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风从中央美术学院回到天津，雄心勃勃地想把天津的美术搞上去，他的想法与秦征不谋而合。在宣传部的支持下，他们搞起了从来没有过的美术专业创作研究班。由秦征带队，汪国风做教练，挑选八九个天津青年画家骨干，我也在其中。创作班主要解决对绘画语言的认识问题，解决如同深入生活的问题。当时面临的局面是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国人看腻了清一色的现实主义创作，欲求沐浴新风。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秦征带我们来到了河北省易县狼牙山的画猫村体验生活。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山区，我们更加强调在普通的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形象，主张用脚和心体验生活。“脚”就是不辞辛苦，多走路、多观察，“心”就是用心灵去感受生活。我们白天把感受到的事物记下来，晚上再—起讨论，学习和生活的气氛十分融洽，汪国风老师甚至不让我们叫他老师，要直呼其名“国风”。我后来的作品《山地》的主人公就是在这里发现的。经常看到光膀子的老农在地里干活，他们把地里的石头拣出去，就是这一刹那很有造型意味，这个脊梁深深地感染着我，但如何能有一个典型的环境作为背景衬托出人物来，并具有表现语言，一直是个问题。
　　在汪国风老师的启发下，我对山上用土块垒起来的石坝有了特别的认识，知道了有的石坝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有的石坝则是人民公社的产物。于是我选择了小规模的遗迹，上面长满了苔草，石缝已经模糊不清，石头也变成黑色，既有历史的沧桑感，又有语言的表现力。用石坝围起来的贫脊的土地只有表面一层土，每年的春天水土流失后又露出了底下的石头，山上放着的羊群也会使石块滚入其中，所以农民年年都拣出土中的石块，再铺上从山下挑上来的新土。我们的农民们，祖祖辈辈就是在与这种艰苦环境抗争中生存的，那个农民的脊梁也正是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农民形象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开始我还是想用写意画表现，但面对着现实生活的感受，我深感笔墨的局限，故而改用工笔，但工笔往往容易画得很具体、很清楚，仍然难以表达这种悲壮的情境，后来在北京看了一个新疆壁画临摹展，那些画都脱落得只剩墙皮了，但那个墙皮却存在着一种浑然的抽象美，我立即联想到了自己的《山地》，灵感即现。我闭上眼睛，画面顿时浮现在了眼前……就这样画！我把人与地和石坝处理得浑然一体，那种雄浑之气顿时而出！我拿到学校给老师看，他们的第一眼印象是油画，再仔细一看，还是国画，因为那里的语言都是纯粹的中国传统的笔墨。这张画在天津市“第三届青年美展”上获得了一等奖。展出时，我的老同学张明骥看到后，半晌没说话。我请他批评，他肯定地说：“就这样画！”
　　事实上我还是想画个农村的女孩子，在三峡时就想画一个有个性的农村姑娘，起名“野菊花”之类的。以前农村的插队生活也使我对农村女孩子有着真切的感受，我想画一个单眼皮的纯正中国村姑的形象。为此我又三上太行山，经过大量的素材搜集，逐渐使形象清晰了起来，把这个姑娘置于柿子树林中，悠然走过，境界全出。姑娘的眼睛若有所思，放在胸前的手有一点宗教感，题目借用了古诗“苏武牧羊十九秋”里的“十九秋”。我以为十分恰当，它点出了过去所经历的十八九个春秋，也揭示出对未来的惆怅和期待，给观赏者留下了命运的不可知性。这张作品历经周折，为了表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田园般的境界，光“豆腐块”大小的草稿就有上百张，“巴掌大”的草图也得有几十张，八开大的也得有十几张。在不断试验各种掏图方案后，终于接近了心中所想的意境，但过了一些日子，我仍然感觉存在着遗憾，而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几乎每张画都是在这种带着求全责备的遗憾中完成的。过后再回头看看成品，又真不知是怎么画出来的。那是因为创作时所投入的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心中的期待远高于手头的水平，那种境界电可以讲是通神的。对《山地》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为此我又搜集了大量的素材，重新起大稿，人物造型也更加舒展、大气，但再没有时间把它完成了。
　　同年《美术》杂志主编夏硕琦先生慧眼识珠，把《十九秋》以出血彩页发表在了《美术》杂志上，并让我写了创作谈。远在美国的陈丹青在美国见到了这本杂志，写来了话语十分恳切的信，他夸赞之后讲道：“坚持下去，必有大为。”最后又加了一句“如果辫子再粗一些就更好了”。他的来信我是个极大的鼓舞。虽然我认准了这条路并坚定地走着，但毕竟当时对我作品的待遇并不是很公平的，人们的兴趣也不在这个方面，多少有些冷落，所以我十分感谢陈丹青的鼓励。
　　1984年《十九秋》与《山地》又双双入选了“全国美展”，但由于两张作品同时参展，评委各有所爱，因此票数分散了，什么奖也未能获得，只进京参加了“优秀作品展”。1985年学校通过民主选举，我被推举为第四届全国美代会代表，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美协理事。在天津美代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很有点“暴发户”的感觉。事实上也确实是一种暴发，而且是一发而不可收。随后又创作了水墨画《惊蛰》，参加了“北京国际青年美展”，获鼓励奖。再以后又连续创作了《米脂的婆姨》、《清明》、《夏》、《女红》等作品。
　　（本文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