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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落下帷幕，指导中国2011年到2015年社会经济走向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即 “十二五”规划也终于以正式文本向外界公布。
“十二五”时值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 其中作为量化指引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也势必要做出重要的调整——从“十一五”规划的23项指标变为27项指标，其中新增9项指标，取消5项指标，修改1项指标。
官学两界一些人士认为，“十二五”规划弱化了对GDP的追求，并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期望寄托于发展教育科技创新水平，加大资源环境约束力度，以及推进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建设等方面。
硬约束：行政推进
未来五年发展的约束性指标之变，最受外界关注。
“十二五”规划扩大了约束性指标的范围，把包括GDP增速、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城镇化率等应该由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12项指标列为预期性，而将单位GDP能耗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和耕地保有量等12项需要行政力量保证实施的指标列为约束性，比“十一五”增加了4项，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单位GDP二氧化碳降低和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告诉《财经》记者，“十二五”规划在编制过程中，系统总结了“十一五”规划执行中的教训经验，对指标体系本身进行了优化。从体系的构成分析，“十一五”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有8项，约占指标总数三分之一，而“十二五”规划将约束性指标改为16项，接近三分之二。
约束性指标的设立始于“十一五”规划。由于“十五”计划的节能降耗指标没能完成，于是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了约束性指标，并将各个指标分解到五个年度的规划当中，以减少前松后紧的现象。
从“十一五”规划的执行情况来看，约束性指标全部得以完成，但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整个就业人数的比重、研究试验费用占GDP的比重这三项反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预期性指标没有完成。
从指标体系来看，“十二五”规划中变化最大，也是约束性最强的资源环境类指标，12项指标中，新增5项指标，保留了7项指标，其中有11项为约束性指标。
“十二五”时期中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期，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加大。不过，政策制定部门吸取了“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经验教训，将“十二五”规划的单位GDP能耗降低目标定为16％，低于“十一五”期间20％的目标和19.1％的实际完成值。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十二五”规划旨在通过市场化措施来推动节能减排，首次提出了“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要求，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措施，包括：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和建立市场化倒逼机制；强化财税政策的引导调节等。这反映出中国的节能环保方式上在用更多的市场杠杆手段替代比较简单的行政压力。
就具体的指标设置变化上看，“十二五”规划中的人民生活类指标增加了一个指标——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指标，规定五年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五年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资金来源提出了疑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就此向《财经》记者表示，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医疗统筹这些民生工程，中央应加大财政拨付的规模，并逐步提高统筹的层次，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关系。2010年全国各级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元，同比增长21.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超收了4410亿元。刘元春认为，中央财政支付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承受民生支出需求。
在人民生活类指标中还改变了一个指标——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指标。“十一五”规划只有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指标，仅考核农村的医保水平。“现在将医保考核的范围从农村扩大到城市，从一般的合作医疗，扩大到基本医疗保险，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尹中卿说。
国际经验和历史数据都显示，政府在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开支占GDP 的比重显著影响一国消费率的高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两会”期间就江苏省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民生财政和建设财政并不矛盾，由民生财政转化而来的需求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
软约束：市场主导
按照规划，“十二五”期间GDP目标将回归到“十五”计划年均7％的增速，比“十一五”规划调低了0.5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通过测算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长达50几年的高速增长周期的中段，并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间，还将保持7％－9％的自然增长率。
“因此，中国现在完全有能力、有可能、也有需要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强调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把GDP的增速放慢一些。这是‘十二五’规划和以往‘五年规划（计划）’所不同的。”刘伟对《财经》记者说。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Ardo Hansson) 就此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即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对地方政府而言，除了要关注单一的经济增长，还应考虑如民生等其他方面的进展。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则对《财经》记者指出，GDP 增速的目标并不代表政府实际上对经济增速的预测，而更多的代表一种“至少需要达到”的目标。“十五”和“十一五”的年平均增速目标分别是7％和7.5％，实际增速最终分别达到了9.8％和11.2％，2010年经济增长也大幅超出政府目标。
就指标体系的设置而言，相较于“十一五”规划的两项经济增长指标和四项经济结构指标，“十二五”规划明显淡化了经济发展大类的指标。
尹中卿认为，这不仅体现在把“十二五”的GDP增速从7.5％下降到7％，更重要的是从指标体系上把原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类指标进行了合并。
