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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贫富差距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的担心，中国正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和职务消费水平，以平息公众对他们滥用国有财产的不满。在有关部门公布限薪令后，有国企高管相继表示将领取零薪酬。
但除高额正式薪酬外，数额同样惊人形式却更隐蔽的高管职务消费同样饱受指责。为此，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已于近日联手成立了一个推进国有企业领导人职务消费制度改革的工作小组，对国企领导人职务消费实行调研。
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安体富认为，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当前采取的管控举措十分必要，据此可以对相关制度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和规范。
最大的隐性腐败是职务消费失控
长期以来，在高额的正式薪酬之外，中国国企领导人还享受着大量数额更惊人、同时也更加隐蔽的各种职务消费。
据了解，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主要包括交通、通讯、住房、各种俱乐部会员资格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衍生消费。与显性薪酬相比，职务消费蕴藏的寻租空间和腐败机会更大。在交通消费上，公车私用甚至滥用极为普遍，车辆购置、保险、保养、燃油、过路过桥等等费用，每年平均下来要几十万元；各种俱乐部的会员资格的费用也高得惊人，办一张高尔夫球场的金卡要几十万元，这些他们都不会自己掏腰包。原上海市国资委旗下的直管企业兰生集团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常中即掌握十多张各类信用卡、会员卡、贵宾卡用于各种消费，一年应酬等方面的开销在300万元以上。
另外，数额更为巨大的还有用公款为自己拉关系走人情，跑官买官，以及用公款包养情人，这种消费更是个无底洞，动辄上百万乃至上千万。
“职务消费实际上花100万，账上也许就只出现3万。那些多余的钱哪里报销?材料费，其他成本开支，或者由‘小金库’来支出，等等不一而足。”国资委分配局一位官员向本刊记者表示，
他承认，由于对范围和额度缺乏严格的预算和规范，国企经营者此类职务消费有时处于失控状态。
华信惠悦咨询公司在受国家国资委的委托完成的《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绩效与薪酬研究》报告中指出，不少国有骨干企业，高管的职务消费随意性很大，根本无标准，且不公开，特别是用车、住房和出国方面的公款支出数额非常大。
报告称，泛滥的隐性收入和职务消费，已经成为中国国企高管薪酬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且，一些隐性收入已经不仅仅是个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而是涉及侵吞国有资产、侵害企业所有者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华信惠悦咨询公司中国大陆地区薪酬总监廖怡玟表示，国有企业设计薪酬体系时，职务消费往往不列入其中。这也就意味着，国资委为老总们设计的各种考核公式，各地国资委设计的限薪规则，都仅仅是在占老总全部收入的小部分上做文章。
奢华的职务消费惯坏了不少国企高管，一旦从岗位上退下来，不再有消费上的便利，他们就会立马陷入消沉，甚至一蹶不振大病不起。民间流传着一个俏皮的段子：国企老总退位后都到哪儿去了?答曰，不是进医院了就是进法院了。
摸底职务消费
据了解，今次三部委摸底的方式是发放调查表，在发给被调查企业的调查表中，要求被调查企业如实填写2006年至2008年3年的公车使用、通讯、业务招待(含礼品)、差旅、国(境)外考察培训、俱乐部会员消费费用，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补充填写其他职务消费内容，被调查企业要如实填写这3年来负责人年薪总额、负责人人数、职工年人均收入等数据作为参考。
另外，企业负责人岗位设置情况、职务消费的有关制度办法，以及职务消费占企业负责人薪酬总水平的比例等内容，也都在调查之列。
据媒体报道，目前，河北、山东、四川、贵州等地的相关部门已接到了上述通知，并在3月份就安排了相关国有企业着手填写有关调查表。
除填写调查表外，企业还需分析目前企业领导人薪酬和职务消费的背景、方式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制度上、政策上提出规范和完善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和职务消费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各地、市相关的主管部门，需要对被调研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和职务消费情况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撰写调研报告。
国资委分配局文件指出，希望各企业填写调查表，结合本企业实际，如实分析问题，并就如何在制度上、政策上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次调研，是对前期各中央企业规范职务消费工作进展情况的一次促进和深化，有利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国有企业领导人职务消费制度改革。”国资委分配局人士指出。
安体富对此持肯定态度。“国有企业享受国家的众多政策就应当有义务接受公众监督，以便让企业利润更多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安体富说，“有效控制中央企业的薪酬水平，遏制公款消费之风，对于提高企业形象，惠及社会公众都有积极意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此亦表示认同，但他指出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如果仅寄望于管理层的道德自律，并不现实。
治标三步走?
