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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来，“网络问政”在中国已渐成趋势。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在线交流，问候网友，倾听民意，因之这一年被称为“网络问政”元年。随后，在2009年和2010年全国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两次与网友在线交流，对于网民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问题一一作答，由此引发了“网络问政”的升温。此后，各地纷纷开展网络问政，各级党政官员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征询民意、接受监督，形成和民间的频繁互动，一时间，“网络问政”风生水起。今年9月8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正式推出“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让广大网民对中央领导人倾诉心声，给中央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标志着“网络问政”已经向国家最高层迈进，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体现了执政党对网络在现代社会具有的进步功能的信任与运用，反映了社会对通过网络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认同与期待。
所谓“网络问政”，包含两层含义，即群众“问事于政府”，政府“问计于人民”。具体来说，“问事于政府”，就是公众个体或群体通过网络向党政部门及其领导人，提出或表达各类诉求和意见，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问计于人民”，就是党政部门及其领导人，通过网络问政于民、汇聚民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解决实际问题、接受群众监督。从一般的政民网络互动，到一些公共舆论事件、公共突发事件的网络应对及管理，都可以归于网络问政的范畴。
从“网络问政”的实际效果看，不仅网民积极热烈地通过网络反映民意、阐述民智、汇集民情，而且官方也对网络民意空前重视，围绕网络和利用网络而兴起的执政措施不断出台，如各地纷纷通过设立网络发言人，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拓宽网络举报渠道，举办网络会议、各级领导干部的网上访谈和在线交流等，方便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使其充分表达各自的意见和见解。一些地方甚至制定了规章来规范问政渠道，督办问政结果。“网络问政”正在向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方向迈进，成为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的新亮色。
有鉴于此，一些评论者认为，“网络问政”不仅是党政领导干部执政民主形式和民众的参政议政形式的创新，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助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二
“网络问政”兴起的缘由，从表象上来看，一方面是日益发达的网络传播引发了公众民主权利诉求的高涨，过去那种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解决方案的模式，已经转变成如今由公众在网络上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甚至组织，进而影响媒体、影响政府的新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开始积极主动地应对网络舆论，并开始关注网络媒体作为执政资源的“政治服务”功能，借助网络平台，努力和公众在频繁互动中形成相互信任、协调合作的良性关系。
深究“网络问政”背后的动因，不难发现，我国传统政治运行方式习惯于不公开、不透明，政策制定过程缺少公众参与，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信息不对称，公民知情权不足直接导致监督权的缺失，公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等，是导致“网络问政”受到热捧的根源所在。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2009年调查结果可以作为一个注脚。它显示，面对“您认为哪个渠道最能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问题，高达69%的受访者选择“网络”，而选择“信访”的受访者仅占2.5%。网络以其特有的开放、互动和广泛性，从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政治运行方式和政策制定过程的隐秘性与封闭性，打破了原有公众利益诉求渠道的限制。网络不仅延伸了公众的知情权，为公众的政治参与营造和发展了新的途径与方式，同时也使以往在传统大众传媒无法实现的个人表达和言论自由得到展现。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网络问政”在各地方兴未艾，但有些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比如，一些政府部门尽管开设了网站，但却不能及时更新或长期让网站处于“休眠”状态，官员对公众的问询、意见和建议，不能迅速作出反应，或者敷衍塞责，甚至出现因回复均为一个“模式”，而被网友讥讽为“机器人信箱”的怪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会浪费网络资源，更主要的是，政府的政策、信息不能及时、准确地传达给公众，公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会受到挫伤，政府的行政效率也会受到影响，从而使“网络问政”大打折扣。
三
基于“网络问政”兴起的深层原因，加之“网络问政”存在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网络问政”只是制度救济的一种方式和渠道，不应将它的作用任意夸大，更不宜过多、过度地依赖它而削弱组织和制度的力量。应立足于现实，冷静思考“网络问政”现象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并加以矫正与完善。
