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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研发新模式
英国《经济学家》 2007年3月3日
二战以后，美国企业中的研究与开发是两种不同的活动，但如今研究与开发的分界正迅速消失。因为长期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本只有垄断企业才能负担得起。
如今，公司对已有的产品修修补补，而不是出钱让研究人员创造新发明。如果有公司急需创新，多半会通过收购或兼并同类公司、与高等院校建立合作或收购得到风险投资的新兴企业来实现创新。现代技术公司的垂直一体化程度差得多，它们大量利用外包供应商和装配商，从而导致了研究部门的分裂。研究与开发的融合旨在将创意变成商业革新，最重视这一点的可能是英特尔公司。这家公司的科学家对生产非常熟悉，其许多专利与制造芯片有关而不涉及基础科学。
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前主任、现南加州大学高级研究员约翰·布朗表示，“我开始管理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时，99％的工作是搞创新，然后把它们扔给市场人员。现在我认识到，把创意带入市场与提出创意需要同样多的创造性。如果我早意识到这一点，我会重新安排我的时间。”
中国小企业愿意借美国“壳”上市
美国《商业周刊》 2007年3月5日
近年来，一些因实力不足而无法开展IPO的中国企业，正通过反向收购方式实现它们渴望已久的海外上市目的。
通常做法是这样：中国企业被美国“空壳”公司收购，这样的公司毫无价值，不过有一点除外——它们是上市公司。然后美方董事会辞职，中方董事会接管公司事务，之后变更公司名称，然后发行新股，以募集资金，并吸引新的投资者，这种做法会给公司带来大量新的资金。自2005年以来，总计有约150家中国公司采取了反向收购的做法。
许多金融界人士不看好这种做法，因为美国人往往是通过经纪人来买卖证券，他们经常会避开这类借壳上市的公司。当然，借壳上市也不乏投资者，通常是对冲基金，这些投资者愿意让管理层继续不受限制地运作公司，同时也不认同反向收购不光彩的说法。
在借壳上市的中国企业中，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和深圳的中国比克电池公司等已经成功“升级”，从场外交易市场升级至美国证券交易所或纳斯达克。
中日韩企业在印度市场大比拼
日本《世界周报》 2007年2月27日
印度市场已经成为日中韩激烈竞争的舞台，而且竞争日益激烈。韩国企业走在前面，中国企业着眼于低价市场，日本企业则瞄准高端市场。
印度中产阶级达到3亿人，在印度的家电市场，韩国企业可谓一枝独秀。LG长年以来在印度的空调、冰箱、洗衣机、电磁炉等主要家电市场占30%左右的份额，第二位的三星占20%左右的份额。在印度，日本家电企业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索尼，在彩电市场占有10.3%的份额，排在第三。
追赶韩国企业的不是日本企业而是瞄准中低价位市场的中国企业，在印度一般家庭的家电普及率不到20%，中国企业把焦点对准中低价位市场，力图另辟蹊径。海尔和TCL在印度接连建厂，正是为此。
日本受市场上盛行的印度经济高速增长论的影响，计划开辟高端市场，但是考虑到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和贫困人口，最现实的还是中国企业采取的中低价位路线。
法国酒业的中国支柱
美国《新闻周刊》 2007年3月5日
中国葡萄酒消费的不断增加给陷入低谷的法国酿酒业带来了复兴的曙光。自从2005年开始，法国葡萄酒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就开始下滑。作为新兴的葡萄酒消费大市场，中国成为了法国酒商们眼中的救命稻草。
现在，法国酿酒地区开始招揽大量的中国游客前去旅游参观，酒庄还新增了中文版的宣传手册，一些对中国市场满怀信心的酒商还把学习中文当作了重要工作来做。不少长期从事高档葡萄酒进出口的酒商认为，大约1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葡萄酒市场。
在过去5年里，中国人均葡萄酒消费量已经提高了一倍。去年，中国葡萄酒进口数量是前年的2倍。同时，中国还已经成为了全球十大葡萄酒消费国。
中国对葡萄酒消费量的增加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高级酒店和餐馆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与此同时，出于保健和节约粮食的原因，中国政府也鼓励人们饮用葡萄酒。从2001年开始，中国已经把多数进口葡萄酒的关税从120%下调到了48%左右。
“非洲商机”中国捷足先登
韩国《朝鲜日报》 2007年3月13日
非洲的主要产油国安哥拉，这是一个历经了27年内战后转入重建的国家，这里完全是中国人的天下。首都罗安达的法务部大楼由中国企业承建；该国最大的医院院长是中国人；市中心的新铁路也是中国的作品；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在当地市场大受欢迎。为了建设各类工程，中国甚至在罗安达拥有一个专用码头。
中国的脚步并没有局限在安哥拉，中国的足迹几乎遍及非洲大陆的53个国家，可谓是掀起了黄色旋风。从北端的阿尔及利亚到苏丹、埃塞俄比亚、加蓬、赤道几内亚，乃至南端的南非，中国进军非洲的人数达到了数万数十百万。现在，中国抓住的“非洲商机”足以令人联想起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抓住的“中东商机”。韩国石油公社李进锡所长说：“我们应该提前十年来非洲。”
中国的马可波罗遍及全球
美国《洛杉矶时报》 2007年3月12日
临近蒙古边界的二连浩特地处戈壁地区，气候恶劣，冬天气温可到零下400C，而夏天干燥得让人流鼻血。但这些都没有阻止温州的生意人。如同现代马可波罗，温州人散布在中国繁荣经济的各个前线，而且在全球传播中国商业。他们在朝鲜开钼矿，从非洲部落收购皮革，在伊拉克卖鞋，从冰岛出口北极虾和大比目鱼。
人口大约750万的温州大约有200万人在外求财。今天，大约有50万温州人在70多个国家创下自己的地盘，美国有10万人，多数在纽约开超市和一元店。
在外闯荡，温州商人互相帮助。温州还是一个非正式金钱渠道中枢。许多温州人绕过国有银行，情愿从亲戚、朋友和商业协会那里借钱，尽管利率要高得多。这些贷款往往以握手为约，但温州人表示食言的情况很少，因为借方担心遭到排斥。