批评人士称，这种部门自上而下摸底调查，然后再依靠政府外部制定一些诸如消费标准之类措施的治理路径，显然不是治本之计。让国企自己填写调查表上报，最后难免沦为自导自演的滑稽戏。就算能摸到底，基于此制定的规范措施的可执行性，也很难让人放心。
前述国资委分配局官员承认，央企户数较多，行业和地域分布很广，他们很难准确地掌握所有情况，对职务消费的有效管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
“我们的做法是分三步走：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做好‘摸底’工作，下属企业要建立严格有效的控制制度，对考核对象的职务消费进行完整的记录并及时报告；‘摸底’工作完成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主要是实行“定额制”，即根据企业规模和效益情况设定考核对象职务消费的水准和额度；第三阶段是对那些能够货币化的职务消费项目经过合理换算后转化成经营者的职务工资。”上述官员表示。
据其透露，目前一部分企业已经在规范职务消费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负责人公务用车、通讯费用制定了标准，实行了货币化发放。
该人士同时明确表示，“规范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应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因此，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靠完善的公司法人结构，在企业内部形成有效内控和监督机制。”
华信惠悦的报告也认为，解决好中国国企职务消费的混乱问题绝非一日之功，而需有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做基础。在这个基础不具备的前提下，“从建立经营者的职务消费报告制度、增加透明度起，逐步向货币化过渡，是可取之道”。
“规范职务消费，这是正确的导向，但是不能‘头疼医头’，从整体的激励制度来看，基本工资、福利、股票期权等中长期激励规范透明之后，再加上规范的职务消费，整个制度才是健全的。”廖怡玟表示，规范职务消费的办法在国外已经很成熟。在专业人力资源公司的数据库里，保存着各行业不同规模的不同层级管理者的职务消费数据。借助专业公司的数据以及严格的审计系统，企业就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职务消费。然而很明显，在特殊的国情下，这种国外成熟的监控模式何时能采用尚是未知数。
但除高额正式薪酬外，数额同样惊人形式却更隐蔽的高管职务消费同样饱受指责。为此，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已于近日联手成立了一个推进国有企业领导人职务消费制度改革的工作小组，对国企领导人职务消费实行调研。
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安体富认为，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当前采取的管控举措十分必要，据此可以对相关制度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和规范。
最大的隐性腐败是职务消费失控
长期以来，在高额的正式薪酬之外，中国国企领导人还享受着大量数额更惊人、同时也更加隐蔽的各种职务消费。
据了解，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主要包括交通、通讯、住房、各种俱乐部会员资格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衍生消费。与显性薪酬相比，职务消费蕴藏的寻租空间和腐败机会更大。在交通消费上，公车私用甚至滥用极为普遍，车辆购置、保险、保养、燃油、过路过桥等等费用，每年平均下来要几十万元；各种俱乐部的会员资格的费用也高得惊人，办一张高尔夫球场的金卡要几十万元，这些他们都不会自己掏腰包。原上海市国资委旗下的直管企业兰生集团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常中即掌握十多张各类信用卡、会员卡、贵宾卡用于各种消费，一年应酬等方面的开销在300万元以上。
另外，数额更为巨大的还有用公款为自己拉关系走人情，跑官买官，以及用公款包养情人，这种消费更是个无底洞，动辄上百万乃至上千万。
“职务消费实际上花100万，账上也许就只出现3万。那些多余的钱哪里报销?材料费，其他成本开支，或者由‘小金库’来支出，等等不一而足。”国资委分配局一位官员向本刊记者表示，
他承认，由于对范围和额度缺乏严格的预算和规范，国企经营者此类职务消费有时处于失控状态。
华信惠悦咨询公司在受国家国资委的委托完成的《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绩效与薪酬研究》报告中指出，不少国有骨干企业，高管的职务消费随意性很大，根本无标准，且不公开，特别是用车、住房和出国方面的公款支出数额非常大。
报告称，泛滥的隐性收入和职务消费，已经成为中国国企高管薪酬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且，一些隐性收入已经不仅仅是个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而是涉及侵吞国有资产、侵害企业所有者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华信惠悦咨询公司中国大陆地区薪酬总监廖怡玟表示，国有企业设计薪酬体系时，职务消费往往不列入其中。这也就意味着，国资委为老总们设计的各种考核公式，各地国资委设计的限薪规则，都仅仅是在占老总全部收入的小部分上做文章。
