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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生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殖民者的大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自此之后，自古被称作“夷人”的外国殖民势力，对这个东方古国虎视眈眈，一种亡国灭族的不祥之兆，成了上至清帝，下至黎庶的共同心病。西洋“夷人”凭籍其船坚炮利，可以向清政府提出各种厚颜无耻的领土及权益要求。对此局势，清政府的态度除了又恨又怕，只能继续推行其既定的闭关锁国旧策之外，别无它法。
虽然西方列强凭借其枪炮与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然而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清政府虽然已经作出了屈膝的姿态，但是始终坚守儒家传统道德，西方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始终很难渗透，因此要想在中国推行其殖民主义政策，清政府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代理政府（至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
此外，虽然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了部分市场，但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习俗根深蒂固，人们对“洋货”（除鸦片外）的需求十分淡漠；且占当时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生活极其贫困，根本无力购买西方的商品：因此列强用大炮轰开的通商口岸的贸易成绩令他们大失所望。对于这种现象，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过高地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货。”
一、攻占南京后列强与太平天国的“蜜月期”
正当西方列强无可奈何之际，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创建太平天国，只两三年间便定鼎南京，形成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令西方殖民者意外惊喜的是，这个新政权居然十分虔诚地信奉与自己信仰相同的上帝，很明显，这无疑会使西方列强企图抛弃清政府、另求自己在华利益的最佳代理政府的念头会由此而产生。于是在太平天国攻占南京以后，西方列强曾和这个新生政权产生了一段甜蜜的岁月。
西方的传教士们最先发出了兴奋的欢呼，一位美国传教士把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宗教状况作了一番比较后说：“当我来到中国时，我发现一切都笼罩着午夜黑暗的阴郁。现在，乌云被冲破了。虽然我不知道未来岁月如何，但我欢呼出现的曙光。”另一位具有相当威望的香港维多利亚主教斯密斯也撰文大肆赞扬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文学才能”“道德修养”“行政才干”“精神智力”“领导气魄”，“使叛乱成为伟大的宗教运动”“其推翻清朝暴君，建立天下太平的帝国是完全正义的。”
传教士们的共识又很快地变成了西方政客们的共识。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向美国国会报告了这一信息，认为：“在中国出现了比较开明的文明曙光。”英国公使文翰在南京被太平军攻克之后，曾向英国首相罗塞尔建议保持中立，“如果举事者成功，至少传教士的活动可望获得完全的容忍。这些人看到外国人一般地都和他们遵奉同样的教义，因而当他们得势时，可能对外国人怀抱友善态度。他们无疑会允许通商的；不过从他们的出版品以及他们的行为上看，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将严禁鸦片——不像现在这样的有名无实，而是真正的禁止。……目前唯一可行的政策，是保持不卷入这一斗争中，力避与双方发生正式的联系，但外国人必须准备好足够的武力，来击败举事者们可能施与他们的任何攻击。”但就在这所谓“中立”的旗帜之下，列强却派遣大批的使节“访问”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
1853年４月27日，英国公使文翰“访问”了天京，文翰派人首先说明英国公使前来的目的，在于申明英国政府的中立态度，接着询问太平天国对英国的意向及将来进兵上海时的政策如何，并商谈接见英使的仪式。作为太平天国方面，面对“洋人”们的来访，却表现出令人失望的举动。北王韦昌辉表示：“我们今后不仅彼此相安无事，而且还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此举将这些不怀好意的英人看成了自己的“洋兄弟”，却反而让英人产生了轻蔑的念头。东王杨秀清后来给文翰发了一纸诰谕，其中说：“尔海外英民不远万里而来，归顺我朝，不仅天朝将士兵卒踊跃欢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亦当嘉汝忠义也。兹特降谕：准尔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父之深恩。”从总的来看，文中除了“归顺我朝”“勤事天王”之类传统的大国意识之外，最要害的是其中有“自由进出”“随意进退”“货税不征”的许诺，这在实质上有损于国家的主权，反映出杨秀清等人没有认清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实质，一开始便失去了警惕，其与咸丰帝不愿引狼入室的基识相比，太平天国在对待列强的殖民侵略企图方面要比清廷肤浅得多。
