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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最近几个月，国际上出现了一种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一些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中国经济的主权评级。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4月30日刊文“中国需要一场1997式金融危机？ ”。
针对这一现象，本刊约请两位经济学者撰文，予以讨论。
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30日刊文《中国需要一场1997式金融危机？ 》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引发了外界对其金融系统健康状况的担忧。在长期的繁荣后，中国内地经济与1997年到1999年的金融危机之前的亚洲国家的确有了一些相似点。。那么，中国经济怎么了？《华尔街日报》此文是否危言耸听？
亚洲式危机冲销地方政府债务？
《华尔街日报》文章中指出“中国金融领域的自由化或许尚未达到这种程度，但也创造了一场信贷风暴。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省市级政府发挥的作用。”该文还指出，如果不发生亚洲式危机，中国的动作空间难免受限。中国无法轻易冲销债务，因为大多数债务都是国内的，而且有很大一部分的债务人是某种形式的政府机构。其实，中国地方债务已存在多年。自2008年底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以来，地方债务呈现爆炸式增长，而且影子银行式债务持续增长，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根据审计署2011年公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2万亿元；据今年全国人大预算报告，2012年，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即达2000亿元；另据专家估计，截至2012年底，地方债务总量至少新增1万亿到2万亿元，包括监管当局网开一面的政信合作1万亿元左右，城投债数千亿元。即使按照偏紧口径计算，地方债务也当超过12万亿元。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之所以值得高度警惕，不仅在于其庞大的余额，更在于其数据和处置情况不透明，而最值得担忧之处在于地方政府体制性的“软预算约束”。 不少地方官员和市场人士以为，地方政府债务有中央政府兜底，出不了大事。须知中央政府并无此法定责任，而且一旦出现全局性危机，中央其实很难独力承担，未来财政收入已不可能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其结局必是债务货币化，等于全民埋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式次贷”。
我们猜想，实际上国家主权评级机构并不知道中国地方政府的真实负债情况，不仅外人不知道，国内业界和公众也并不清楚，目前仅有的官方数据是审计署早先公布的10.7万亿元。从与地方财政收入以及GDP的比例来看，这样的负债率并不高。然而人们普遍怀疑，中国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数额要大得多，否则就很难解释近年来如此巨额的信贷和融资规模是如何产生的。尽管统计局表示在中国的投资总额中，民间投资占比六成以上，但在当前民间投资屡遭困境的背景下，这一说法同样让人难以置信。人们普遍认为，地方政府及其所辖的融资平台以及国有企业才是银行信贷和社会融资的主要客户。而这也正是人们对中国金融风险的担心所在。无论是从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从欧洲的债务危机来看，主要的“麻烦制造者”往往是政府自己，而中国的政府及其企业在金融风险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重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银行最大的借贷方，也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投资者”。众所周知的是，政府的偿债能力往往是偏弱的。就中国的政府而言，其一，它向银行借贷的巨额资金，其中一大部分是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属于“公共品”或“半公共品”，是以提供社会服务为主的，直接的经济回报率本身就很低；其二，即使是政府的商业性投资，由于天生的“所有权虚位”造成的效率低下和寻租腐败，也很难真正实现“赢利最大化”。如此，政府将来拿什么偿还对银行所欠下的这些巨额债务呢？显然，其他国家的政府做不到，中国的政府同样也做不到，因为政府本来就只是个“服务机构”而并非“赢利机构”。正因为如此，要解决政府的债务问题，首先是要限制它的举债。然而，尽管中国的法律从来没有允许过地方政府举债，但这一规定形同虚设：地方政府虽然无权向公众发债，实际上却通过自己的融资平台和其他所属机构大量向银行借贷用于投资，以谋求本地的经济发展。而银行之所以敢于向它们大量发放贷款，除了其本身就是国有控股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土地作为抵押。这样，一旦中国的房市泡沫破灭，土地价格下降，金融风险也就将随之而放大。届时，银行将如何能收回自己放出去的那些巨额信贷呢？如果政府还不上，由此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不是就会使中国爆发金融危机？
中国的信贷和融资规模依然增长迅速
