现。这些人开着车，搬你粮食、车轱辘子、缝纫机，赶你猪。
正是种油菜种麦的时候，一些人家化肥还不够。那天夜里，我老睡不着，爬起来，在油灯下（电没有了）写了一份材料，《救救农民，救救土地》，准备上访。
第二天拉着粪车子，我想找人跟我一起出去，就下到一个人的地里，跟他蹲在一起。这人爱扛直理，集体时当过生产的干部，昨晚的会上他喊道：这地不管种了，弄不好还不够他的！可是，一夜之间，他像是想通了。他低着头，无奈地说：官出于民，民出于土，哪朝哪代都是这样。
我总算找到了两个人，一个还是党员。我们一起跑乡里，跑县里，递了材料。半个月过去了，也不见动静。村子里，望风而停的秋征又开始了。夜里，我又写了一份材料，《淮滨县部分农民群众关于游行示威的申请》，有时间、地点、规模和口号。第二天一个人交给了公安局。
很快，就下来四个警官，把我叫到了乡里。他们说，小伙子年轻有为，我们要向有关方面介绍。他们拟定了一些问题，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向我一一问讯。最后他们说，你反映的问题，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召开了专门会议。你可不可以收回这个申请？等了一下，我说：可以。申请书面收回。空气也一下子和缓了。主任说，你有什么个人要求，提出来，可以通过正当渠道给以解决。我说：这里没有任何个人问题。
没有想到的是，一切照旧。我家七个人分地，是赵庄最多的。父亲卖了一车子粮食和麻，和赵庄人一样，一分不少地交了上去。
我对当年的自己感到陌生。这是年轻人吗？这些年，年轻人的智慧和真理只有一条：你改变不了环境，但你可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就是去挣钱。不管你怎样挣，钱都是一样的。钱不讲来路。有了钱，环境就为你改变了。他们的维权意识却很强，当侵犯到他一个人头上的时候。比如服务员把汤水撒到了他身上，他可能会叫来经理，他是上帝，神圣不可侵犯。
过年了。踩着冰雪从十几里外的姨家拜年回来，第二天年初六，我就跟着连襟出去了。这是去打工，这还有妹夫，去连襟待过的江苏吴江。这一趟，我们俩没有找到活，月底又回来了。这一回头，我又在村庄趴了几年。最后，我还是出去了。这时，村上没有一个比我小的种田人了。一亩庄稼要长半年，只是几天的工钱。村庄已经被悄悄地包抄了，等着沦陷。
那次去吴江，我们到阜阳没能上去火车，就坐汽车经利辛、蒙城转到蚌埠，还是火车站。火车站的广场上，雪一堆一堆的。候车室里人很多，没地方，跟三五一群的男女一样，我们垫着包袱，在广场的雪堆边上坐了一夜。这一夜，真长啊。进站上车了，入口出现了拥挤。守在那里维持秩序的几个人，抡着碗口粗的杠棒，也不说话，朝手举车票的人群拼命地打着，像是在驱赶一群猪。
这是一九九三年的春天，大年初七。我还记着，二十多年不曾忘记。这是民间记忆了。还有一种记忆，是国家记忆。那是一首歌，《春天的故事》——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
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春风啊吹绿了东方神州
春雨啊滋润了华夏故园
啊，中国中国
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
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抛荒的家庭
那个村庄上，教我牵挂的，只有老父亲了。虽然我种过的十几亩地还在那里。
给父亲打电话，事情没有，就是听听这个人。好像他会突然不在了。我说，天热了吧。父亲说，还不热。这是麦收以后，庄稼都该安上了，夏至了，还不是最热的时候。父亲说：地人家不要了。
出大事了。父亲的嘴里，还没说过这么大的事情。这句话里，“地”是指我家的责任田，“人家”是合作社。