总之，在攻占南京后，太平天国正处在全盛时期，由于北伐、西征正在激烈地进行，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得西方各国不帮助清朝，不与己为敌，因此，一面布置江防，提高警惕，加紧戒备，另一面以准许友好往来、万国通商的政策，暂时缓和矛盾。西方列强的访问和“中立立场”就是这一外交活动的结果。但是，西方公使之所以访问天京，并公开地为太平天国喝彩，其目的就只有一个——利己，企图通过亲眼目睹的访问，看看这个新起的政权是否能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的最佳代理人，从而取代令他们感到失望的清政府。这就决定了太平天国企图在平等交往条件下得到西方支持的目标不可能实现，利益的权衡终将促使列强进行重新选择。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与太平天国的若即若离
文翰在访问天京之后，令随员各自写出考察报告，从政治、军事、经济、商业、宗教、官兵素质等方面来评介这个政权，从而在此基础上写成与英国政府的总结性考察报告，最后他认为，太平天国“推翻现政府的企图将不会成功。”主张支持清政府，而在表面上继续“中立”，同时认为应该“准备充分的武力，以抵御革命军或来之攻击。”英国政府经过仔细的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抛开“中立”的立场，开始转向支持清政府。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杨秀清在给文翰的“诰谕”中准许英人“自由进出”大陆内地，这就意味着西方诸国将轻而易举地得到过去在清政府方面用尽心机而不可得的利益。相比之下，太平天国满腔热情地欢迎与清政府处处防备“洋人”渗入内地真有天渊之别。但为什么不但未获得“洋兄弟”们的支持，反而使其转向支持清政府呢？笔者认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列强通过考察后普遍认为，太平天国由于自身所具有不可克服的弱点，从而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宰。从西方各国的角度上来说，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侵略，从中国取得大量的财富和利益。但他们发现太平天国由于自身的各方面局限性而难以取得最后政权的时候，他们也就只好十分现实地再次选择清政府了。
但此时以咸丰和肃顺为代表的清政府统治者对借助西方的力量镇压太平天国还表现得相当警惕，对于出让国家主权换取西方支持也有相当的保留，因此列强这一时期的政策是打着中立的幌子支持清政府。
正当太平天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之时，一场似乎不可避免的内讧终于向他们袭来，天京事变的发生极大地削弱了这个反清阵营的实力。太平天国方面因自身的不足而走向崩溃，不幸被西方列国的公使们言中了。
正当太平天国处于危机之时，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们，突然对鲸吞清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1856年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与清政府再次交恶。与此相反的是，1858年列强与太平天国之间发生的“额尔金事件”似乎使双方的关系发生了一点转机。
在此事件后，列强军舰接踵而至“访问”天京，造成了第二个太平天国的外交高峰时期。与第一次相比，从前列强是为试探与考察而来，而现在却是为获利而来：一方面可以取得进入长江内地的实利，另一方面又可借此而要挟清廷，从而同时在两方面都取得好处。从原则上来说，太平天国如此与“洋兄弟”套近乎有损于国家的主权，但从太平天国的主观方面来看，却无疑是一种成功。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英法等国与清廷交恶，导致双方兵戎相见。在此期间，太平天国与他的“洋兄弟”们确实度过了一段颇为“温馨”的岁月，再加上1859年４月，洪秀全重用原来长期流亡于香港的族弟洪仁玕，使得太平天国与西方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时期三方面关系的反复波折说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是一批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殖民者，只要于他有利，一切条约、承诺都可以视为无物，至于中国内战的双方的利害得失，他们是根本不会放在心上的。
三、《北京条约》签定后列强与太平天国的彻底决裂
从1860年６月起，情况又发生了极大变化。一方面，太平军连战连捷，兵锋直逼上海，而西方列强是一直将上海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现在太平军要将上海收入囊中，这就从根本上触动了列强的既得利益，于是便出现了一支以保护上海为名义的“洋枪队”。这是一支起初只有二三百个外国水手、逃兵、流氓、浪人等组成的队伍，本来这么一支小小的武装是不足以“保卫上海”的，然而太平天国方面此刻却不愿与英法交恶，于是弃上海而不攻，使列强的企图再一次得逞。另一方面，列强在与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之后，从中国攫取了巨大的利益，特别是“辛酉政变”之后，以恭亲王和两宫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抛弃了咸丰肃顺时代的谨慎政策，改为一味顺应西方的要求；与此相反，太平天国自天王洪秀全到普通将官则一再明确拒绝了列强的无理要求，两者的鲜明对比导致了列强最后撕下其中立面具，悍然介入中国内战。正如英国首相巴马斯顿所说的那样：“我们干涉了中国的事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条约权利受到了危险，我们的国家利益处于岌岌可危之境！”