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7%，比上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这是去年四季度GDP增速反弹至7.9%后，再次波动回落。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GDP，好比就是一个企业的产值。计划经济时期，衡量企业好坏的标准就是看你产值的多少。产值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些产值创造了多少利润，如果没有利润或利润很低，对投资者来说，这样的产值就没有多少意义，更不要说亏损了。一个国家的GDP也是一样，不能光看其数量，更要看其质量，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但我们的问题在于：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这里指的是国有企业），仍然习惯于计划经济的思维，讲成绩总是首先看数量看产值（GDP），有时虽然也讲利润，但也只是讲数量意义上的利润，比如说利润增长了多少多少，但真正至关重要的利润率，即资本的投入产出比，却总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第二，在中国，尤其是近十年来，政府和国企成为投资的主体，但它们的投资天生是低效率的，这种投资产生的GDP，水分多，质量差，更缺乏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其实，比速度更重要的是质量和效益，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此次GDP的增速下滑对经济转型升级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仅只是GDP增速回落，还主要表现在：一是3月份的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仅增长2.0%，当月第一产业、轻工业用电量、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均现负增长；二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一季度同比增长9.5%，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1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3月份的同比增速仅为8.9%，比2月份的9.9%低了整整1个百分点，以此来推算，3月份的GDP增速可能还不到7.5%；三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样令人失望，一季度的增幅为12.4%（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4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回落1.9个百分点。 在一季度的重要数据中，唯一保持增长势头的是投资，同比增长20.9%，但仔细看，疑似主要靠房地产投资拉动，制造业投资增幅只有18.7%，是近十年以来的季度最低增速。考虑到一季度的外贸出口增幅高达18.7%，如果没有出口的拉动，一季度的经济放缓可能更加明显，正如有分析家所指出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才是经济增速回落的关键。而在全部经济数据中，真正保持“高增长”的是信贷、融资和货币数据：央行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达2.76万亿元，创出近年同期新高，其中1月份和3月份的人民币新增贷款均超过万亿元；而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更是高达6.16万亿元，较上年同期暴增2.27万亿元，其中2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2.54万亿元，与今年1月创下的历史单月新高持平，比上年同期增加6739亿元。数据显示，至3月末，中国的M2总量已毫无悬念地突破百万亿元大关，而当月的M2增速高达15.7%，比同月召开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13%的今年M2总量控制目标高出2.7个百分点！这种“增长势头”，仅次于最疯狂的2009年上半年的“狂飙时期”，活生生地显示，中国以“投资保增长”、“信贷保增长”的旧模式，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正在卷土重来！
在一季度中国经济再次出现放缓迹象的同时，中国的信贷和融资规模却在“高歌猛进”，以至于不少中外观察家都开始担心中国的信贷扩张是否会重演2009年时的“失控”局面。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评说，管控信贷扩张应当是当前中国领导层的工作重点。有分析家指出，由于中国自身的原因和日本量化宽松，导致又一波热钱涌入中国市场，使得中国大大增加了“信贷狂欢”最终彻底失控的风险。而惠誉则干脆将中国偿还长期本币债务的主权评级从AA-降到A+。惠誉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市场的惊动，因为这是1999年以来，国际主要评级机构首次下调中国评级，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美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纷纷被下调时，三大评级机构也没有动过要“下调中国”的念头，何以在此时却反而动手了呢？这一举动显示国际市场正严密关注中国政府财务风险，值得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
投资和消费两者要平衡发展
前面讲到，今年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数据都不理想，唯有投资、信贷和融资数据“一枝独秀”，M2增速一下子升到了15.7%，也就是说，第三次“投资保增长”的“战斗”也许已经打响了，如此，相信第二季度的GDP可能会往上再走一走。然而，接下来又会怎样呢？我们知道，投资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经济不能就这样单单在投资这“一棵树上吊死”。关键的问题在于：即便是投资，也要以民间企业和百姓为主体，不能让政府和国企唱主角。前者的投资质量肯定比后者要好，产生的利润要多，GDP的水分要少，而且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要强。这是由市场经济的规律所决定的，政府和国企不要不服气。否则的话，当初我们又何必要从计划经济转轨至市场经济呢？计划经济不就是全由政府和国企来投资的吗？
诚然，投资很重要，消费也很重要，投资可以刺激消费，消费也可以反过来刺激投资，两者都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第一，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无视消费而单纯地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这样的投资必然是盲目的，并且会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正是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弊端所在，这一点必须明确；第二，只有以盈利为目的，自由竞争条件下的民间投资才能促进技术进步，而这是政府投资所难以做到的；第三，就短期而言，投资的确比消费更能获得经济的高增长，但仅仅为了GDP的高增长而加大投资，这种增长必然是粗放的、低质量的，除了政府，正常的市场投资者不会这么做；第四，美国的问题是借债消费，因此他们是过度消费，但这并不能反证中国“投资保增长”的做法是对的，两国都需要“再平衡”；第五，关键在于谁投资，谁消费，如果都是政府主导，那么，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会扭曲市场的供需信号，给经济造成损害。
