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著名美国记者、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与苏联或共产国际的关系一直是战后美国史学界关注的问题.斯蒂芬·麦金农夫妇在他们的学术传记中矢口否认史沫特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而露丝·普莱斯则在她的传记中揭示了史沫特莱与苏联、共产国际及美国共产党的隶属与合作关系.在这表面看似截然相反的论断背后却有着相似的政治逻辑,即对史沫特莱苏联经验的拒绝.经历越南战争后的麦金农更强调史沫特莱对于中国的认识,普莱斯则通过以加缪的《反抗者》为原型树立起来的个人激进主义者史沫特莱形象在形而上的普遍主义中拒斥了具体的革命经验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著名美国记者、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与苏联或共产国际的关系一直是战后美国史学界关注的问题.斯蒂芬·麦金农夫妇在他们的学术传记中矢口否认史沫特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而露丝·普莱斯则在她的传记中揭示了史沫特莱与苏联、共产国际及美国共产党的隶属与合作关系.在这表面看似截然相反的论断背后却有着相似的政治逻辑,即对史沫特莱苏联经验的拒绝.经历越南战争后的麦金农更强调史沫特莱对于中国的认识,普莱斯则通过以加缪的《反抗者》为原型树立起来的个人激进主义者史沫特莱形象在形而上的普遍主义中拒斥了具体的革命经验.这两部史沫特莱传记不仅体现了近几十年来美国历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更揭示了战后两代美国左翼学者重估中国革命经验时所遇到的根本困境.
其他文献
通过整合引入三元交互理论、理性行为理论、归因理论探究相关外部变量,最终完成网络暴力行为群体极化效应模型.模型所包含的潜变量有:网络环境、态度观点、主观规范、道德情绪、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研究各潜变量间的假设关系.在挖掘网络暴力群体极化效应影响因素之间多层复杂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方法进行模型检验,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由司马迁所开启的两种治史传统的矛盾结合,即对历史真相的客观探求精神与对历史叙事的主观建构意识,仍然支配着20世纪以来人们对最初中国的解读.对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由点到面不断展开,以及对上古文献的梳理和真伪辨别,推动了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进步.与此同时,非学术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其中既有不同时代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有不同学派之间为主导学术空间、建立话语霸权所展开的争夺,还有人们出于地方情结而对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所产生的移情效应.近百年来的总趋势是,随着学科演进和技术发达,人们的古史认知越
自东晋陶渊明以来,“归田园”似乎是城里人摆脱都市纷扰的诗意向往.然而生活不仅仅需要安居,更重要的是乐业.城里人向往青山绿水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田园生活,村里人却为了更好的生活纷纷涌入城里打工.rn大学刚毕业时,我和爱人很努力地想在大城市里找到合适的工作,跳出“农门”.由于我的专业是农学,留在城里工作的机会不多,转行做业务,也因不善于交际处处受限.在大城市生活虽温饱不成问题,但想到未来,我俩都一筹莫展.那是人生中低沉郁闷的几年.
本文探讨20世纪上半叶的辜鸿铭、罗素与罗梦册所描写的中国意象及其内容,并比较这三种中国意象之异同,指出:辜鸿铭笔下的“中国”是一种文化的乡愁;罗素笔下的“中国”是一种作为西方文化的对比;罗梦册笔下的“中国”是一种“天下国家”,不同于西方历史所见“帝国”或者“族国”,“天下国家”是未来中国的愿景.三者之同主要体现在:不同程度地将政经社会问题化约为文化问题,并认为文化具有优先性与重要性,呈现某种“文化化约论”的倾向;其次,都强调“中国”之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性”,将“中国”加以理想化,这种思路与同时代中国知
工农联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工业集中于大中城市,加之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的实施,使工农之间的互动受到地域范围、国家政令的阻碍.三线建设要求大型工矿企业迁移到“靠山、分散、隐蔽”的内地乡村,为工农关系发展创造了新契机.三线单位在选址基建过程中不占、少占农田,支援农业用水用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做法,受到农民欢迎.农民在三线建设中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保证了后勤物资供应,接纳职工家属插队入社,使三线单位节省了建设成本.虽然在政策实践中,工农双方在经济利益等方面存在矛盾,但三线建设毕竟第一次实
“市民社会”研究内部有复杂的理论脉络和多歧的思想资源,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政治的结构变化与诸多南方国家的政治转型导致了“新托克维尔主义”的意外复兴.通过追溯其话语发展历史和学术、政治与公共影响,分析市民社会与民主关系这一理论要件,并进一步通过西方与其他地区、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实证案例,本研究试图说明这种有关市民社会的理想模型和理论想象面临诸多悖论和困境.“新托克维尔主义”是对托克维尔本身的一种非托克维尔式的解读,是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传统逻辑的本质化、激进化、普遍化,也可能附带了某种政治图景.
但丁在《神曲》里匠心设计的“三维空间”深刻影响了弥尔顿的《失乐园》之创作,以致弥尔顿同样以地狱、人间、天堂三界为叙事场景,以“史诗主人公在两位向导指点下的美德追寻”为叙事模式.文章从“空间诗学”的视角对两部史诗展开互文式探究,指出:两位诗人以各自独特的民族语言为载体构建了同样蕴含物理和精神双重意义的创造性张力,彰显了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共同的道德探索及其以“美德线路”为核心的史诗情怀.但弥尔顿将但丁对个体灵魂救赎的关注提升至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通过书写“每一个灵魂”之代表亚当夏娃的美德追寻而创造出被誉为
中国近代史的叙事问题对于当前而言极为重要.在此问题上,应当将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结合起来.虽然三者各有侧重,但在形成整体性的叙事时,应从三者所共同涵盖的部分着眼,以三者的内在共性与相互关联为基础,旁涉三者各自的侧重点.这种结合,即以文明叙事凸显中国近代史演进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厚度与德性品质;以富强叙事彰显中国近代史上大多数集团、群体参与历史活动时的普遍心理共性与共同诉求,并启发人们思考成败得失之道;以阶级叙事呈现中国近代史上所面临的基本困境,以及真正能走出这些困境的历史力量,并从中总结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2015年数据,综合群组比较和时期分析,考察了中国2008年《劳动合同法》对不同类型非农受雇者劳动合同签订、收入和工作时长的长期影响,以图理解制度变迁和政策执行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合同法》实施当年劳动合同签订率明显提高,但因政策执行力度下降,合同签订率随后有所回落,其后再缓慢上升或稳定;《劳动合同法》实施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主要劳动力市场合同签订率较高,增长较快且不易回落,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增长相对缓慢;不同群体在合同签订方面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重拳整治腐败,向全世界彰显了除腐必尽的决心.在反腐败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仍有一些腐败分子携带巨额赃款逍遥海外,严重削弱了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成效.由于跨境反腐败工作牵涉多个国家或地区,各国或地区之间存在诸多利益分歧,这使得我国对外面临着如何与腐败分子流入国建立合作机制的难题,对内面临着如何衔接多边条约、双边条约与国内法之间关系的难题.本文指出,以引渡为主的跨境追逃追赃机制有待完善,并建议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以追赃为重心,以劝返为主要措施的中国特色反腐败跨境追逃追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