赵庄的地片上，有一个红薯专业合作社。说起农业合作社，知道的人都知道，这是当前农村的新生事物，甚至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全国的合作社，早已突破百万家，是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注意，这里有“集体”二字。有人是这样用的。这里的集体，就是“好多人”的意思。谁都知道，集体的本意没有了。今天的合作社，就是资本下乡，或者是地方上的资本、能人创业。现在实行的土地确权，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三权分立，就是给合作社的成立提供方便。不管是城里人还是本土的，有一点是一样的，并且必不可少，就是跟地方政府的关系。合作社都有点名声，给地方装点着门面。比如流转土地多少亩，吸纳多少农户，多少贫困户。合作社也是种地，种打工者不种的地。它们生存的秘密，就是享受政府惠农政策，各种补贴。
我输入我家土地上这个合作社的名字，网页上见到了这样的文字：
新曙光合作社是该镇做足红薯产业的一个典型，拥有社员852户，全社种植红薯10000余亩，年产红薯6000万斤，生产淀粉1300多万斤。
可以肯定地说，这里的数字都划掉两个零，赵庄的人还是不敢信。合作社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谁也说不清，虽然门头上都钉着合作社的牌子。今年过年在家就听说，老板的女人不让他弄什么合作社了，又弄不到钱，去儿子家里帮帮忙算了，儿子可能在外面打工做生意。我却要感谢合作社。十年了吧，我家十亩地一直是这里在种，一亩一年600块。去年的钱还没给。合作社多，跟上面弄钱可能也不容易。
十亩地，6000块，也就是城里扫地的两个月的工资。儿子女儿不一定知道这个钱。有它没它，差不多。合作社不要了，地还给谁？父亲叹了一声：没人要了，情愿搁那荒着。他又说，谁要，200块一亩也比荒着强啊。
政府好像也没办法了。十年前就免税了，白种。白种也没人种了。这一点谁都没有看出来，不管是种地的还是当家的。
土地抛荒，稀罕吗？我家另一块两亩地，这些年就是人家种着，分文不取。地头上长着几棵树，那回父亲打电话说人家要他把树放倒，影响庄稼。我没有话了。
十几年前我们两口子出来打工，地给人家种，地就养不了家了。粮食还是那些，是钱不顶事了。这一天，这个农户就破产了。那一天在网上我还看了几张航拍的图片，是我们信阳地区的，小麦拔节的时候。懂点农事的人都知道，这个季节，不管你怎么安排，是没有空地的。圖片却显示，麦田的旁边是大片的白地。这种蒙太奇式的语音告诉人们：土地抛荒。感叹一下拍照者的用心良苦，我也只是看到了一种网上图片。
到了自己头上，就不一样了。比图片真实多了。我是农民。除了那块耕地，我找不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真实的、必然的联系。现在，那块地抛荒了，没人要了。
一苇渡江。达摩凭着漂浮的一根苇子渡过长江。他脚下的那根苇子，承载的不是一个人的体重，是一种意念，或者信念。
现在，我家五个人打工在外面，在江面。脚下的那根苇子却没有了。
责任编辑：卢 欣
那个时候，我上小学。也许初中了。反正是在大队里，就是村里，五里路，一半公路，一半小路。雨天穿着靴子，打着赤脚，打着雨伞，披着塑料布，一群孩子往前走。
学生不少，一个年级一个班吧，小学到初中也是几百。老师除了本地的，还有外来的知识青年。教常识的陈老师就是个女知青。还记得她的一句话：春分前后，阳光照射赤道附近。常识是什么课，现在没有这一门了。今天看一篇专家的文章，无力评价，但觉得它不符合常识。看电视也是这样，有一回屏幕上通过一组数字，说一个地方的农民这些年收入上升了100倍。那时姐姐扒的青虾一斤卖几毛钱，现在一斤几十块，这也是100倍啊。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常识。那时，又在前头盖了两个土坯房教室，根基还过了夯。打夯的几个劳力，领头的是老吕，会磨豆腐，老家是安徽颍上的。这是后来知道的，反正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在哪都一样，没人说这个。老吕先喊一句，大伙一起喊的时候，石磙被抬起，重重地砸在地上，脚下都在打颤。“大家好好干啊，烙馍卷鸭蛋啊，大家往前赶啊……”
