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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任后首次出访目的地选在俄罗斯，受到了“出乎寻常”的热情接待，访问成果甚至“超过了预期”，而素来以“硬汉”形象著称的俄总统普京也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访问取得巨大成功是不争的事实，两个相邻的世界大国元首看重与对方的关系，本是件相当正常的事，然而，此次访问却引发了各国舆论的无限遐想。中国国内“联俄抗美”论的声调甚高，对国内舆论和民众情绪有很强的煽动性，也有借助导向性话语淹没其他不同观点的嫌疑。
围绕这次高层访问的新闻高潮逐渐消退后，似有必要用冷静的头脑认真思考一下，中俄关系到底是什么性质？如何理性看待中俄关系与双方对美关系的关联性？
中俄关系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双边关系
按照官方表述，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关系在各自外交全局中占据优先地位，具有高水平和特殊性。与此同时，两国关系并非军事政治同盟，也没有一个必须共同对抗的敌人。也就是说，中俄关系无论紧密到什么程度，都不是排他的。这是两国领导人、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都能理智地接受的双边关系模式，更是两国对历史教训深刻反省的结果。
众所周知，两国之间曾经有过三段同盟关系，也有过非常紧张的对抗时期，两种极端的关系模式都留下了许多消极的有时是破坏性的后果。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确立了非盟友非敌手的友好国家关系，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俄时建立了中俄建设性伙伴关系，而1996年4月叶利钦再次访华时，则把双边关系定位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双方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取代了1950年签署、1980年到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世代友好、永不为敌”成为两国关系的最高准则。
笔者认为，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20多年来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面向未来，不纠缠历史恩怨，平稳完成两国间全部边界的划分与勘定；面向发展，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实现自身的经济腾飞，并力求从对方的经济繁荣中获得更多合作机遇；面向和平，反对滥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肆意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不良倾向，在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内政治发展道路方面能够相互包容，并在必要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两国最高领导更替时期出访次序的安排也是这种相互支持的体现。
不过，也不宜过分渲染对单个访问行程的解读。事实上，自1996年起，两国政府、议会、政党之间互动的机制化程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除国家元首、政府总理至少每年一次的互访之外，两国政府间的委员会、分委会和专家工作组一直保持着定期的、密切的磋商。可以说，从两国官方互动的规模和频率、高层政治互信和协商解决任何双边和多边重大问题的渠道畅通程度上讲，中俄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超出两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
两国政治关系的成熟度和机制化为两国经贸合作的快速提升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法律基础。双边贸易额从1992年的50多亿美元到2012年的882亿美元，增长了14倍。两国领导人还确定了2015年达到1500亿美元、2020年实现2000亿美元的目标。众所周知，两国在能源、航天等诸多领域的合作空间巨大，已经投入运营的石油管道和可能开工修建的天然气管道将成为两国间持久的经济纽带。
在某些西方国家乐此不疲地散布“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普京在2012年初发表的竞选文章中却用了前所未有的篇幅、非常感性甚至是溢美的语气，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看成是俄罗斯的机遇，希望俄罗斯的经济之船能够借助中国的东风。因此，有俄学者认为，俄罗斯高层已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新的世界大国，觉得没有中国的参与，难以解决任何全球层面的经济和金融问题。
两国关系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还得益于各种机制化的双边交流活动，例如，两国轮流举办对方的“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邀请对方青少年特别是在地震中受灾或在人质事件中受伤害的学生到本国疗养；组织双方的媒体人士举办驾车穿越对方疆域的拉力活动以便深度报道对方国家的社会和文化；举办各种夏令营、冬令营和艺术节等等。这些活动使两国民众对双边友好关系的认同达到了苏联解体后的最高点。
当然，更不能低估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水平。从定期的联合军演、高端武器装备（如苏-35战机、航空发动机和直升机）采购和技术转让，到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联合培养，既是两国政治高水平互信的有力佐证，又是对这种互信的进一步促进。
