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袍加身后，赵匡胤自陈桥驿返京，当日便举行禅位大礼。百官就列于大殿，诸事齐备，只待周恭帝宣讀禅位制书。周恭帝早晨还好好地当着皇帝，到吃晚饭的时候就得让位了，哪里能想到预备禅位制书？可是，没有禅位制书，怎么行禅位礼？再简单，也不能只是周恭帝说句“帝位让给赵匡胤了”就算了事，总得有个典礼的样子。周恭帝傻了，赵匡胤也有些下不来台。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旁的翰林学士陶谷，从怀中掏出禅文从容进上，尴尬的局面顿时烟消云散。禅让大礼告成，一切举措尽皆如意。在禅位礼中，陶谷可谓立了一个大功，禅文对赵匡胤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赵匡胤非常满意。
　　原来，陶谷很会看风使舵，善于说听者愿听的话，他预料到必行禅位礼，行禅位礼必有禅文。他也估计到这突如其来的禅位礼，不会有谁先撰好禅文，于是，他恰到好处地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也觉得在关键的时候献出来，才更显得可贵。这件事做得相当漂亮，禅位礼像预想的那样过去。陶谷非常得意，他觉得，自己在赵匡胤开创帝业上立下一桩奇功，皇帝一定会给他满意的报答。群臣大都也是这样想的，除了羡慕，也只能恨自己没有陶谷会来事。
　　然而，赵匡胤不是个浑人。他知道陶谷有些才华，更知道陶谷在禅位之事中确实立了大功，可是如何使用这个人呢？是根据他为自己帮了大忙而赏个高官，还是根据他的德才，按需而用？赵匡胤在用人的关键时刻选择了后者。赵匡胤看出，陶谷多才少德，是一个投机取巧、谄媚取宠的人。他今天能对自己看风使舵，明天又不知对谁看风使舵，对这种人可用，却不能重用。
　　所以，赵匡胤只让陶谷在翰林院发挥其能写的特长，再不另行重用。
　　（摘自《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