下午放学，有时要看一会打篮球的。场子上，现在就记得一个住队干部，农机局的老杨了，他个子很大，剃着光头，能把球一下子扔到那头。住队的哪都有。“批林批孔”的时候我才十岁，县里的老贾在队里念文件，里头有孔子的话，说他一心想复辟周礼：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克己复礼。刘灿士是我们公社的副书记，个子不小，是本地人，他的一个妹子在我们队里，他不吃她家的饭，这就是回避了。那天早上有个姓黄的在门口吃饭，看到刘灿士过了，就说：老刘，今天轮谁家了？老刘说：就轮你家了。说着就钻厨屋里，盛了一碗红薯稀饭。他们都是当天付账，一斤粮票，两毛钱。我还看到一个叫孙明净的县里干部，扯一把草垫着，把一泡牛粪捧起来，丢到旁边的稻田里。那天早上，我在堂屋里捡了一支钢笔，红杆白帽，一拔笔尖就出来，可以写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英雄”笔吧。这时，父亲也看到了，他说这肯定是刘清录的，也是一个住队的，昨天晚上在俺家里开了群众会。不认得字的父亲把笔拿去了，他说在地里给人家。第二年春上，俺娘妇科大出血，差点送了命，在公社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出来以后，父亲在大队开了个证明，拿给公社的民政助理刘清录，批了十五块钱，补住了这个窟窿。十五块，是国家工作人员一半的工资，抵现在两千块了。
那个时候，显眼的墙上都能看到白灰标语，就像今天花花绿绿的广告——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那天晚上是面条，娘擀的。我们兄妹盛起来就吃。娘好像是还没有歇过来，她把饭碗放到桌子上，没有动。娘比俺大大三岁。她过门的时候，俺大是在放牛的财主家里，才十六岁，哪点不好，她就眼睛一瞪：这鬼娃子！直到今天，家里的事还是娘说的算。娘有气无力说：下午俺们灌了一百多麻袋稻，一大片，明儿个就没有了，心疼死人！稻谷打米机里过一趟就是大米。都是赵庄的地里长的，都是他们一根根栽，一根根割的。一百多麻袋，一两万斤。要是分给赵庄社员，一人一麻袋，就是一百斤大米，一家老小一年的稀饭干饭有了，猪的糠有了，鸡鸭的食有了。可是，要先交够公粮，剩下多少才是口糧。七月半，女人们就咕唧队长，还不吃红薯。有了红薯就可以不蒸馍了，省了面，省了麦。那一百多麻袋稻子，明天就要由队长会计领着，拉给公社的粮库了。
责任田
没有想到，地一下子就分到手了。叫联产承包，叫责任田。
那个时候，我高考失败回到了家里。理想、意义、前途，也像书本铺盖一样跟我进了村。跟人不一样的是，它们要选择，选择工作，选择职业。可能会教人不得安宁。
可是，一份责任田安抚了所有的农民。也安抚了整个中国。联产承包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这是社会的共识，没有谁怀疑。粮食都够吃了。一个粮食，就这打消了一切疑虑。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歌曲唱遍每一个角落，收音机上就有听众点播的文艺节目。身在小村庄，我没有不会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太阳岛上》……也有低沉，哀怨的，比如《心中的玫瑰》《角落之歌》，都是电影插曲，控诉着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影片是《泪痕》《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为啥被遗忘，因为不自由，因为贫穷。文学一夜之间喷薄而出，叫伤痕文学。村庄上的人，我还订过刊物，没人送，自己赶集去讨。
种好那几亩地，交上一架子车公粮，就没事了。以前的队长、会计、记工员、生产安排，真是多余。现在，钱多多花，少少花，一人头上一颗露水珠。这是俺娘常说的。人都差不多。俺娘还念着一个人的名字，说他会治病。过去村里有人有老病，经常不出工，地到户上，就天天出来了。
