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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多年的工作中，他与毛泽东之间曾经产生过多次分歧。陈云是个有言必发的人，尤其是对待党的工作。针对不同的情况，陈云采取了不同的进言方式，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直言规劝、委婉进言和迂回战术等，仅从这几种方式的运用中就可以看出陈云进言的艺术性。
委婉进言
“包产到户”的生产形式，最初出现在温州，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受到批判，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1960年，安徽宿县又出现“包产到户”。之后，“包产到户”不仅在安徽蔓延，而且全国有20%的生产队都搞起了“责任田”（实际上也就是“包产到户”），这对于因大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陷入困境的农业生产像是一缕春风。毛泽东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他的秘书田家英到湖南韶山等地调查的时候发现农民们也愿意搞“责任田”，回京后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后说：“我们要走群众路线，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一次明确表态。
陈云曾经看到过安徽“责任田”的材料，认为是非常时期采取的有效办法。他也看到了田家英的汇报，肯定了“包产到户”。陈云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决定再向毛泽东进言。他知道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所以在谈话中说得很委婉。
陈云首先向毛泽东强调了发挥农村个体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农村的个体经营与合作生产还要并存相当长的时间。接着，他说，为了渡过当前农村的难关，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此外，陈云还列举了他在家乡上海青浦小蒸公社调查的情况，说明一旦提高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状况就会有转机。说到这里，陈云才引到真正要说的核心问题上来，提出“包产到户”不妨一试。
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态，但陈云走后他很恼火，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的“修正主义”。之后，毛泽东对陈云等人的批评越发强烈。陈云顾全大局，对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没有辩解。
现在看这段波折的时候，应该将其放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之下，对于道路问题的过分敏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然而这丝毫不妨碍我们肯定陈云委婉进言的艺术性。
试想，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陈云采取直言规劝的方式，或许会发生我们更加不愿看到的结果。而正是因为陈云的委婉的方式和适当的态度，毛泽东觉得陈云是有组织纪律性的，没有在会上点名批评他，也没有对陈云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才能一棍子打死。 迂回战术
1951年底，毛泽东发起“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一运动的发起应该说是及时的，它使我们党的干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经受了一场反腐败的洗礼。
到1952年1月下旬后，“三反”运动在毛泽东的督促下开始向纵深发展，进入打“老虎”（在当时，贪污犯被称为“老虎”）阶段。当时，毛泽东更加重视对运动的指导，曾多次指出要搜寻“大老虎”。随着各地“打虎”数字的逐步上升，毛泽东感到问题很严重。于是，2月初，毛泽东又进一步提高了对各地“打虎”的要求。
毛泽东对当时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估计过高和直接下达“打虎”数字的做法给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从而使“三反”运动出现了“过火”的问题。部分地区出现机关干部只管“打虎”而不顾正常的工作，有的地方还出现逼供等现象，这使得基层正常工作尤其是财政工作的正常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直接领导财经工作的陈云较早就意识到了“三反”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过火”现象。在1952年2月8日的政务院会议上，他就针对“三反”运动对农村造成的严重影响提出：“春耕时节乡下不能搞‘三反’，这点应该写在文件上。”陈云对当时财经干部中存在问题的估计也与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财经队伍中，“贪污的人是有的，但是比例不大”。
当时毛泽东“打虎”兴致正高，陈云感到直接进言可能行不通。然而，有问题不向上反映又不是陈云的风格，于是陈云决定采取一种迂回的进言方式。
2月15日，陈云和薄一波找到周恩来，向周恩来反映了“三反”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业务停顿的问题，认为问题已经到了急需解决的时候，希望周恩来能向毛泽东反映。
当天，周恩来就写信向毛泽东谈了陈云和薄一波反映的问题，并向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并要求迅速作出调整。
其实，在向周恩来反映的同时，陈云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调整，他要求各财经部门在“三反”运动中抽出一定力量进行当前必要的业务工作。毛泽东同意后，陈云更加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由于及时采取了措施，“三反”运动中出现的财经工作秩序混乱的局面，迅速得到了控制。
从这件事中，我们至少可以从陈云身上学习到以下两点：
首先，是迂回的进言艺术。在日常工作中，与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然而如何合理向上级表达自己的意见很需要讲究艺术。如果领导很开明，并且此时比较冷静，那么直接进言未尝不可。但如果情况并非如此，直接进言的结果很可能是不但反映的问题不能受到关注，还可能会引起领导对自己的反感或误解。陈云先向周恩来反映，再由办事缜密的周恩来通过适当的方式向毛泽东反映，便能将产生冲突的概率大大降低，从而有可能冷静地认识到问题的真正存在，并接受所提出的解决意见。
其次，反映问题的同时提供解决的意见和措施。陈云在向上反映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的时候已经开始着手解决问题了。日常工作中，作为下属，领导需要你不仅能发现问题，还要能解决问题。当然并不是说暂时没有解决的办法就不能反映问题，紧急、严重的问题必须及时反映，依靠集体的力量共同解决。如果能在认识到问题存在的同时就能及时初步了解并寻求解决的路径和方法，甚至是有几种解决方案供领导来参考，无疑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委婉进言
