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自有一套礼治秩序，而且人们由于保持着“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拥有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记忆都是多余的”。“‘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描写‘忘时’的生活。秦亡汉兴，没有关系。乡土社会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服。”在百里杜鹃各处行走时，我对这两点感触尤深。
　　抱着寻找古镇或是民族风情浓郁的苗寨的想法来到百里杜鹃，估计会感到失落。这里具有历史味道的古建筑数量有限，少数民族与汉族人的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几乎一样。与这种所谓“同化”相对应，对当下的关注、宗族的团结以及乡邻之间的和睦相处，深深地沉淀在当地人的骨子里，融解在生活细节当中，经世不变。
　　
　　探访黄家祠堂
　　
　　 英国文学家简·莫里斯（Jan Morris）曾经这样描述意大利沧桑美丽的小城的里雅斯特（Trieste）：“它并非知名的国际大都会：没有引人瞩目的地标性建筑，没有广为传唱的经典乐曲，也没有别具风味的珍馐佳馔，甚至也没出过什么家喻户晓的名人……”这描述也挺适合我们在百里杜鹃走过的村落。目前，当地在努力以建设新农村的方式推出人文旅游资源，以期给游客留下更多美好印象，比如在普底、金坡两个乡修整了许多民族风情村，只是这种努力还显得有些青涩。
　　金坡乡有一个号称“满族第一村”的附源村。在以彝族、苗族为主的百里杜鹃乃至整个毕节地区，一个满族村落的存在多少有些不寻常，当地人也竭力想在建筑形式上强调出特异性，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些风格极为统一的建筑：清一色的灰色墙面、红色屋檐，颜色崭新得有些另类，墙上涂抹着许多表达满族人生活习俗、适合远远观看的画作。
　　站在村口一座当地最为古老、已经无人居住的名人故居前面，我分辨不出漆黑如炭的牌匾上写有哪些字，也没留意到墙上还有电表、门牌等物件，因为除了屋顶，整座建筑外部全都刚刚喷了红漆。导游词中介绍道：“因为红色在满族人民心中代表着吉祥和喜庆，住着这样的房子心里舒服、踏实。”
　　这些满族人究竟是何时、从哪里迁来此地的，似乎没人说得清。如今，他们穿着夹克衬衫，说着贵州话，屋檐下一样挂着辣椒和腊肉，已然与周边的乡村融为一体。
　　其他少数民族村落的情况也大抵相似。所以当我听说普底有一个传承了数百年的黄家祠堂，不免将信将疑，但还是决定去一探究竟。
　　黄家祠堂是一栋殿宇式建筑，左侧有一片小松林，右侧立着两块碑，大抵是记载祖先功德的。比起“播勒黄氏宗祠”六个字，顶上一排彝族文字更加惹人注目，笔画不多，并且与汉字逐一对应。彝语跟日语的假名一样，是种音节文字。每个发音对应一个固定的意思，而不像汉语，一个发音可以对应多个汉字。这种语言文字简单易学，不会有太过书面的东西，自13世纪以来便在各地的彝族间传播。
　　据说黄氏家族是百里杜鹃最有名望的一个大族，从祠堂碑文上的记载来看，这个教师世家出过两个举人，这对于一个山区村落来说颇为不易。石碑楹联上的“闽”字引起了我这个福建人的极大兴趣，原来黄家人曾到福建做官，而且任职的地方恰是我家乡所在的州县，我顿时有了“他乡遇故知”的亲近感。
　　祠堂里还住着黄氏后人，得知我与其祖上有缘，邀请我入内参观。祠堂是新修的，但据说主殿是民国时就有的，两旁建筑的柱子、木雕用的也是老材料，新中有旧，旧中有新。这个大殿当年便是开会的议事厅，前面的走廊里立着一面一人半高的大鼓，上面画着五彩斑斓的老虎，这与家族的信仰有关。黄氏家族是彝族人，彝族以老虎为图腾，所以这面鼓也涂上了老虎的形象。彝族内部还分成许多部落，黄氏一支是来自播勒世系的布部。这个宗祠落成时，安顺、威宁等地的其他彝族部落送来了贺匾、贺联，现在都挂在大殿当中。
　　大殿后面还有个小屋，是供奉黄氏列祖列宗的地方，大门紧闭，两旁栽满花草树木，墙壁上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表达彝族人生活习俗和信仰的图案，风格近似幼童的简笔画，肃穆中透着几分滑稽。这些画底部的油漆有些已经剥落，从颜色的新旧程度来看，制作时间应该就在这一两年内。
　　最经得起岁月洗刷的恐怕还是大殿前那两方石碑，以及它们所记载的宗族仪式。上面详细列出了宗族纪念活动如何进行，遇到大事时将由谁召集全族大会，大会如何决议等规定。费孝通认为，在政治、法律的触角延伸不到的地方，中国的传统社会自有一套行为规范。这与老子“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的小国寡民理想不谋而合。