日子就是这样。空闲一点，就可以喝酒了。那个秋末，中午，家里来了几个人。外村一个熟人赶集回来经过门口，也被我拉进来了，坐了一桌。桌子不大，喝了九瓶乌龙大曲。这是本县的酒，淮滨过去叫乌龙集。菜有点接不住了，赶集的客人买的一条鲢子也被煮了端上去了。转眼到了元旦，我领着两个人到邻村的二舅哥家看电视晚会，家里有客还在吃饭。过门槛，吃碗饭。主人非要我们也坐上，我们坐了。我说，离节目开始还有半小时了，咱们快点。一口一个的盅子，半小时，消灭了五瓶白酒。看了一会儿，一个人不见了，我们出去找，一直找到家里，地上是雪，他在屋檐底下低着头，我们把他弄进屋里。回去睡吧，我也喝多了。
被包抄的村庄
责任田还是责任田，粮食却越来越不顶事了。夏季拉去一架子车麦，交清公粮，已经说不过去了，秋季还要交钱，叫秋征。一九九二年深秋，正在种麦，那个晚上，黑得很，饭还没吃，赵庄人就被吆喝到我家院子里，开会。我家比较中心，也是这家人缘可以，谁都可以进来。包村的干部也来了，是个要紧的会。会很短：秋征又开始了，每人45块，先交有奖，后交加罚。 45块钱，是一百多斤粮食，等于又交一遍公粮。麦季的公粮可是分文不见。你要是不交，村干部会把名单交给街头上的青年人，叫兑现。这些人开着车，搬你粮食、车轱辘子、缝纫机，赶你猪。
正是种油菜种麦的时候，一些人家化肥还不够。那天夜里，我老睡不着，爬起来，在油灯下（电没有了）写了一份材料，《救救农民，救救土地》，准备上访。
第二天拉着粪车子，我想找人跟我一起出去，就下到一个人的地里，跟他蹲在一起。这人爱扛直理，集体时当过生产的干部，昨晚的会上他喊道：这地不管种了，弄不好还不够他的！可是，一夜之间，他像是想通了。他低着头，无奈地说：官出于民，民出于土，哪朝哪代都是这样。
我总算找到了两个人，一个还是党员。我们一起跑乡里，跑县里，递了材料。半个月过去了，也不见动静。村子里，望风而停的秋征又开始了。夜里，我又写了一份材料，《淮滨县部分农民群众关于游行示威的申请》，有时间、地点、规模和口号。第二天一个人交给了公安局。
很快，就下来四个警官，把我叫到了乡里。他们说，小伙子年轻有为，我们要向有关方面介绍。他们拟定了一些问题，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向我一一问讯。最后他们说，你反映的问题，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召开了专门会议。你可不可以收回这个申请？等了一下，我说：可以。申请书面收回。空气也一下子和缓了。主任说，你有什么个人要求，提出来，可以通过正当渠道给以解决。我说：这里没有任何个人问题。
没有想到的是，一切照旧。我家七个人分地，是赵庄最多的。父亲卖了一车子粮食和麻，和赵庄人一样，一分不少地交了上去。
我对当年的自己感到陌生。这是年轻人吗？这些年，年轻人的智慧和真理只有一条：你改变不了环境，但你可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就是去挣钱。不管你怎样挣，钱都是一样的。钱不讲来路。有了钱，环境就为你改变了。他们的维权意识却很强，当侵犯到他一个人头上的时候。比如服务员把汤水撒到了他身上，他可能会叫来经理，他是上帝，神圣不可侵犯。
过年了。踩着冰雪从十几里外的姨家拜年回来，第二天年初六，我就跟着连襟出去了。这是去打工，这还有妹夫，去连襟待过的江苏吴江。这一趟，我们俩没有找到活，月底又回来了。这一回头，我又在村庄趴了几年。最后，我还是出去了。这时，村上没有一个比我小的种田人了。一亩庄稼要长半年，只是几天的工钱。村庄已经被悄悄地包抄了，等着沦陷。
那次去吴江，我们到阜阳没能上去火车，就坐汽车经利辛、蒙城转到蚌埠，还是火车站。火车站的广场上，雪一堆一堆的。候车室里人很多，没地方，跟三五一群的男女一样，我们垫着包袱，在广场的雪堆边上坐了一夜。这一夜，真长啊。进站上车了，入口出现了拥挤。守在那里维持秩序的几个人，抡着碗口粗的杠棒，也不说话，朝手举车票的人群拼命地打着，像是在驱赶一群猪。
这是一九九三年的春天，大年初七。我还记着，二十多年不曾忘记。这是民间记忆了。还有一种记忆，是国家记忆。那是一首歌，《春天的故事》——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