到了1861年底，太平天国的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受到重用并颇具成效的干王洪仁玕不再处置朝政事务。从前那种妄自尊大与狭隘封闭的思想重新抬头，从而使天国与西方列国的关系迅速恶化。1862年，“中法混合军”（常捷军）、“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相继成立。外国侵略者和清军结为同盟，向太平军进犯。这标志着西方列强与太平天国正式决裂，列强已经彻底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帮凶。
四、结语
总的来说，西方列强与太平天国之所以会渐行渐远，那是因为双方之间有两个根本矛盾：第一，太平天国坚持中国的独立主权，这和西方列强的殖民利益存在根本冲突；第二，太平天国坚决禁止鸦片贸易，而当时西方从鸦片贸易获得的暴利，远远超过正常商业贸易所获。这两大矛盾决定了太平天国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都不符合西方列强的利益，这决定了西方不可能支持太平天国。
然而，太平天国是有机会争取到西方的中立的，至少是可以使之不帮助清政府，事实上他们也一度做到了。这一可能性存在的原因是：第一，太平天国本身的蒸蒸日上，使西方列强不敢轻视其力量，不得不慎重考虑与之为敌的后果；第二，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比清政府开放得多，他们对所有没有政治恶意的外国人都抱欢迎态度，对和西方进行商业贸易表现得非常积极。因此，如果太平天国成功，西方将可以不必依靠鸦片贸易，而能和中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外贸关系，这是符合其长远利益的。
但是，正如太平天国的英国友人指出的，如果太平天国能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西方出于对其势力的忌惮和对长远商业利益的需要，是可能采取中立，坐观其成的。但是由于太平天国本身的内讧和种种决策失误造成其非但没有越来越走近胜利，形势反而越来越不利。如此一来，西方开始不再担心他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而他们也没有耐心去等待那个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长远利益了。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对手清政府却做出了“借师助剿”的决定，全面而彻底地接受西方以协助其镇压太平天国为条件提出的交换要求，如此一来，西方的政策全面倒向清政府就是必然的了。
参考文献：
[1][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译本[M].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2]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六）[M].神州国光社.1952年.
[3]郝侠君、毛磊、石光荣.中西五百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
[4]李侃.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
[5]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中华书局.1955年.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虽然西方列强凭借其枪炮与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然而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清政府虽然已经作出了屈膝的姿态，但是始终坚守儒家传统道德，西方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始终很难渗透，因此要想在中国推行其殖民主义政策，清政府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代理政府（至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
此外，虽然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了部分市场，但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习俗根深蒂固，人们对“洋货”（除鸦片外）的需求十分淡漠；且占当时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生活极其贫困，根本无力购买西方的商品：因此列强用大炮轰开的通商口岸的贸易成绩令他们大失所望。对于这种现象，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过高地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货。”
一、攻占南京后列强与太平天国的“蜜月期”
正当西方列强无可奈何之际，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创建太平天国，只两三年间便定鼎南京，形成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令西方殖民者意外惊喜的是，这个新政权居然十分虔诚地信奉与自己信仰相同的上帝，很明显，这无疑会使西方列强企图抛弃清政府、另求自己在华利益的最佳代理政府的念头会由此而产生。于是在太平天国攻占南京以后，西方列强曾和这个新生政权产生了一段甜蜜的岁月。
西方的传教士们最先发出了兴奋的欢呼，一位美国传教士把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宗教状况作了一番比较后说：“当我来到中国时，我发现一切都笼罩着午夜黑暗的阴郁。现在，乌云被冲破了。虽然我不知道未来岁月如何，但我欢呼出现的曙光。”另一位具有相当威望的香港维多利亚主教斯密斯也撰文大肆赞扬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文学才能”“道德修养”“行政才干”“精神智力”“领导气魄”，“使叛乱成为伟大的宗教运动”“其推翻清朝暴君，建立天下太平的帝国是完全正义的。”