　　现在每年黄氏族人还会举行祭祖大典，人员的分配、经费的管理一仍旧制。其模式很接近费孝通总结的“长老统治”：年幼的人遇到年长的人要保持恭敬，而年长的人主要对前者起到教化的作用。虽然时代变迁，但是民间这一套体系至今仍在自如地运转着，有些还运行得相当良好，比如他们一百多年前就做到了公推民选、财务公开。与服饰更易这样的生活细节相比，他们显然对这些体系的传承看得更重，也更加坚持。
　　
　　普底乡的圩日
　　
　　有人说，了解一个地方的最好办法，便是去当地的菜市场看看，尤其是早市。我深以为然。
　　到普底乡时，正赶上周六，是当地一周一次的“圩日”。普底乡是百里杜鹃管委会（相当于县政府）的所在地，人口也较其他乡集中，农贸市场就在乡里那条近两公里的步行街中间。早在看到农贸市场的路标前，我们便感觉街道明显拥挤了起来，两边摆满了小摊，不时有背着背篓的人走进走出。在贵州这个多山的省份，背篓称得上是最称手的劳动工具了。许多人家只有一把锄头、一把柴刀，却有大大小小好几个背篓。这些背篓像是百宝袋，粮食、水泥、煤球……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据说贵阳人搬家，也是雇几个背篓客，用它来背家具。
　　圩市，又称集市，存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如今再次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这天，周围的商人都会赶到这里，摆上平时难得一见的商品。现场虽然人流如织，但并不嘈杂，买者卖者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商家并不需要大声吆喝。我们随着人流缓慢移动，看到南瓜饼、糯米糕等各种现做现卖的食品；看到装满了柴鸡蛋的小竹篓，不像商品，倒更像是艺术品；看到许多人夹起凉拌的鱼腥草便往嘴里送，先尝后买；还看到人们围着一个贩卖中草药的小摊，听摊主述说自制药酒的传奇功效；一些人因为圩市重逢，停在路边高兴地攀谈……这些场景并无特异之处，却有种久违的亲切感。
　　集市上的人们各自背着满满一篓买好的东西，有时停下脚步，似乎在盘算还缺少什么——许多人是从山里赶过来，会尽量多买一些应用之物。买好东西之后，他们会侧一下身，让商家帮着把东西放进背篓。背篓里的东西全部暴露在外，旁边的人只要伸一下手，便可以轻易地拿走一些，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人这么做，我这样想了一想，也感觉到几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羞涩。
　　在一本叫《美国也荒唐》的书中，作者沈群讲到这么一件事：刚到美国的时候，他有次去沃尔玛买鞋，试穿时觉得还不错，买回来后发现右脚的小趾磨得很疼。美国同学建议他拿回去退换。他有些不敢相信，因为鞋已经有了明显的磨损。最终他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退换了，店员直接给了他三个选择：一、换一双；二、退货，给他一个价值相当的购物账号（相当于国内的购物卡）；三、如果执意要退钱的话，可以帮忙问下主管。原来，在美国消费，大部分商品可以在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个规定让初来乍到的沈群又惊讶又感动，之后，却有一些现象让他无奈甚至愤怒——有些人看到有便宜可占，便在旅行时用信用卡去店里买一台摄像机，用完之后再拿回去退货，等于“免费使用”。久而久之，美国的连锁机构在一些地区的分店便会制定完全不同的退换货制度。沈群感慨：“任何一个好的社会制度的维系，更多的不是靠法律，而是靠自律……当有些人文明程度达不到时，他就不配享受这套制度。”
　　费孝通在其代表作《乡土中国》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农村是个熟人社会，道德和传统对一个人的约束远远超过法律，这种约定俗成的秩序便叫礼治。“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律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
　　行走在各地乡村的时候，我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古镇游也好，农家乐也罢，最吸引我们的东西是什么？传统文化中最值得我们珍惜的又是什么？看着这些赶圩的背篓客，我隐约觉得找到了部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