第一，必须进一步拓宽公众政治参与的渠道。“网络问政”在突出公众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之外，也凸显了现实中公众政治参与渠道的局促与不足，如政府对来自民间的声音默然处之，对公民的举报置之不理，都促使公民走向网络。因此，我们必须在现实中坚持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基础与保证。进一步完善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则和程序，扩大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建立和完善便于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制度，加大民主评议和勤廉问责评议工作力度，提高人民群众监督的权威性。进一步疏通人民群众监督通道，通过定期下访、责任制考核、专题检查等方式，拓展监督渠道，延伸监督领域和层次，等等，为公众政治参与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二，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型社会组织。许多监督政府而引发的网络事件，如“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之所以得到圆满解决，关键在于网民问责的群体力量发挥了作用。从理论上讲，公众可以通过个体和群体两种方式监督政府，但以个体方式监督政府，会受到人员分散、信息单一、组织化程度低等因素的制约，监督政府的效能就会大大降低，而以群体方式监督政府，由于是有组织的监督，其效能要远远高于前者，因而会备受关注，最终达到监督的目的。目前，我国的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社团组织，由于行政色彩浓厚，缺乏独立性，因而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因此，必须加快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培育和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切实改变工会、妇联、共青团及其他社团组织成为行政机关附属物的状况，通过社团使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及其实施过程，处于公众有组织的监督之下。
第三，必须重视和加强政府网络传播能力建设。“网络问政”关键在于实效。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现实的组织和制度的运行方式发力，才能使网络的虚拟力量变成改变现实的力量。因此，各级政府必须重视和加强网络传播能力建设，除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进一步提高网络问政意识外，还要打造专门的问政于民的政府门户网站（如广东“奥一网”），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收集、受理、解决和反馈。要逐步扩大网络问政的领域和层次，定期上网与网民做在线交流，倾听网民的意见，认真解答网民的疑问，帮助其解决工作生活中的现实难题。要通过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交办会制度等，形成网络问政的有效机制，使网络问政真正成为解决基层问题、满足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一条有力渠道，让群众从网络问政中得到实惠。
近年来，“网络问政”在中国已渐成趋势。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在线交流，问候网友，倾听民意，因之这一年被称为“网络问政”元年。随后，在2009年和2010年全国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两次与网友在线交流，对于网民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问题一一作答，由此引发了“网络问政”的升温。此后，各地纷纷开展网络问政，各级党政官员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征询民意、接受监督，形成和民间的频繁互动，一时间，“网络问政”风生水起。今年9月8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正式推出“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让广大网民对中央领导人倾诉心声，给中央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标志着“网络问政”已经向国家最高层迈进，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体现了执政党对网络在现代社会具有的进步功能的信任与运用，反映了社会对通过网络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认同与期待。
所谓“网络问政”，包含两层含义，即群众“问事于政府”，政府“问计于人民”。具体来说，“问事于政府”，就是公众个体或群体通过网络向党政部门及其领导人，提出或表达各类诉求和意见，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问计于人民”，就是党政部门及其领导人，通过网络问政于民、汇聚民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解决实际问题、接受群众监督。从一般的政民网络互动，到一些公共舆论事件、公共突发事件的网络应对及管理，都可以归于网络问政的范畴。
从“网络问政”的实际效果看，不仅网民积极热烈地通过网络反映民意、阐述民智、汇集民情，而且官方也对网络民意空前重视，围绕网络和利用网络而兴起的执政措施不断出台，如各地纷纷通过设立网络发言人，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拓宽网络举报渠道，举办网络会议、各级领导干部的网上访谈和在线交流等，方便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使其充分表达各自的意见和见解。一些地方甚至制定了规章来规范问政渠道，督办问政结果。“网络问政”正在向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方向迈进，成为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的新亮色。
有鉴于此，一些评论者认为，“网络问政”不仅是党政领导干部执政民主形式和民众的参政议政形式的创新，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助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二