中俄关系也有不谐和音符
通常我们会说，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是总结历史、面向未来的结果，是两国特定的国内稳定、改革与发展对和平、友好周边环境诉求的结果，是两国共同推动国际秩序走向公平合理的主张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俄关系交响曲中时常会夹杂着不谐和的音符。
首先，俄方对中方实力进一步强大后的战略意图仍有疑虑。这不仅表现在对华武器出口方面的某些严厉限制，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在借助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机遇实现其远东开发战略时的瞻前顾后。前者是顾及中国获得其高端武器后威胁其自身安全的潜在可能性，后者是担心中国劳动力在参与其远东开发后会形成当地最大的非俄裔族群，进而索还因不平等条约而割让的大片领土。为此，俄方时有主张说服中方教育部门修改历史教科书中相关表述的声音，更在与两国边境贸易、投资和人员正常往来相关的俄方基础设施建设和便利化措施配套方面裹足不前。时至今日，在两国界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仍没有一座连接两国的大桥。
其次，俄方虽从实践上表明了对两国关系、两国大国地位平等性的认同，但在一部分人的意识中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仍然持有某种抵触情绪。例如，中国每年进口俄罗斯产原油仅1500万吨，即使加上近期俄方承诺的每年600万吨的新增量，也仅占中国年进口石油总量的8%左右。天然气进口则因价格问题尚在纸上谈兵阶段，俄罗斯国内关于成为中国资源附庸的叫骂声已不绝于耳。相比之下，俄出口欧盟的天然气占欧盟进口的25-30%，占俄出口总量约90%。而且欧洲也是俄罗斯石油、煤炭和核燃料出口的主要市场。有数据显示，欧洲进口俄罗斯煤炭的1/3，还有2/3的原油和石油精炼产品。似乎俄罗斯的舆论制造者们对这种实质性的能源附庸角色有意忽视。 再次，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密切合作也无法掩盖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竞争关系。俄罗斯表面上不否认新独立的中亚国家的主权地位，也未公开阻止中亚各国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但实际上却从未放弃将其完全纳入自己的地缘安全网络、经济体系特别是能源控制体系的念头。俄罗斯试图通过拥有快速反应部队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实行统一关税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共同经济空间）两个杆杠，来抵制中国在中亚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扩展。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建立自由贸易区、成立开发银行等扩大经济合作空间的倡议受阻，被部分俄媒体看成是俄外交的胜利。普京在竞选文章中也很坦率地承认了双方在第三国利益的不一致。
此外，中俄对朝鲜半岛无核化、敦促日本承认二战结果的政策取向是一致的，但俄方在东北亚地区显然有别的打算。虽说与日本的领土争端时常因俄方的某些强硬举动而被激化，但笔者认为俄并无真的同日本开战的意图，其目的既是安抚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更是想迫使日本回到1956年宣言上来，即，俄交还两个小些的岛屿，两国签署和平条约。因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通过创新来摆脱能源依赖型经济，都需要日本的资金、技术和稳定的油气市场。而这些东西，在俄罗斯舆论看来，要么中国不具备，要么俄罗斯不敢引入。至于说到朝鲜半岛，俄罗斯更希望的是把其远东铁路和油气管线同韩国连接起来，以便在统一后的半岛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有迹象表明，中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和俄空军在日本海乃至临近日本本土上空的示威性举动很受国人欢迎，也似乎有两国联手对付日本及其背后的美国的用意。其实，这完全是错觉。俄罗斯绝对不会卷入中国同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有关与“民主”的日本、韩国联合遏制中国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
中俄关系摆脱不掉美国阴影
其实，在建立和不断强化战略协作关系的过程中，中俄反复强调这种关系的非结盟、非针对第三国的性质，但美国这个超级强国的背景却显得越来越浓重。于是，每当两国元首互访、军事合作水平提升时，中俄结盟抗美的前景就显得那么逼真了。尤其是在近年来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严重复杂化的情况下，中国的部分精英、智库、媒体和被裹挟的民众越来越多地在谈论着中美俄战略大三角关系，期盼中国可以借助俄罗斯抗衡美国。撇开历史上中国企图靠别人保全自己的惨痛经历不说，现实依然使此梦难圆。
首先，俄罗斯方面重提“大三角”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试图把中国拉进俄美之间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暗指中国若不参加谈判，其战略力量规模就特别不透明，俄美就有顾虑，不敢再继续裁减，于是冷战后俄美关系改善（重启）的最主要杠杆就无法发挥作用。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俄方想利用其多边外交方面的经验，帮助美国牵制中国战略力量的发展。