防范金融风险的途径
如前所述，纵使中国短期内不会引发危机，“中国式次贷”继续增长的负效应也是非常显著的。随着地方债务融资平台不断的扩张，大规模垄断金融资源，对金融市场产生挤出效应，使之发展更加畸形，势必继续放大旧有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弊病。因此，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方面，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改革措施：一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进一步放松资本账户的管制，如放松民间资本投资海外的额度和项目限制等，这就可以减少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余额过高的压力。二是加强对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使其规范运作。近年来，因影子银行融资规模的扩大，其在新增M2中的比重也出现了上升。三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放松直接融资的管制，增加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规模，相应会减少储蓄规模。
在财税领域的改革方面，主要应围绕房地产的去泡沫与收入分配来展开。这些年来，由于土地和房产大幅增值，使得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负债能力大幅增加，对新增M2的贡献超过70%，房地产泡沫不仅带来金融风险，还导致社会财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如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在全球100名之后，但富豪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因此，未来财税政策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对富人有效征税方面，从原先注重于增量征税，转变为存量征税。
中国经济欲求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地方平台债务的比重必须减少，当务之急是控制债务总量，系统核查、动态监控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和偿债能力。第一，面对债务风险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目前，中国实行金融分业监管，但是，金融业早已出现大量综合经营。监管体制理应顺应市场发展，向交叉混合监管转变。其重点应是建立由央行牵头的监管协调机制，推动央行和银监会等部门之间更紧密的监管合作和信息分享，以求政策协调同步，并使得宏观审慎监管获得更多有效工具和传导途径。第二，防范地方平台债引发的债务风险，治本之策还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从中长期看，应当为地方独立、合规发债打开正门。这需要推动地方的财政预算公开，在明晰的法律框架下，编制地方政府债务预算和资产负债表。未来的地方债应主要出售给当地居民，当地居民会基于自身的养老金、福利等问题来考虑是否购买，逐渐构成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有力制约。第三，要积极推动政府职能定位。地方债务问题是事关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府应尽可能退出项目建设，放弃单纯GDP诉求，回归公共服务本位，致力于公共品供给、财政平衡、环境保护等公众关切的领域。 （作者为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专职研究员）
惠誉将中国偿还长期本币债务的主权评级从AA-降到A+。这是1999年以来，国际主要评级机构首次下调中国评级，这一举动引起了市场的惊动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中国需要一场1997式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引发了外界对其金融系统健康状况的担忧。在长期的繁荣后，中国内地经济与1997年到1999年的金融危机之前的亚洲国家的确有了一些相似点。不过，它们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可以让中国免于金融危机，但也会让一些根本性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中国金融领域的自由化或许尚未达到这种程度，但也创造了一场信贷风暴。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省市级政府发挥的作用。地方政府借贷不光是为了自身建造公共工程和住房的直接目的，同时也是为了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些平台的业务通常回报率很低。
能让中国避免危险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是国际大债权国，而不像陷入危机的亚洲国家那样是债务国。因此中国没有货币崩溃的危险，正是因为货币崩溃，亚洲债务才从潜在问题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然而危机也可能有净化作用。这些国家经历的严酷考验最终带来了有益的效果，正因如此，韩国、泰国和印尼这三个国家在危机爆发两年之后都开始复苏，而且自那以来的十几年中展现出虽然并不突出但却十分稳定的经济增长。
危机造成了三个后果。首先，它意味著有很大一部分外债在事实上被冲销了。众多公司破产，但账单却是由法兰克福、东京、纽约和伦敦的股东来付的。第二，崩溃的货币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提供了极具竞争力的新基础，虽然当时正值中国加大进军全球市场的步伐。第三，崩溃不光导致了更好的金融监管，更重要的是商界更加注重赢利能力，而不是规模和市场份额。
如果不发生亚洲式危机，中国的动作空间难免受限。中国无法轻易冲销债务，因为大多数债务都是国内的，而且有很大一部分的债务人是某种形式的政府机构。它可以拆东补西，但没什么机会让外国贷款机构当替罪羊。