“网络问政”兴起的缘由，从表象上来看，一方面是日益发达的网络传播引发了公众民主权利诉求的高涨，过去那种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解决方案的模式，已经转变成如今由公众在网络上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甚至组织，进而影响媒体、影响政府的新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开始积极主动地应对网络舆论，并开始关注网络媒体作为执政资源的“政治服务”功能，借助网络平台，努力和公众在频繁互动中形成相互信任、协调合作的良性关系。
深究“网络问政”背后的动因，不难发现，我国传统政治运行方式习惯于不公开、不透明，政策制定过程缺少公众参与，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信息不对称，公民知情权不足直接导致监督权的缺失，公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等，是导致“网络问政”受到热捧的根源所在。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2009年调查结果可以作为一个注脚。它显示，面对“您认为哪个渠道最能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问题，高达69%的受访者选择“网络”，而选择“信访”的受访者仅占2.5%。网络以其特有的开放、互动和广泛性，从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政治运行方式和政策制定过程的隐秘性与封闭性，打破了原有公众利益诉求渠道的限制。网络不仅延伸了公众的知情权，为公众的政治参与营造和发展了新的途径与方式，同时也使以往在传统大众传媒无法实现的个人表达和言论自由得到展现。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网络问政”在各地方兴未艾，但有些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比如，一些政府部门尽管开设了网站，但却不能及时更新或长期让网站处于“休眠”状态，官员对公众的问询、意见和建议，不能迅速作出反应，或者敷衍塞责，甚至出现因回复均为一个“模式”，而被网友讥讽为“机器人信箱”的怪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会浪费网络资源，更主要的是，政府的政策、信息不能及时、准确地传达给公众，公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会受到挫伤，政府的行政效率也会受到影响，从而使“网络问政”大打折扣。
三
基于“网络问政”兴起的深层原因，加之“网络问政”存在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网络问政”只是制度救济的一种方式和渠道，不应将它的作用任意夸大，更不宜过多、过度地依赖它而削弱组织和制度的力量。应立足于现实，冷静思考“网络问政”现象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并加以矫正与完善。
第一，必须进一步拓宽公众政治参与的渠道。“网络问政”在突出公众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之外，也凸显了现实中公众政治参与渠道的局促与不足，如政府对来自民间的声音默然处之，对公民的举报置之不理，都促使公民走向网络。因此，我们必须在现实中坚持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基础与保证。进一步完善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则和程序，扩大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建立和完善便于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制度，加大民主评议和勤廉问责评议工作力度，提高人民群众监督的权威性。进一步疏通人民群众监督通道，通过定期下访、责任制考核、专题检查等方式，拓展监督渠道，延伸监督领域和层次，等等，为公众政治参与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二，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型社会组织。许多监督政府而引发的网络事件，如“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之所以得到圆满解决，关键在于网民问责的群体力量发挥了作用。从理论上讲，公众可以通过个体和群体两种方式监督政府，但以个体方式监督政府，会受到人员分散、信息单一、组织化程度低等因素的制约，监督政府的效能就会大大降低，而以群体方式监督政府，由于是有组织的监督，其效能要远远高于前者，因而会备受关注，最终达到监督的目的。目前，我国的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社团组织，由于行政色彩浓厚，缺乏独立性，因而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因此，必须加快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培育和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切实改变工会、妇联、共青团及其他社团组织成为行政机关附属物的状况，通过社团使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及其实施过程，处于公众有组织的监督之下。
第三，必须重视和加强政府网络传播能力建设。“网络问政”关键在于实效。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现实的组织和制度的运行方式发力，才能使网络的虚拟力量变成改变现实的力量。因此，各级政府必须重视和加强网络传播能力建设，除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进一步提高网络问政意识外，还要打造专门的问政于民的政府门户网站（如广东“奥一网”），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收集、受理、解决和反馈。要逐步扩大网络问政的领域和层次，定期上网与网民做在线交流，倾听网民的意见，认真解答网民的疑问，帮助其解决工作生活中的现实难题。要通过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交办会制度等，形成网络问政的有效机制，使网络问政真正成为解决基层问题、满足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一条有力渠道，让群众从网络问政中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