其次，某些俄罗斯智库人士把当今亚太地区的中美关系比喻成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言外之意是美国可能为了遏制快速崛起的中国而与俄罗斯联手，类似于中美通过实现关系正常化来形成反苏反修统一战线的路径选择。美国实用主义的战略传统的确可能为俄罗斯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造就机会，例如，邀请俄参加美国主导的亚太军演、共同开发东北亚地区的反导系统等。因此，这些人士认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军事和经济存在的薄弱特征恰恰可能是其目前的优势所在，即，还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俄罗斯似乎应该避免因选边站队而卷入可能的中美对抗，更不宜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为了能够在远东地区比较自信地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俄罗斯也必须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搞好同韩国、印度、越南、印尼、缅甸乃至巴基斯坦的关系，积攒同未来可能变强硬的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中俄结盟的梦难做，俄“左右逢源”的几率也不大，因为冷战时期的所谓“大三角”关系模式已不复存在。第一，中美之间虽有重大的战略利益分歧，但尚属互疑，也就是对对方战略意图的没把握，与美苏之间那种意识形态、战略力量、地缘空间的立体对抗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况且，中美还在努力寻求降低互疑水平的途径。第二，美苏的对抗是集团式的，两个阵营首领之间的对抗，妥协会导致自己阵营的瓦解，敌对则可以加强内部凝聚力，而中国从理念到实践上都没有阵营和集团对抗的取向和基础。第三，全球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与冷战时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各行其是完全不同，中美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相互间的依赖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空间，对抗之下谁都难以独善其身。第四，世界多极化趋势造就了欧盟、日本、印度、巴西等新的力量中心，中美俄三家的组合变化已经难以对全球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强调“三巨头”主导的论调也必然招致普遍的反感和排斥。
总的说来，中俄关系虽不能脱离美国因素的影响而独立存在，但决不是两国对美关系的从属物，更不宜用冷战的模式和逻辑来衡量。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其独到的价值，理应成为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此协作伙伴关系既不宜渲染两国之间的利益差异、观念分歧和存在的实际难题，也不应谋求集团对抗思维下的军事政治同盟。再坦率一点儿，这种关系今天需要的不是上更高的台阶，是把每个已经达成的协议、签署的项目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漂亮的纸面上、雷人的口号中。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围绕这次高层访问的新闻高潮逐渐消退后，似有必要用冷静的头脑认真思考一下，中俄关系到底是什么性质？如何理性看待中俄关系与双方对美关系的关联性？
中俄关系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双边关系
按照官方表述，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关系在各自外交全局中占据优先地位，具有高水平和特殊性。与此同时，两国关系并非军事政治同盟，也没有一个必须共同对抗的敌人。也就是说，中俄关系无论紧密到什么程度，都不是排他的。这是两国领导人、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都能理智地接受的双边关系模式，更是两国对历史教训深刻反省的结果。
众所周知，两国之间曾经有过三段同盟关系，也有过非常紧张的对抗时期，两种极端的关系模式都留下了许多消极的有时是破坏性的后果。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确立了非盟友非敌手的友好国家关系，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俄时建立了中俄建设性伙伴关系，而1996年4月叶利钦再次访华时，则把双边关系定位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双方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取代了1950年签署、1980年到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世代友好、永不为敌”成为两国关系的最高准则。
笔者认为，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20多年来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面向未来，不纠缠历史恩怨，平稳完成两国间全部边界的划分与勘定；面向发展，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实现自身的经济腾飞，并力求从对方的经济繁荣中获得更多合作机遇；面向和平，反对滥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肆意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不良倾向，在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内政治发展道路方面能够相互包容，并在必要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两国最高领导更替时期出访次序的安排也是这种相互支持的体现。