其次，如果没有危机，与政府和执政党关系密切的国有企业就很难进行改革，进而迫使它们和地方政府重视企业在商业上的可行性。同时货币崩溃的前景也不存在，而货币崩溃可能让出口再次成为经济的驱动力，并提振企业利润。（根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摘编）
针对这一现象，本刊约请两位经济学者撰文，予以讨论。
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30日刊文《中国需要一场1997式金融危机？ 》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引发了外界对其金融系统健康状况的担忧。在长期的繁荣后，中国内地经济与1997年到1999年的金融危机之前的亚洲国家的确有了一些相似点。。那么，中国经济怎么了？《华尔街日报》此文是否危言耸听？
亚洲式危机冲销地方政府债务？
《华尔街日报》文章中指出“中国金融领域的自由化或许尚未达到这种程度，但也创造了一场信贷风暴。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省市级政府发挥的作用。”该文还指出，如果不发生亚洲式危机，中国的动作空间难免受限。中国无法轻易冲销债务，因为大多数债务都是国内的，而且有很大一部分的债务人是某种形式的政府机构。其实，中国地方债务已存在多年。自2008年底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以来，地方债务呈现爆炸式增长，而且影子银行式债务持续增长，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根据审计署2011年公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2万亿元；据今年全国人大预算报告，2012年，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即达2000亿元；另据专家估计，截至2012年底，地方债务总量至少新增1万亿到2万亿元，包括监管当局网开一面的政信合作1万亿元左右，城投债数千亿元。即使按照偏紧口径计算，地方债务也当超过12万亿元。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之所以值得高度警惕，不仅在于其庞大的余额，更在于其数据和处置情况不透明，而最值得担忧之处在于地方政府体制性的“软预算约束”。 不少地方官员和市场人士以为，地方政府债务有中央政府兜底，出不了大事。须知中央政府并无此法定责任，而且一旦出现全局性危机，中央其实很难独力承担，未来财政收入已不可能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其结局必是债务货币化，等于全民埋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式次贷”。
我们猜想，实际上国家主权评级机构并不知道中国地方政府的真实负债情况，不仅外人不知道，国内业界和公众也并不清楚，目前仅有的官方数据是审计署早先公布的10.7万亿元。从与地方财政收入以及GDP的比例来看，这样的负债率并不高。然而人们普遍怀疑，中国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数额要大得多，否则就很难解释近年来如此巨额的信贷和融资规模是如何产生的。尽管统计局表示在中国的投资总额中，民间投资占比六成以上，但在当前民间投资屡遭困境的背景下，这一说法同样让人难以置信。人们普遍认为，地方政府及其所辖的融资平台以及国有企业才是银行信贷和社会融资的主要客户。而这也正是人们对中国金融风险的担心所在。无论是从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从欧洲的债务危机来看，主要的“麻烦制造者”往往是政府自己，而中国的政府及其企业在金融风险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重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银行最大的借贷方，也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投资者”。众所周知的是，政府的偿债能力往往是偏弱的。就中国的政府而言，其一，它向银行借贷的巨额资金，其中一大部分是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属于“公共品”或“半公共品”，是以提供社会服务为主的，直接的经济回报率本身就很低；其二，即使是政府的商业性投资，由于天生的“所有权虚位”造成的效率低下和寻租腐败，也很难真正实现“赢利最大化”。如此，政府将来拿什么偿还对银行所欠下的这些巨额债务呢？显然，其他国家的政府做不到，中国的政府同样也做不到，因为政府本来就只是个“服务机构”而并非“赢利机构”。正因为如此，要解决政府的债务问题，首先是要限制它的举债。然而，尽管中国的法律从来没有允许过地方政府举债，但这一规定形同虚设：地方政府虽然无权向公众发债，实际上却通过自己的融资平台和其他所属机构大量向银行借贷用于投资，以谋求本地的经济发展。而银行之所以敢于向它们大量发放贷款，除了其本身就是国有控股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土地作为抵押。这样，一旦中国的房市泡沫破灭，土地价格下降，金融风险也就将随之而放大。届时，银行将如何能收回自己放出去的那些巨额信贷呢？如果政府还不上，由此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不是就会使中国爆发金融危机？
中国的信贷和融资规模依然增长迅速
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7%，比上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这是去年四季度GDP增速反弹至7.9%后，再次波动回落。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GDP，好比就是一个企业的产值。计划经济时期，衡量企业好坏的标准就是看你产值的多少。产值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些产值创造了多少利润，如果没有利润或利润很低，对投资者来说，这样的产值就没有多少意义，更不要说亏损了。