传教士们的共识又很快地变成了西方政客们的共识。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向美国国会报告了这一信息，认为：“在中国出现了比较开明的文明曙光。”英国公使文翰在南京被太平军攻克之后，曾向英国首相罗塞尔建议保持中立，“如果举事者成功，至少传教士的活动可望获得完全的容忍。这些人看到外国人一般地都和他们遵奉同样的教义，因而当他们得势时，可能对外国人怀抱友善态度。他们无疑会允许通商的；不过从他们的出版品以及他们的行为上看，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将严禁鸦片——不像现在这样的有名无实，而是真正的禁止。……目前唯一可行的政策，是保持不卷入这一斗争中，力避与双方发生正式的联系，但外国人必须准备好足够的武力，来击败举事者们可能施与他们的任何攻击。”但就在这所谓“中立”的旗帜之下，列强却派遣大批的使节“访问”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
1853年４月27日，英国公使文翰“访问”了天京，文翰派人首先说明英国公使前来的目的，在于申明英国政府的中立态度，接着询问太平天国对英国的意向及将来进兵上海时的政策如何，并商谈接见英使的仪式。作为太平天国方面，面对“洋人”们的来访，却表现出令人失望的举动。北王韦昌辉表示：“我们今后不仅彼此相安无事，而且还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此举将这些不怀好意的英人看成了自己的“洋兄弟”，却反而让英人产生了轻蔑的念头。东王杨秀清后来给文翰发了一纸诰谕，其中说：“尔海外英民不远万里而来，归顺我朝，不仅天朝将士兵卒踊跃欢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亦当嘉汝忠义也。兹特降谕：准尔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父之深恩。”从总的来看，文中除了“归顺我朝”“勤事天王”之类传统的大国意识之外，最要害的是其中有“自由进出”“随意进退”“货税不征”的许诺，这在实质上有损于国家的主权，反映出杨秀清等人没有认清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实质，一开始便失去了警惕，其与咸丰帝不愿引狼入室的基识相比，太平天国在对待列强的殖民侵略企图方面要比清廷肤浅得多。
总之，在攻占南京后，太平天国正处在全盛时期，由于北伐、西征正在激烈地进行，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得西方各国不帮助清朝，不与己为敌，因此，一面布置江防，提高警惕，加紧戒备，另一面以准许友好往来、万国通商的政策，暂时缓和矛盾。西方列强的访问和“中立立场”就是这一外交活动的结果。但是，西方公使之所以访问天京，并公开地为太平天国喝彩，其目的就只有一个——利己，企图通过亲眼目睹的访问，看看这个新起的政权是否能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的最佳代理人，从而取代令他们感到失望的清政府。这就决定了太平天国企图在平等交往条件下得到西方支持的目标不可能实现，利益的权衡终将促使列强进行重新选择。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与太平天国的若即若离
文翰在访问天京之后，令随员各自写出考察报告，从政治、军事、经济、商业、宗教、官兵素质等方面来评介这个政权，从而在此基础上写成与英国政府的总结性考察报告，最后他认为，太平天国“推翻现政府的企图将不会成功。”主张支持清政府，而在表面上继续“中立”，同时认为应该“准备充分的武力，以抵御革命军或来之攻击。”英国政府经过仔细的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抛开“中立”的立场，开始转向支持清政府。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杨秀清在给文翰的“诰谕”中准许英人“自由进出”大陆内地，这就意味着西方诸国将轻而易举地得到过去在清政府方面用尽心机而不可得的利益。相比之下，太平天国满腔热情地欢迎与清政府处处防备“洋人”渗入内地真有天渊之别。但为什么不但未获得“洋兄弟”们的支持，反而使其转向支持清政府呢？笔者认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列强通过考察后普遍认为，太平天国由于自身所具有不可克服的弱点，从而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宰。从西方各国的角度上来说，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侵略，从中国取得大量的财富和利益。但他们发现太平天国由于自身的各方面局限性而难以取得最后政权的时候，他们也就只好十分现实地再次选择清政府了。
但此时以咸丰和肃顺为代表的清政府统治者对借助西方的力量镇压太平天国还表现得相当警惕，对于出让国家主权换取西方支持也有相当的保留，因此列强这一时期的政策是打着中立的幌子支持清政府。
正当太平天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之时，一场似乎不可避免的内讧终于向他们袭来，天京事变的发生极大地削弱了这个反清阵营的实力。太平天国方面因自身的不足而走向崩溃，不幸被西方列国的公使们言中了。
正当太平天国处于危机之时，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们，突然对鲸吞清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1856年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与清政府再次交恶。与此相反的是，1858年列强与太平天国之间发生的“额尔金事件”似乎使双方的关系发生了一点转机。