“十二五”规划对经济发展大类只提出了三项指标。其中的经济增长指标仅保留了GDP指标（“十一五”规划中还包括人均GDP、工业增加值、工农业总产值等指标）。同时，为了衡量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情况，促进各级政府推动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保留了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指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3月22日在北京指出，未来20年，中国的生产成本将达到饱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从制造型的经济转变为更加平衡的经济，其中服务业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40.5％增加到42.9％；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2005年的31.4％增加到34.8％。
但这并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分别提高3个和4个百分点的目标要求。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69％的水平，更低于经济发达国家平均72％的水平。
彭文生认为，“十二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要提高4个百分点，比“十一五”的实际增速高1.5个百分点，显示了服务业大发展的前景。这也意味着一些垄断性的服务行业需要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民营资本将在一些可由市场提供服务的社会事业领域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城镇化率是“十二五”规划考察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项指标。2010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7.5％，远低于发达国家75％以上的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50％的水平，甚至低于世界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等问题。据测算，中国城镇化水平比工业化水平至少低15个百分点。在城镇常住人口6.07亿人中，有将近一半的城镇常住人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镇生活，并未真正城镇化，实际仍属于“准城市人口”。
“十二五”规划将城镇化率定为每年增长4％，到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1.5％，基本能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改善民生、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十二五”规划的热点。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收入差距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警戒线（收入差距较大），目前已接近0.5（收入差距悬殊）。
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十二五”规划首次将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直接挂钩，提出了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的目标，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十二五”规划规定，GDP和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速同步，均为7％以上，高于“十一五”规划和“十五”计划年均增长5％的目标。彭文生认为，这是“十二五”规划的突出亮点之一。如能实现，则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双下降”的趋势可望扭转。
但尹中卿担心，居民的收入实际上并不会得以如此幅度的提高。因为实践证明，近年来每年的GDP增速都高于7％，而且各地的增速又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在这种情况下将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定为7％，想做到同步增长都很困难，很可能还会继续扩大这个差距。
“十二五”时值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 其中作为量化指引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也势必要做出重要的调整——从“十一五”规划的23项指标变为27项指标，其中新增9项指标，取消5项指标，修改1项指标。
官学两界一些人士认为，“十二五”规划弱化了对GDP的追求，并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期望寄托于发展教育科技创新水平，加大资源环境约束力度，以及推进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建设等方面。
硬约束：行政推进
未来五年发展的约束性指标之变，最受外界关注。
“十二五”规划扩大了约束性指标的范围，把包括GDP增速、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城镇化率等应该由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12项指标列为预期性，而将单位GDP能耗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和耕地保有量等12项需要行政力量保证实施的指标列为约束性，比“十一五”增加了4项，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单位GDP二氧化碳降低和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告诉《财经》记者，“十二五”规划在编制过程中，系统总结了“十一五”规划执行中的教训经验，对指标体系本身进行了优化。从体系的构成分析，“十一五”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有8项，约占指标总数三分之一，而“十二五”规划将约束性指标改为16项，接近三分之二。
约束性指标的设立始于“十一五”规划。由于“十五”计划的节能降耗指标没能完成，于是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了约束性指标，并将各个指标分解到五个年度的规划当中，以减少前松后紧的现象。
从“十一五”规划的执行情况来看，约束性指标全部得以完成，但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整个就业人数的比重、研究试验费用占GDP的比重这三项反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预期性指标没有完成。
从指标体系来看，“十二五”规划中变化最大，也是约束性最强的资源环境类指标，12项指标中，新增5项指标，保留了7项指标，其中有11项为约束性指标。
“十二五”时期中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期，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加大。不过，政策制定部门吸取了“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经验教训，将“十二五”规划的单位GDP能耗降低目标定为16％，低于“十一五”期间20％的目标和19.1％的实际完成值。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十二五”规划旨在通过市场化措施来推动节能减排，首次提出了“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要求，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措施，包括：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和建立市场化倒逼机制；强化财税政策的引导调节等。这反映出中国的节能环保方式上在用更多的市场杠杆手段替代比较简单的行政压力。