奢华的职务消费惯坏了不少国企高管，一旦从岗位上退下来，不再有消费上的便利，他们就会立马陷入消沉，甚至一蹶不振大病不起。民间流传着一个俏皮的段子：国企老总退位后都到哪儿去了?答曰，不是进医院了就是进法院了。
摸底职务消费
据了解，今次三部委摸底的方式是发放调查表，在发给被调查企业的调查表中，要求被调查企业如实填写2006年至2008年3年的公车使用、通讯、业务招待(含礼品)、差旅、国(境)外考察培训、俱乐部会员消费费用，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补充填写其他职务消费内容，被调查企业要如实填写这3年来负责人年薪总额、负责人人数、职工年人均收入等数据作为参考。
另外，企业负责人岗位设置情况、职务消费的有关制度办法，以及职务消费占企业负责人薪酬总水平的比例等内容，也都在调查之列。
据媒体报道，目前，河北、山东、四川、贵州等地的相关部门已接到了上述通知，并在3月份就安排了相关国有企业着手填写有关调查表。
除填写调查表外，企业还需分析目前企业领导人薪酬和职务消费的背景、方式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制度上、政策上提出规范和完善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和职务消费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各地、市相关的主管部门，需要对被调研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和职务消费情况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撰写调研报告。
国资委分配局文件指出，希望各企业填写调查表，结合本企业实际，如实分析问题，并就如何在制度上、政策上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次调研，是对前期各中央企业规范职务消费工作进展情况的一次促进和深化，有利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国有企业领导人职务消费制度改革。”国资委分配局人士指出。
安体富对此持肯定态度。“国有企业享受国家的众多政策就应当有义务接受公众监督，以便让企业利润更多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安体富说，“有效控制中央企业的薪酬水平，遏制公款消费之风，对于提高企业形象，惠及社会公众都有积极意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此亦表示认同，但他指出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如果仅寄望于管理层的道德自律，并不现实。
治标三步走?
批评人士称，这种部门自上而下摸底调查，然后再依靠政府外部制定一些诸如消费标准之类措施的治理路径，显然不是治本之计。让国企自己填写调查表上报，最后难免沦为自导自演的滑稽戏。就算能摸到底，基于此制定的规范措施的可执行性，也很难让人放心。
前述国资委分配局官员承认，央企户数较多，行业和地域分布很广，他们很难准确地掌握所有情况，对职务消费的有效管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
“我们的做法是分三步走：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做好‘摸底’工作，下属企业要建立严格有效的控制制度，对考核对象的职务消费进行完整的记录并及时报告；‘摸底’工作完成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主要是实行“定额制”，即根据企业规模和效益情况设定考核对象职务消费的水准和额度；第三阶段是对那些能够货币化的职务消费项目经过合理换算后转化成经营者的职务工资。”上述官员表示。
据其透露，目前一部分企业已经在规范职务消费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负责人公务用车、通讯费用制定了标准，实行了货币化发放。
该人士同时明确表示，“规范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应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因此，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靠完善的公司法人结构，在企业内部形成有效内控和监督机制。”
华信惠悦的报告也认为，解决好中国国企职务消费的混乱问题绝非一日之功，而需有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做基础。在这个基础不具备的前提下，“从建立经营者的职务消费报告制度、增加透明度起，逐步向货币化过渡，是可取之道”。
“规范职务消费，这是正确的导向，但是不能‘头疼医头’，从整体的激励制度来看，基本工资、福利、股票期权等中长期激励规范透明之后，再加上规范的职务消费，整个制度才是健全的。”廖怡玟表示，规范职务消费的办法在国外已经很成熟。在专业人力资源公司的数据库里，保存着各行业不同规模的不同层级管理者的职务消费数据。借助专业公司的数据以及严格的审计系统，企业就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职务消费。然而很明显，在特殊的国情下，这种国外成熟的监控模式何时能采用尚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