向不平等开战必须从工资开始
美国彭博新闻社 2007年3月8日
缓解中国的不平等问题要求计划制订者想出一种办法，扭转工资在经济中所占份额急剧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很难解决。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工资在中国经济中所占份额从199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降到了2005年的41%。在美国，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在中国，利税的增长速度10年来超过了工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乔斯·加布里埃尔·帕尔马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是工资和生产率之间“剪刀”效应的形成。
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经济学家高路易说：“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下降多半可以归因于工资收入在整个经济中所占份额的下降。”为了增加消费和缩小经济中的收入差别，中国需要在资本量固定的情况下，进行生产需要劳动力较多的领域创造就业岗位，服务性行业就符合这一要求。如果不把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服务性行业转移，城市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就无法消除。
《物权法》将保护哪些人的利益？
美国之音 2007年3月12日
《物权法》草案如果获得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将成为中国1949年以来第一部明确提出保护私有财产的专门法律。
旅居美国的经济学家何清涟认为，《物权法》保护的对象主要是国家在就业和税收方面愈来愈倚重的私营企业主。此外，许多舆论都把农民看作是《物权法》的受益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主任爱德华·弗里德曼认为，《物权法》不仅限制了地方政府和腐败官员任意征用农民土地的权力，而且还通过扩大和明确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使中国这一最大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一定的保护。
他说：“农民现在虽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已经成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可以把土地作为资本、作为获得商业贷款的抵押品。我认为，《物权法》在保护农民利益方面的作用比人们想象得要大。”
[编辑 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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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 2007年3月3日
二战以后，美国企业中的研究与开发是两种不同的活动，但如今研究与开发的分界正迅速消失。因为长期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本只有垄断企业才能负担得起。
如今，公司对已有的产品修修补补，而不是出钱让研究人员创造新发明。如果有公司急需创新，多半会通过收购或兼并同类公司、与高等院校建立合作或收购得到风险投资的新兴企业来实现创新。现代技术公司的垂直一体化程度差得多，它们大量利用外包供应商和装配商，从而导致了研究部门的分裂。研究与开发的融合旨在将创意变成商业革新，最重视这一点的可能是英特尔公司。这家公司的科学家对生产非常熟悉，其许多专利与制造芯片有关而不涉及基础科学。
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前主任、现南加州大学高级研究员约翰·布朗表示，“我开始管理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时，99％的工作是搞创新，然后把它们扔给市场人员。现在我认识到，把创意带入市场与提出创意需要同样多的创造性。如果我早意识到这一点，我会重新安排我的时间。”
中国小企业愿意借美国“壳”上市
美国《商业周刊》 2007年3月5日
近年来，一些因实力不足而无法开展IPO的中国企业，正通过反向收购方式实现它们渴望已久的海外上市目的。
通常做法是这样：中国企业被美国“空壳”公司收购，这样的公司毫无价值，不过有一点除外——它们是上市公司。然后美方董事会辞职，中方董事会接管公司事务，之后变更公司名称，然后发行新股，以募集资金，并吸引新的投资者，这种做法会给公司带来大量新的资金。自2005年以来，总计有约150家中国公司采取了反向收购的做法。
许多金融界人士不看好这种做法，因为美国人往往是通过经纪人来买卖证券，他们经常会避开这类借壳上市的公司。当然，借壳上市也不乏投资者，通常是对冲基金，这些投资者愿意让管理层继续不受限制地运作公司，同时也不认同反向收购不光彩的说法。
在借壳上市的中国企业中，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和深圳的中国比克电池公司等已经成功“升级”，从场外交易市场升级至美国证券交易所或纳斯达克。
中日韩企业在印度市场大比拼
日本《世界周报》 2007年2月27日
印度市场已经成为日中韩激烈竞争的舞台，而且竞争日益激烈。韩国企业走在前面，中国企业着眼于低价市场，日本企业则瞄准高端市场。
印度中产阶级达到3亿人，在印度的家电市场，韩国企业可谓一枝独秀。LG长年以来在印度的空调、冰箱、洗衣机、电磁炉等主要家电市场占30%左右的份额，第二位的三星占20%左右的份额。在印度，日本家电企业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索尼，在彩电市场占有10.3%的份额，排在第三。
追赶韩国企业的不是日本企业而是瞄准中低价位市场的中国企业，在印度一般家庭的家电普及率不到20%，中国企业把焦点对准中低价位市场，力图另辟蹊径。海尔和TCL在印度接连建厂，正是为此。