不过，也不宜过分渲染对单个访问行程的解读。事实上，自1996年起，两国政府、议会、政党之间互动的机制化程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除国家元首、政府总理至少每年一次的互访之外，两国政府间的委员会、分委会和专家工作组一直保持着定期的、密切的磋商。可以说，从两国官方互动的规模和频率、高层政治互信和协商解决任何双边和多边重大问题的渠道畅通程度上讲，中俄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超出两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
两国政治关系的成熟度和机制化为两国经贸合作的快速提升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法律基础。双边贸易额从1992年的50多亿美元到2012年的882亿美元，增长了14倍。两国领导人还确定了2015年达到1500亿美元、2020年实现2000亿美元的目标。众所周知，两国在能源、航天等诸多领域的合作空间巨大，已经投入运营的石油管道和可能开工修建的天然气管道将成为两国间持久的经济纽带。
在某些西方国家乐此不疲地散布“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普京在2012年初发表的竞选文章中却用了前所未有的篇幅、非常感性甚至是溢美的语气，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看成是俄罗斯的机遇，希望俄罗斯的经济之船能够借助中国的东风。因此，有俄学者认为，俄罗斯高层已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新的世界大国，觉得没有中国的参与，难以解决任何全球层面的经济和金融问题。
两国关系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还得益于各种机制化的双边交流活动，例如，两国轮流举办对方的“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邀请对方青少年特别是在地震中受灾或在人质事件中受伤害的学生到本国疗养；组织双方的媒体人士举办驾车穿越对方疆域的拉力活动以便深度报道对方国家的社会和文化；举办各种夏令营、冬令营和艺术节等等。这些活动使两国民众对双边友好关系的认同达到了苏联解体后的最高点。
当然，更不能低估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水平。从定期的联合军演、高端武器装备（如苏-35战机、航空发动机和直升机）采购和技术转让，到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联合培养，既是两国政治高水平互信的有力佐证，又是对这种互信的进一步促进。
中俄关系也有不谐和音符
通常我们会说，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是总结历史、面向未来的结果，是两国特定的国内稳定、改革与发展对和平、友好周边环境诉求的结果，是两国共同推动国际秩序走向公平合理的主张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俄关系交响曲中时常会夹杂着不谐和的音符。
首先，俄方对中方实力进一步强大后的战略意图仍有疑虑。这不仅表现在对华武器出口方面的某些严厉限制，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在借助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机遇实现其远东开发战略时的瞻前顾后。前者是顾及中国获得其高端武器后威胁其自身安全的潜在可能性，后者是担心中国劳动力在参与其远东开发后会形成当地最大的非俄裔族群，进而索还因不平等条约而割让的大片领土。为此，俄方时有主张说服中方教育部门修改历史教科书中相关表述的声音，更在与两国边境贸易、投资和人员正常往来相关的俄方基础设施建设和便利化措施配套方面裹足不前。时至今日，在两国界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仍没有一座连接两国的大桥。
其次，俄方虽从实践上表明了对两国关系、两国大国地位平等性的认同，但在一部分人的意识中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仍然持有某种抵触情绪。例如，中国每年进口俄罗斯产原油仅1500万吨，即使加上近期俄方承诺的每年600万吨的新增量，也仅占中国年进口石油总量的8%左右。天然气进口则因价格问题尚在纸上谈兵阶段，俄罗斯国内关于成为中国资源附庸的叫骂声已不绝于耳。相比之下，俄出口欧盟的天然气占欧盟进口的25-30%，占俄出口总量约90%。而且欧洲也是俄罗斯石油、煤炭和核燃料出口的主要市场。有数据显示，欧洲进口俄罗斯煤炭的1/3，还有2/3的原油和石油精炼产品。似乎俄罗斯的舆论制造者们对这种实质性的能源附庸角色有意忽视。 再次，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密切合作也无法掩盖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竞争关系。俄罗斯表面上不否认新独立的中亚国家的主权地位，也未公开阻止中亚各国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但实际上却从未放弃将其完全纳入自己的地缘安全网络、经济体系特别是能源控制体系的念头。俄罗斯试图通过拥有快速反应部队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实行统一关税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共同经济空间）两个杆杠，来抵制中国在中亚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扩展。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建立自由贸易区、成立开发银行等扩大经济合作空间的倡议受阻，被部分俄媒体看成是俄外交的胜利。普京在竞选文章中也很坦率地承认了双方在第三国利益的不一致。