在此事件后，列强军舰接踵而至“访问”天京，造成了第二个太平天国的外交高峰时期。与第一次相比，从前列强是为试探与考察而来，而现在却是为获利而来：一方面可以取得进入长江内地的实利，另一方面又可借此而要挟清廷，从而同时在两方面都取得好处。从原则上来说，太平天国如此与“洋兄弟”套近乎有损于国家的主权，但从太平天国的主观方面来看，却无疑是一种成功。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英法等国与清廷交恶，导致双方兵戎相见。在此期间，太平天国与他的“洋兄弟”们确实度过了一段颇为“温馨”的岁月，再加上1859年４月，洪秀全重用原来长期流亡于香港的族弟洪仁玕，使得太平天国与西方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时期三方面关系的反复波折说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是一批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殖民者，只要于他有利，一切条约、承诺都可以视为无物，至于中国内战的双方的利害得失，他们是根本不会放在心上的。
三、《北京条约》签定后列强与太平天国的彻底决裂
从1860年６月起，情况又发生了极大变化。一方面，太平军连战连捷，兵锋直逼上海，而西方列强是一直将上海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现在太平军要将上海收入囊中，这就从根本上触动了列强的既得利益，于是便出现了一支以保护上海为名义的“洋枪队”。这是一支起初只有二三百个外国水手、逃兵、流氓、浪人等组成的队伍，本来这么一支小小的武装是不足以“保卫上海”的，然而太平天国方面此刻却不愿与英法交恶，于是弃上海而不攻，使列强的企图再一次得逞。另一方面，列强在与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之后，从中国攫取了巨大的利益，特别是“辛酉政变”之后，以恭亲王和两宫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抛弃了咸丰肃顺时代的谨慎政策，改为一味顺应西方的要求；与此相反，太平天国自天王洪秀全到普通将官则一再明确拒绝了列强的无理要求，两者的鲜明对比导致了列强最后撕下其中立面具，悍然介入中国内战。正如英国首相巴马斯顿所说的那样：“我们干涉了中国的事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条约权利受到了危险，我们的国家利益处于岌岌可危之境！”
到了1861年底，太平天国的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受到重用并颇具成效的干王洪仁玕不再处置朝政事务。从前那种妄自尊大与狭隘封闭的思想重新抬头，从而使天国与西方列国的关系迅速恶化。1862年，“中法混合军”（常捷军）、“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相继成立。外国侵略者和清军结为同盟，向太平军进犯。这标志着西方列强与太平天国正式决裂，列强已经彻底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帮凶。
四、结语
总的来说，西方列强与太平天国之所以会渐行渐远，那是因为双方之间有两个根本矛盾：第一，太平天国坚持中国的独立主权，这和西方列强的殖民利益存在根本冲突；第二，太平天国坚决禁止鸦片贸易，而当时西方从鸦片贸易获得的暴利，远远超过正常商业贸易所获。这两大矛盾决定了太平天国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都不符合西方列强的利益，这决定了西方不可能支持太平天国。
然而，太平天国是有机会争取到西方的中立的，至少是可以使之不帮助清政府，事实上他们也一度做到了。这一可能性存在的原因是：第一，太平天国本身的蒸蒸日上，使西方列强不敢轻视其力量，不得不慎重考虑与之为敌的后果；第二，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比清政府开放得多，他们对所有没有政治恶意的外国人都抱欢迎态度，对和西方进行商业贸易表现得非常积极。因此，如果太平天国成功，西方将可以不必依靠鸦片贸易，而能和中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外贸关系，这是符合其长远利益的。
但是，正如太平天国的英国友人指出的，如果太平天国能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西方出于对其势力的忌惮和对长远商业利益的需要，是可能采取中立，坐观其成的。但是由于太平天国本身的内讧和种种决策失误造成其非但没有越来越走近胜利，形势反而越来越不利。如此一来，西方开始不再担心他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而他们也没有耐心去等待那个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长远利益了。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对手清政府却做出了“借师助剿”的决定，全面而彻底地接受西方以协助其镇压太平天国为条件提出的交换要求，如此一来，西方的政策全面倒向清政府就是必然的了。
参考文献：
[1][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译本[M].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2]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六）[M].神州国光社.1952年.
[3]郝侠君、毛磊、石光荣.中西五百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
[4]李侃.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
[5]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中华书局.1955年.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