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观点与美国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
　　 笔者在美国大学政治学专业读书、教学多年，亨廷顿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这位著作等身的名牌教授一向备受尊崇，影响之大在全美、以至全世界，很少有人可比。但自《文明的冲突?》(1993年美《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以来，却突然遭到西方各界的冷嘲热讽，其中有学术争鸣的原因（附文后），更有深层次原因。说到深层次原因，那就是亨廷顿的观点不利于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无益于维持西方文明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
　　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出现了一场关于未来国际政治格局是单极还是多极的辩论。美国当然希望营造单极独霸的局面，而不愿接受多极竞争的挑战。尽其所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主导的一统天下，无疑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
　　然而，亨廷顿却预言冷战后将出现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国际体系，西方仅为其中之一。西方的文化价值不具普适性，其影响力已呈下降趋势，因此西方文化缺乏同化、整合其他文化的力量。同时，非西方社会也将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拒绝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文化价值。如果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硬要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其结果将适得其反，将会激化矛盾，引发文明冲突。显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美国战略目标背道而驰，它在美国不受欢迎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亨氏宣扬他的观点，主观上绝非要拆美国的台、反对西方文明的统治地位。他只是善意地提醒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决策者们，不要被冷战的胜利冲昏头脑，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以免把战线拉得过长，树敌过多，陷入被动境地。同时，他也希望提高西方社会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巩固自己的阵营，团结一致面对来自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若不公开发表，只作为美国高层的政策性建议，无疑是一服对症下药的清醒剂。正如亨氏自己所说的：“我所期望的是，我引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但“文明的冲突”的读者决不只是美国的决策层，也远远超出了西方国家的范围。亨廷顿后来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1997年中文版发表时已被翻译成22种不同的文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其客观效果，在非西方国家很可能与亨氏的期望大相径庭：它反而深化了人们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提高了他们加强自身凝聚力、与西方文明分庭抗礼的意识。换言之，亨氏强调文明冲突的危险性，其作用却是帮助了仍为一盘散沙的非西方阵营加强团结，而对于已经高度统一的西方却无所谓。再者，目前仍居世界统治地位的西方，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本应尽量掩盖矛盾，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大力宣扬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普世原则，如同一国之内的统治阶级通常都提倡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多民族国家的统治民族也都力促民族和睦、团结，反对民族冲突、分裂。“文明的冲突”反其道而行之，自然很难得到西方人的好评。
　　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亨氏预言的多极、多文化世界不是美国的统治精英所希望看到的。他大讲文明冲突的潜在威胁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鼓励非西方国家联合对抗西方的作用，其结果很可能使亨氏预测的不幸成为现实，即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文明的冲突”面世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不断恶化的巴以冲突，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巴厘岛流血惨案和伊拉克战争。当此多事之秋，又该如何看待“文明的冲突”呢?是钦佩亨氏的先见之明，还是责怪他好心帮倒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呢?亨氏在9.11之后非常低调，很少发表言论，这是否说明亨氏内心自有一番难言之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