日本受市场上盛行的印度经济高速增长论的影响，计划开辟高端市场，但是考虑到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和贫困人口，最现实的还是中国企业采取的中低价位路线。
法国酒业的中国支柱
美国《新闻周刊》 2007年3月5日
中国葡萄酒消费的不断增加给陷入低谷的法国酿酒业带来了复兴的曙光。自从2005年开始，法国葡萄酒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就开始下滑。作为新兴的葡萄酒消费大市场，中国成为了法国酒商们眼中的救命稻草。
现在，法国酿酒地区开始招揽大量的中国游客前去旅游参观，酒庄还新增了中文版的宣传手册，一些对中国市场满怀信心的酒商还把学习中文当作了重要工作来做。不少长期从事高档葡萄酒进出口的酒商认为，大约1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葡萄酒市场。
在过去5年里，中国人均葡萄酒消费量已经提高了一倍。去年，中国葡萄酒进口数量是前年的2倍。同时，中国还已经成为了全球十大葡萄酒消费国。
中国对葡萄酒消费量的增加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高级酒店和餐馆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与此同时，出于保健和节约粮食的原因，中国政府也鼓励人们饮用葡萄酒。从2001年开始，中国已经把多数进口葡萄酒的关税从120%下调到了48%左右。
“非洲商机”中国捷足先登
韩国《朝鲜日报》 2007年3月13日
非洲的主要产油国安哥拉，这是一个历经了27年内战后转入重建的国家，这里完全是中国人的天下。首都罗安达的法务部大楼由中国企业承建；该国最大的医院院长是中国人；市中心的新铁路也是中国的作品；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在当地市场大受欢迎。为了建设各类工程，中国甚至在罗安达拥有一个专用码头。
中国的脚步并没有局限在安哥拉，中国的足迹几乎遍及非洲大陆的53个国家，可谓是掀起了黄色旋风。从北端的阿尔及利亚到苏丹、埃塞俄比亚、加蓬、赤道几内亚，乃至南端的南非，中国进军非洲的人数达到了数万数十百万。现在，中国抓住的“非洲商机”足以令人联想起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抓住的“中东商机”。韩国石油公社李进锡所长说：“我们应该提前十年来非洲。”
中国的马可波罗遍及全球
美国《洛杉矶时报》 2007年3月12日
临近蒙古边界的二连浩特地处戈壁地区，气候恶劣，冬天气温可到零下400C，而夏天干燥得让人流鼻血。但这些都没有阻止温州的生意人。如同现代马可波罗，温州人散布在中国繁荣经济的各个前线，而且在全球传播中国商业。他们在朝鲜开钼矿，从非洲部落收购皮革，在伊拉克卖鞋，从冰岛出口北极虾和大比目鱼。
人口大约750万的温州大约有200万人在外求财。今天，大约有50万温州人在70多个国家创下自己的地盘，美国有10万人，多数在纽约开超市和一元店。
在外闯荡，温州商人互相帮助。温州还是一个非正式金钱渠道中枢。许多温州人绕过国有银行，情愿从亲戚、朋友和商业协会那里借钱，尽管利率要高得多。这些贷款往往以握手为约，但温州人表示食言的情况很少，因为借方担心遭到排斥。
向不平等开战必须从工资开始
美国彭博新闻社 2007年3月8日
缓解中国的不平等问题要求计划制订者想出一种办法，扭转工资在经济中所占份额急剧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很难解决。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工资在中国经济中所占份额从199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降到了2005年的41%。在美国，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在中国，利税的增长速度10年来超过了工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乔斯·加布里埃尔·帕尔马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是工资和生产率之间“剪刀”效应的形成。
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经济学家高路易说：“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下降多半可以归因于工资收入在整个经济中所占份额的下降。”为了增加消费和缩小经济中的收入差别，中国需要在资本量固定的情况下，进行生产需要劳动力较多的领域创造就业岗位，服务性行业就符合这一要求。如果不把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服务性行业转移，城市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就无法消除。
《物权法》将保护哪些人的利益？
美国之音 2007年3月12日
《物权法》草案如果获得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将成为中国1949年以来第一部明确提出保护私有财产的专门法律。
旅居美国的经济学家何清涟认为，《物权法》保护的对象主要是国家在就业和税收方面愈来愈倚重的私营企业主。此外，许多舆论都把农民看作是《物权法》的受益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主任爱德华·弗里德曼认为，《物权法》不仅限制了地方政府和腐败官员任意征用农民土地的权力，而且还通过扩大和明确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使中国这一最大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一定的保护。
他说：“农民现在虽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已经成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可以把土地作为资本、作为获得商业贷款的抵押品。我认为，《物权法》在保护农民利益方面的作用比人们想象得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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