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春风啊吹绿了东方神州
春雨啊滋润了华夏故园
啊，中国中国
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
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抛荒的家庭
那个村庄上，教我牵挂的，只有老父亲了。虽然我种过的十几亩地还在那里。
给父亲打电话，事情没有，就是听听这个人。好像他会突然不在了。我说，天热了吧。父亲说，还不热。这是麦收以后，庄稼都该安上了，夏至了，还不是最热的时候。父亲说：地人家不要了。
出大事了。父亲的嘴里，还没说过这么大的事情。这句话里，“地”是指我家的责任田，“人家”是合作社。
赵庄的地片上，有一个红薯专业合作社。说起农业合作社，知道的人都知道，这是当前农村的新生事物，甚至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全国的合作社，早已突破百万家，是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注意，这里有“集体”二字。有人是这样用的。这里的集体，就是“好多人”的意思。谁都知道，集体的本意没有了。今天的合作社，就是资本下乡，或者是地方上的资本、能人创业。现在实行的土地确权，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三权分立，就是给合作社的成立提供方便。不管是城里人还是本土的，有一点是一样的，并且必不可少，就是跟地方政府的关系。合作社都有点名声，给地方装点着门面。比如流转土地多少亩，吸纳多少农户，多少贫困户。合作社也是种地，种打工者不种的地。它们生存的秘密，就是享受政府惠农政策，各种补贴。
我输入我家土地上这个合作社的名字，网页上见到了这样的文字：
新曙光合作社是该镇做足红薯产业的一个典型，拥有社员852户，全社种植红薯10000余亩，年产红薯6000万斤，生产淀粉1300多万斤。
可以肯定地说，这里的数字都划掉两个零，赵庄的人还是不敢信。合作社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谁也说不清，虽然门头上都钉着合作社的牌子。今年过年在家就听说，老板的女人不让他弄什么合作社了，又弄不到钱，去儿子家里帮帮忙算了，儿子可能在外面打工做生意。我却要感谢合作社。十年了吧，我家十亩地一直是这里在种，一亩一年600块。去年的钱还没给。合作社多，跟上面弄钱可能也不容易。
十亩地，6000块，也就是城里扫地的两个月的工资。儿子女儿不一定知道这个钱。有它没它，差不多。合作社不要了，地还给谁？父亲叹了一声：没人要了，情愿搁那荒着。他又说，谁要，200块一亩也比荒着强啊。
政府好像也没办法了。十年前就免税了，白种。白种也没人种了。这一点谁都没有看出来，不管是种地的还是当家的。
土地抛荒，稀罕吗？我家另一块两亩地，这些年就是人家种着，分文不取。地头上长着几棵树，那回父亲打电话说人家要他把树放倒，影响庄稼。我没有话了。
十几年前我们两口子出来打工，地给人家种，地就养不了家了。粮食还是那些，是钱不顶事了。这一天，这个农户就破产了。那一天在网上我还看了几张航拍的图片，是我们信阳地区的，小麦拔节的时候。懂点农事的人都知道，这个季节，不管你怎么安排，是没有空地的。圖片却显示，麦田的旁边是大片的白地。这种蒙太奇式的语音告诉人们：土地抛荒。感叹一下拍照者的用心良苦，我也只是看到了一种网上图片。
到了自己头上，就不一样了。比图片真实多了。我是农民。除了那块耕地，我找不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真实的、必然的联系。现在，那块地抛荒了，没人要了。
一苇渡江。达摩凭着漂浮的一根苇子渡过长江。他脚下的那根苇子，承载的不是一个人的体重，是一种意念，或者信念。
现在，我家五个人打工在外面，在江面。脚下的那根苇子却没有了。
责任编辑：卢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