一个国家的GDP也是一样，不能光看其数量，更要看其质量，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但我们的问题在于：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这里指的是国有企业），仍然习惯于计划经济的思维，讲成绩总是首先看数量看产值（GDP），有时虽然也讲利润，但也只是讲数量意义上的利润，比如说利润增长了多少多少，但真正至关重要的利润率，即资本的投入产出比，却总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第二，在中国，尤其是近十年来，政府和国企成为投资的主体，但它们的投资天生是低效率的，这种投资产生的GDP，水分多，质量差，更缺乏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其实，比速度更重要的是质量和效益，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此次GDP的增速下滑对经济转型升级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仅只是GDP增速回落，还主要表现在：一是3月份的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仅增长2.0%，当月第一产业、轻工业用电量、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均现负增长；二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一季度同比增长9.5%，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1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3月份的同比增速仅为8.9%，比2月份的9.9%低了整整1个百分点，以此来推算，3月份的GDP增速可能还不到7.5%；三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样令人失望，一季度的增幅为12.4%（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4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回落1.9个百分点。 在一季度的重要数据中，唯一保持增长势头的是投资，同比增长20.9%，但仔细看，疑似主要靠房地产投资拉动，制造业投资增幅只有18.7%，是近十年以来的季度最低增速。考虑到一季度的外贸出口增幅高达18.7%，如果没有出口的拉动，一季度的经济放缓可能更加明显，正如有分析家所指出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才是经济增速回落的关键。而在全部经济数据中，真正保持“高增长”的是信贷、融资和货币数据：央行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达2.76万亿元，创出近年同期新高，其中1月份和3月份的人民币新增贷款均超过万亿元；而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更是高达6.16万亿元，较上年同期暴增2.27万亿元，其中2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2.54万亿元，与今年1月创下的历史单月新高持平，比上年同期增加6739亿元。数据显示，至3月末，中国的M2总量已毫无悬念地突破百万亿元大关，而当月的M2增速高达15.7%，比同月召开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13%的今年M2总量控制目标高出2.7个百分点！这种“增长势头”，仅次于最疯狂的2009年上半年的“狂飙时期”，活生生地显示，中国以“投资保增长”、“信贷保增长”的旧模式，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正在卷土重来！
在一季度中国经济再次出现放缓迹象的同时，中国的信贷和融资规模却在“高歌猛进”，以至于不少中外观察家都开始担心中国的信贷扩张是否会重演2009年时的“失控”局面。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评说，管控信贷扩张应当是当前中国领导层的工作重点。有分析家指出，由于中国自身的原因和日本量化宽松，导致又一波热钱涌入中国市场，使得中国大大增加了“信贷狂欢”最终彻底失控的风险。而惠誉则干脆将中国偿还长期本币债务的主权评级从AA-降到A+。惠誉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市场的惊动，因为这是1999年以来，国际主要评级机构首次下调中国评级，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美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纷纷被下调时，三大评级机构也没有动过要“下调中国”的念头，何以在此时却反而动手了呢？这一举动显示国际市场正严密关注中国政府财务风险，值得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
投资和消费两者要平衡发展
前面讲到，今年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数据都不理想，唯有投资、信贷和融资数据“一枝独秀”，M2增速一下子升到了15.7%，也就是说，第三次“投资保增长”的“战斗”也许已经打响了，如此，相信第二季度的GDP可能会往上再走一走。然而，接下来又会怎样呢？我们知道，投资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经济不能就这样单单在投资这“一棵树上吊死”。关键的问题在于：即便是投资，也要以民间企业和百姓为主体，不能让政府和国企唱主角。前者的投资质量肯定比后者要好，产生的利润要多，GDP的水分要少，而且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要强。这是由市场经济的规律所决定的，政府和国企不要不服气。否则的话，当初我们又何必要从计划经济转轨至市场经济呢？计划经济不就是全由政府和国企来投资的吗？
诚然，投资很重要，消费也很重要，投资可以刺激消费，消费也可以反过来刺激投资，两者都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第一，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无视消费而单纯地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这样的投资必然是盲目的，并且会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正是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弊端所在，这一点必须明确；第二，只有以盈利为目的，自由竞争条件下的民间投资才能促进技术进步，而这是政府投资所难以做到的；第三，就短期而言，投资的确比消费更能获得经济的高增长，但仅仅为了GDP的高增长而加大投资，这种增长必然是粗放的、低质量的，除了政府，正常的市场投资者不会这么做；第四，美国的问题是借债消费，因此他们是过度消费，但这并不能反证中国“投资保增长”的做法是对的，两国都需要“再平衡”；第五，关键在于谁投资，谁消费，如果都是政府主导，那么，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会扭曲市场的供需信号，给经济造成损害。