就具体的指标设置变化上看，“十二五”规划中的人民生活类指标增加了一个指标——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指标，规定五年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五年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资金来源提出了疑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就此向《财经》记者表示，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医疗统筹这些民生工程，中央应加大财政拨付的规模，并逐步提高统筹的层次，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关系。2010年全国各级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元，同比增长21.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超收了4410亿元。刘元春认为，中央财政支付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承受民生支出需求。
在人民生活类指标中还改变了一个指标——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指标。“十一五”规划只有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指标，仅考核农村的医保水平。“现在将医保考核的范围从农村扩大到城市，从一般的合作医疗，扩大到基本医疗保险，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尹中卿说。
国际经验和历史数据都显示，政府在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开支占GDP 的比重显著影响一国消费率的高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两会”期间就江苏省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民生财政和建设财政并不矛盾，由民生财政转化而来的需求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
软约束：市场主导
按照规划，“十二五”期间GDP目标将回归到“十五”计划年均7％的增速，比“十一五”规划调低了0.5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通过测算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长达50几年的高速增长周期的中段，并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间，还将保持7％－9％的自然增长率。
“因此，中国现在完全有能力、有可能、也有需要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强调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把GDP的增速放慢一些。这是‘十二五’规划和以往‘五年规划（计划）’所不同的。”刘伟对《财经》记者说。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Ardo Hansson) 就此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即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对地方政府而言，除了要关注单一的经济增长，还应考虑如民生等其他方面的进展。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则对《财经》记者指出，GDP 增速的目标并不代表政府实际上对经济增速的预测，而更多的代表一种“至少需要达到”的目标。“十五”和“十一五”的年平均增速目标分别是7％和7.5％，实际增速最终分别达到了9.8％和11.2％，2010年经济增长也大幅超出政府目标。
就指标体系的设置而言，相较于“十一五”规划的两项经济增长指标和四项经济结构指标，“十二五”规划明显淡化了经济发展大类的指标。
尹中卿认为，这不仅体现在把“十二五”的GDP增速从7.5％下降到7％，更重要的是从指标体系上把原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类指标进行了合并。
“十二五”规划对经济发展大类只提出了三项指标。其中的经济增长指标仅保留了GDP指标（“十一五”规划中还包括人均GDP、工业增加值、工农业总产值等指标）。同时，为了衡量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情况，促进各级政府推动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保留了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指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3月22日在北京指出，未来20年，中国的生产成本将达到饱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从制造型的经济转变为更加平衡的经济，其中服务业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40.5％增加到42.9％；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2005年的31.4％增加到34.8％。
但这并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分别提高3个和4个百分点的目标要求。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69％的水平，更低于经济发达国家平均72％的水平。
彭文生认为，“十二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要提高4个百分点，比“十一五”的实际增速高1.5个百分点，显示了服务业大发展的前景。这也意味着一些垄断性的服务行业需要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民营资本将在一些可由市场提供服务的社会事业领域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城镇化率是“十二五”规划考察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项指标。2010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7.5％，远低于发达国家75％以上的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50％的水平，甚至低于世界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等问题。据测算，中国城镇化水平比工业化水平至少低15个百分点。在城镇常住人口6.07亿人中，有将近一半的城镇常住人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镇生活，并未真正城镇化，实际仍属于“准城市人口”。
“十二五”规划将城镇化率定为每年增长4％，到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1.5％，基本能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改善民生、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十二五”规划的热点。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收入差距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警戒线（收入差距较大），目前已接近0.5（收入差距悬殊）。
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十二五”规划首次将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直接挂钩，提出了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的目标，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十二五”规划规定，GDP和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速同步，均为7％以上，高于“十一五”规划和“十五”计划年均增长5％的目标。彭文生认为，这是“十二五”规划的突出亮点之一。如能实现，则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双下降”的趋势可望扭转。
但尹中卿担心，居民的收入实际上并不会得以如此幅度的提高。因为实践证明，近年来每年的GDP增速都高于7％，而且各地的增速又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在这种情况下将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定为7％，想做到同步增长都很困难，很可能还会继续扩大这个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