“包产到户”的生产形式，最初出现在温州，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受到批判，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1960年，安徽宿县又出现“包产到户”。之后，“包产到户”不仅在安徽蔓延，而且全国有20%的生产队都搞起了“责任田”（实际上也就是“包产到户”），这对于因大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陷入困境的农业生产像是一缕春风。毛泽东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他的秘书田家英到湖南韶山等地调查的时候发现农民们也愿意搞“责任田”，回京后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后说：“我们要走群众路线，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一次明确表态。
陈云曾经看到过安徽“责任田”的材料，认为是非常时期采取的有效办法。他也看到了田家英的汇报，肯定了“包产到户”。陈云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决定再向毛泽东进言。他知道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所以在谈话中说得很委婉。
陈云首先向毛泽东强调了发挥农村个体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农村的个体经营与合作生产还要并存相当长的时间。接着，他说，为了渡过当前农村的难关，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此外，陈云还列举了他在家乡上海青浦小蒸公社调查的情况，说明一旦提高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状况就会有转机。说到这里，陈云才引到真正要说的核心问题上来，提出“包产到户”不妨一试。
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态，但陈云走后他很恼火，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的“修正主义”。之后，毛泽东对陈云等人的批评越发强烈。陈云顾全大局，对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没有辩解。
现在看这段波折的时候，应该将其放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之下，对于道路问题的过分敏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然而这丝毫不妨碍我们肯定陈云委婉进言的艺术性。
试想，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陈云采取直言规劝的方式，或许会发生我们更加不愿看到的结果。而正是因为陈云的委婉的方式和适当的态度，毛泽东觉得陈云是有组织纪律性的，没有在会上点名批评他，也没有对陈云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才能一棍子打死。 迂回战术
1951年底，毛泽东发起“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一运动的发起应该说是及时的，它使我们党的干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经受了一场反腐败的洗礼。
到1952年1月下旬后，“三反”运动在毛泽东的督促下开始向纵深发展，进入打“老虎”（在当时，贪污犯被称为“老虎”）阶段。当时，毛泽东更加重视对运动的指导，曾多次指出要搜寻“大老虎”。随着各地“打虎”数字的逐步上升，毛泽东感到问题很严重。于是，2月初，毛泽东又进一步提高了对各地“打虎”的要求。
毛泽东对当时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估计过高和直接下达“打虎”数字的做法给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从而使“三反”运动出现了“过火”的问题。部分地区出现机关干部只管“打虎”而不顾正常的工作，有的地方还出现逼供等现象，这使得基层正常工作尤其是财政工作的正常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直接领导财经工作的陈云较早就意识到了“三反”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过火”现象。在1952年2月8日的政务院会议上，他就针对“三反”运动对农村造成的严重影响提出：“春耕时节乡下不能搞‘三反’，这点应该写在文件上。”陈云对当时财经干部中存在问题的估计也与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财经队伍中，“贪污的人是有的，但是比例不大”。
当时毛泽东“打虎”兴致正高，陈云感到直接进言可能行不通。然而，有问题不向上反映又不是陈云的风格，于是陈云决定采取一种迂回的进言方式。
2月15日，陈云和薄一波找到周恩来，向周恩来反映了“三反”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业务停顿的问题，认为问题已经到了急需解决的时候，希望周恩来能向毛泽东反映。
当天，周恩来就写信向毛泽东谈了陈云和薄一波反映的问题，并向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并要求迅速作出调整。
其实，在向周恩来反映的同时，陈云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调整，他要求各财经部门在“三反”运动中抽出一定力量进行当前必要的业务工作。毛泽东同意后，陈云更加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由于及时采取了措施，“三反”运动中出现的财经工作秩序混乱的局面，迅速得到了控制。
从这件事中，我们至少可以从陈云身上学习到以下两点：
首先，是迂回的进言艺术。在日常工作中，与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然而如何合理向上级表达自己的意见很需要讲究艺术。如果领导很开明，并且此时比较冷静，那么直接进言未尝不可。但如果情况并非如此，直接进言的结果很可能是不但反映的问题不能受到关注，还可能会引起领导对自己的反感或误解。陈云先向周恩来反映，再由办事缜密的周恩来通过适当的方式向毛泽东反映，便能将产生冲突的概率大大降低，从而有可能冷静地认识到问题的真正存在，并接受所提出的解决意见。
其次，反映问题的同时提供解决的意见和措施。陈云在向上反映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的时候已经开始着手解决问题了。日常工作中，作为下属，领导需要你不仅能发现问题，还要能解决问题。当然并不是说暂时没有解决的办法就不能反映问题，紧急、严重的问题必须及时反映，依靠集体的力量共同解决。如果能在认识到问题存在的同时就能及时初步了解并寻求解决的路径和方法，甚至是有几种解决方案供领导来参考，无疑是一种更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