防范金融风险的途径
如前所述，纵使中国短期内不会引发危机，“中国式次贷”继续增长的负效应也是非常显著的。随着地方债务融资平台不断的扩张，大规模垄断金融资源，对金融市场产生挤出效应，使之发展更加畸形，势必继续放大旧有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弊病。因此，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方面，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改革措施：一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进一步放松资本账户的管制，如放松民间资本投资海外的额度和项目限制等，这就可以减少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余额过高的压力。二是加强对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使其规范运作。近年来，因影子银行融资规模的扩大，其在新增M2中的比重也出现了上升。三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放松直接融资的管制，增加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规模，相应会减少储蓄规模。
在财税领域的改革方面，主要应围绕房地产的去泡沫与收入分配来展开。这些年来，由于土地和房产大幅增值，使得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负债能力大幅增加，对新增M2的贡献超过70%，房地产泡沫不仅带来金融风险，还导致社会财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如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在全球100名之后，但富豪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因此，未来财税政策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对富人有效征税方面，从原先注重于增量征税，转变为存量征税。
中国经济欲求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地方平台债务的比重必须减少，当务之急是控制债务总量，系统核查、动态监控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和偿债能力。第一，面对债务风险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目前，中国实行金融分业监管，但是，金融业早已出现大量综合经营。监管体制理应顺应市场发展，向交叉混合监管转变。其重点应是建立由央行牵头的监管协调机制，推动央行和银监会等部门之间更紧密的监管合作和信息分享，以求政策协调同步，并使得宏观审慎监管获得更多有效工具和传导途径。第二，防范地方平台债引发的债务风险，治本之策还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从中长期看，应当为地方独立、合规发债打开正门。这需要推动地方的财政预算公开，在明晰的法律框架下，编制地方政府债务预算和资产负债表。未来的地方债应主要出售给当地居民，当地居民会基于自身的养老金、福利等问题来考虑是否购买，逐渐构成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有力制约。第三，要积极推动政府职能定位。地方债务问题是事关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府应尽可能退出项目建设，放弃单纯GDP诉求，回归公共服务本位，致力于公共品供给、财政平衡、环境保护等公众关切的领域。 （作者为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专职研究员）
惠誉将中国偿还长期本币债务的主权评级从AA-降到A+。这是1999年以来，国际主要评级机构首次下调中国评级，这一举动引起了市场的惊动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中国需要一场1997式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引发了外界对其金融系统健康状况的担忧。在长期的繁荣后，中国内地经济与1997年到1999年的金融危机之前的亚洲国家的确有了一些相似点。不过，它们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可以让中国免于金融危机，但也会让一些根本性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中国金融领域的自由化或许尚未达到这种程度，但也创造了一场信贷风暴。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省市级政府发挥的作用。地方政府借贷不光是为了自身建造公共工程和住房的直接目的，同时也是为了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些平台的业务通常回报率很低。
能让中国避免危险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是国际大债权国，而不像陷入危机的亚洲国家那样是债务国。因此中国没有货币崩溃的危险，正是因为货币崩溃，亚洲债务才从潜在问题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然而危机也可能有净化作用。这些国家经历的严酷考验最终带来了有益的效果，正因如此，韩国、泰国和印尼这三个国家在危机爆发两年之后都开始复苏，而且自那以来的十几年中展现出虽然并不突出但却十分稳定的经济增长。
危机造成了三个后果。首先，它意味著有很大一部分外债在事实上被冲销了。众多公司破产，但账单却是由法兰克福、东京、纽约和伦敦的股东来付的。第二，崩溃的货币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提供了极具竞争力的新基础，虽然当时正值中国加大进军全球市场的步伐。第三，崩溃不光导致了更好的金融监管，更重要的是商界更加注重赢利能力，而不是规模和市场份额。
如果不发生亚洲式危机，中国的动作空间难免受限。中国无法轻易冲销债务，因为大多数债务都是国内的，而且有很大一部分的债务人是某种形式的政府机构。它可以拆东补西，但没什么机会让外国贷款机构当替罪羊。
其次，如果没有危机，与政府和执政党关系密切的国有企业就很难进行改革，进而迫使它们和地方政府重视企业在商业上的可行性。同时货币崩溃的前景也不存在，而货币崩溃可能让出口再次成为经济的驱动力，并提振企业利润。（根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