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生在广州，目睹街坊邻里富有富的吃法，穷有穷的吃法，大家总有本事把平凡的一日三餐搞得花样叠出，让日子变得有滋有味。到农贸市场，经常看见这样的情景：买菜的阿姨跟小贩讨论怎么加工食材，小贩会津津乐道地讲述烹饪诀窍，说着说着，竟然有旁人插嘴，把自己的经验一块加进来，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听着听着你就会觉得，到处卧虎藏龙。
　　长大以后，每次我从外地回来，无论白天黑夜，都会看到满街生猛的食相：长幼绕桌，分享美食乐也融融，一派万民安享的样子。林语堂曾经说过：“一个美好的清晨，躺在床上，屈指算算生活中真正令人快乐的事情时，一个聪明人会发现食是第一样。”广州人都发现了，我喜欢这些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人。只是不知这种对美食的劲头是哪儿来的？
　　1999年，香港出版界的朋友推荐我读一本书，她说：“有位著名的粤剧编剧南海十三郎，你知道吗？《南海十三郎》的话剧、电影都在香港热播。十三郎的父亲原来是广州首席美食家，这本书讲的就是他们家族的美食盛事！”
　　这就是《兰斋旧事与南海十三郎》。我细读之下，唏嘘不已。
　　在江太史公身上，我发现了粤人那种执着于美食的精神源泉。一百年前，江家曾以罕有的热情和创造力，倾力打造一个美食王国，把食事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这是一部非同寻常的家族传记。
　　俗话说，吃在广州。粤菜在民国初年达到一个鼎盛期。当时最负盛名的有两个代表性的家族，一个是谭家菜，一个是江家菜。这两个家族都诞生于广东南海。谭家菜北迁之后，已经融合各菜系而成为顶级官府菜，只有江太史菜恪守粤菜特点并发扬光大，成为羊城食坛第一家。江太史菜由南海绅士江太史公创出，他是民国初年羊城食坛的首席美食家。
　　江太史公名江孔殷，出生于同治四年。三代富贵方知饮食。江家祖上是号称“江百万”的巨富茶商。江孔殷本人则是清末最后一科进士，点翰后，官衔太史，后来当了英美烟草公司的华南总代理。
　　江太史公精研饮食，几近出神入化之境。他的嘴巴刁钻无比，鞭策着江家大厨精益求精。可以说，江家菜是在江太史公的百般挑剔和亲自参与下定形的。书里有这么一个故事：一天，江家大厨煮了礼云子（蟛蜞的卵子）炒蛋，火候稍欠，江太史公就说：“蛋太嫩，油太多，再炒一碟。”谁知大厨一紧张，矫枉过正，第二次端上的礼云子过火了。太史公说：“这回炒得太老了，再来！”第三次才过了关。第一次第二次煮坏了的礼云子，太史公让大厨用来炒饭给大家吃，饭被礼云子染红了，再洒上葱花，这下蛋黄葱绿混合着礼云子的红，斑斓一片。江家孩子想不到：这般美味异常的礼云子，在太史公那儿竟然是次品！
　　20世纪初，江太史菜领导广州食坛，各大酒家唯江家马首是瞻，江家每推出新菜，各大酒家立即盗版，冠以“太史”之名招徕食客。凡冠上“太史”二字的新菜，不胫而走，风靡一时。当时的军政要员，中外使节，富商巨贾，骚人雅士，各路英雄好汉，都以登临太史第宴席为荣。
　　江太史公为人侠义豪爽，以食结缘，广交三教九流，同情革命党。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他力担风险，协助革命党人潘达微把七十二烈士收葬于黄花岗，成为一大义举。作为广东清乡督办，江太史公不但不去剿匪，还与三山五岳的草莽在杯筹交错之间结成莫逆，结果乡匪不剿而自清。
　　本书作者江献珠正是江太史公的孙女。她的文字温婉而节制，书中追述的一段段美食往事，让人迷醉。1999年夏末秋初，一个阴雨如晦的午后，我和同事孙虹一起到广州同德路，按图索骥，寻找江家大院。20世纪初，江太史第位于广州河南同德里，占了四条街，在海幢公园附近，是河南的第三大宅，仅次于广州四大首富中伍家、卢家的府邸。我们从西走到东，从东走到西，对着大街小巷的招牌看了又看，同德里渺无踪影。只好从街上找一些老得双耳失聪的长者，希望从他们零星的回忆里拾回一点点往昔的概念，无奈，同德里三个字在他们嘴里艰难地嚅动，咀嚼半天，还是云里雾里的。路上的热心人说，到派出所吧。我们跑了两个派出所，在解放前旧街巷名册上，终于找到了同德里的今天所在。傍晚，拐过七弯八曲的小巷，我们抵达江家旧宅，今为区属党校。正是寻常巷陌，王谢堂前燕，里面矗立着石米外墙的大楼，还有蓝球场，全换了天地。只有用水坭基围起来的两棵老树是江家唯一的遗眷，如今像一对孤寡老人，在越来越深的暮色中茫然四顾，突兀地立着。幸得守门的老人知道江家，告诉我们：这里拆建前曾有江孔殷的孙女江献珠自海外回来，包走了两块旧砖。
　　往昔的太史第早已消失，江家雄踞羊城食坛的岁月也已黯淡。江太史公，这位羊城食坛的风流人物，以精研美食闻名，以两包大米丧节，晚年皈依密宗戒绝生杀依然难逃劫数，终因抗拒审讯而绝食身亡。一生充满戏剧性和悲剧色彩，江献珠因而扼腕感叹：“人生薤露，一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