此外，中俄对朝鲜半岛无核化、敦促日本承认二战结果的政策取向是一致的，但俄方在东北亚地区显然有别的打算。虽说与日本的领土争端时常因俄方的某些强硬举动而被激化，但笔者认为俄并无真的同日本开战的意图，其目的既是安抚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更是想迫使日本回到1956年宣言上来，即，俄交还两个小些的岛屿，两国签署和平条约。因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通过创新来摆脱能源依赖型经济，都需要日本的资金、技术和稳定的油气市场。而这些东西，在俄罗斯舆论看来，要么中国不具备，要么俄罗斯不敢引入。至于说到朝鲜半岛，俄罗斯更希望的是把其远东铁路和油气管线同韩国连接起来，以便在统一后的半岛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有迹象表明，中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和俄空军在日本海乃至临近日本本土上空的示威性举动很受国人欢迎，也似乎有两国联手对付日本及其背后的美国的用意。其实，这完全是错觉。俄罗斯绝对不会卷入中国同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有关与“民主”的日本、韩国联合遏制中国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
中俄关系摆脱不掉美国阴影
其实，在建立和不断强化战略协作关系的过程中，中俄反复强调这种关系的非结盟、非针对第三国的性质，但美国这个超级强国的背景却显得越来越浓重。于是，每当两国元首互访、军事合作水平提升时，中俄结盟抗美的前景就显得那么逼真了。尤其是在近年来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严重复杂化的情况下，中国的部分精英、智库、媒体和被裹挟的民众越来越多地在谈论着中美俄战略大三角关系，期盼中国可以借助俄罗斯抗衡美国。撇开历史上中国企图靠别人保全自己的惨痛经历不说，现实依然使此梦难圆。
首先，俄罗斯方面重提“大三角”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试图把中国拉进俄美之间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暗指中国若不参加谈判，其战略力量规模就特别不透明，俄美就有顾虑，不敢再继续裁减，于是冷战后俄美关系改善（重启）的最主要杠杆就无法发挥作用。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俄方想利用其多边外交方面的经验，帮助美国牵制中国战略力量的发展。
其次，某些俄罗斯智库人士把当今亚太地区的中美关系比喻成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言外之意是美国可能为了遏制快速崛起的中国而与俄罗斯联手，类似于中美通过实现关系正常化来形成反苏反修统一战线的路径选择。美国实用主义的战略传统的确可能为俄罗斯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造就机会，例如，邀请俄参加美国主导的亚太军演、共同开发东北亚地区的反导系统等。因此，这些人士认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军事和经济存在的薄弱特征恰恰可能是其目前的优势所在，即，还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俄罗斯似乎应该避免因选边站队而卷入可能的中美对抗，更不宜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为了能够在远东地区比较自信地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俄罗斯也必须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搞好同韩国、印度、越南、印尼、缅甸乃至巴基斯坦的关系，积攒同未来可能变强硬的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中俄结盟的梦难做，俄“左右逢源”的几率也不大，因为冷战时期的所谓“大三角”关系模式已不复存在。第一，中美之间虽有重大的战略利益分歧，但尚属互疑，也就是对对方战略意图的没把握，与美苏之间那种意识形态、战略力量、地缘空间的立体对抗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况且，中美还在努力寻求降低互疑水平的途径。第二，美苏的对抗是集团式的，两个阵营首领之间的对抗，妥协会导致自己阵营的瓦解，敌对则可以加强内部凝聚力，而中国从理念到实践上都没有阵营和集团对抗的取向和基础。第三，全球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与冷战时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各行其是完全不同，中美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相互间的依赖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空间，对抗之下谁都难以独善其身。第四，世界多极化趋势造就了欧盟、日本、印度、巴西等新的力量中心，中美俄三家的组合变化已经难以对全球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强调“三巨头”主导的论调也必然招致普遍的反感和排斥。
总的说来，中俄关系虽不能脱离美国因素的影响而独立存在，但决不是两国对美关系的从属物，更不宜用冷战的模式和逻辑来衡量。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其独到的价值，理应成为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此协作伙伴关系既不宜渲染两国之间的利益差异、观念分歧和存在的实际难题，也不应谋求集团对抗思维下的军事政治同盟。再坦率一点儿，这种关系今天需要的不是上更高的台阶，是把每个已经达成的协议、签署的项目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漂亮的纸面上、雷人的口号中。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