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对于人犹如一笔账单：清晰的支出，糊涂的收入。支出的是分秒不差的时间，收入的是甘苦难分的琐屑。一支一收，演化出多彩的人生与多歧的哲学。
　　由此我们可以了悟：凡讲颐养生命的就是支出派哲学，凡讲勤于王事的就是收入派哲学，凡将支出与收入一并摒弃的就是虚无派哲学，凡用心计算着支出与收入的就是精明派哲学，大凡芸芸众生只可归入“难得糊涂派”了。
　　蒙田先生在他的随笔(论年龄)中说：“我以为，考虑到生命的脆弱，考虑到人的一生会遇上多少常有的天然暗礁，我们就不应该让出生、闲玩和学习占去那么大的一部分生命。”可见蒙田先生是收入派。他主张工作，像古圣贤那样建功立业、著述立说。不仅如此，蒙田先生还是大器早收派，例如他说：“据我所知，人类全部的丰功伟业，不管是何种类，也不管古代现代，可以认为多半是三十岁之前而非三十岁之后创立的。”
　　其实，年龄犹如天平的支点，一边是造物主不断加大的时间砝码，一边是神的后裔不断加重的负债责任，于是就有“收支平衡的常态人生”、“收大于支的辉煌人生”和“纨绔痞劣的欠债人生”的三大分别。所谓“责任”云云，就是为你的出生和生存，总之是为你在地球上占据了一席的位置，而必须偿还的债务。在这日趋拥挤和贫瘠的地球上，出生必须负债，生存必须负重债。这些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新的神谕，有时不免又是新的惩罚。
　　蒙田先生发现“寿终正寝”是反常，夭折殇逝是常态，这是思想家的睿智。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一个拥有自觉力的人，他一定会经常敏锐地意识到，生命是一种冒险的历程，生命必须永远与死亡搏斗。”在今天，若从统计数字上看，长寿是社会趋势，占了大比例，但从生存教育学的立场来说，“冒险论”是“睿智”教育。各种天灾人祸如密布的“无常”，伺候着人们万分小心中的一次不慎，加害着无辜、无助、无力的人们。
　　古今的法律都对“成人”作了某种年龄的界定，这是人界理智，是对人生负荷的宽容。当然总有逸出的人物，但从概率来看，其合理性是无疑的。至于青年人和老年人哪一方更适合执政，这要由制度决定，制度是人界游戏，就看谁是人界的大王了。兽界是全凭力量确定，人界却复杂得很，总之是，在中国有时当官是没有凭据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容不得我再去说什么主义学说之类的话了。
　　年龄的大小原本只是从造物主(假定有造物主的话)那里支出时间多寡的分别，但却由此而造就出人的优势或劣势的说教。例如培根以为：青年长于创造而短于思考，长于猛干而短于讨论，长于革新而短于守成，长于直觉而短于深思。其实这些都是未必的。
　　老年人无一例外都开始了人生衰败期，尽管有人在衰败时仍然会有辉煌的建树，但那仍然是一种衰败，不可挽回的衰败。英国罗素先生体味到了这一点，因此才在《论老之将至》的文章中对老年人提出了三点忠告：一要仔细选择好你的祖先，即选择好一个可敬的楷模；二要防止过分地沉湎于往事；三要避免依恋年轻人，不要希图从他们的勃勃生机中获得力量。
　　但罗素给我的莫大启发却是他的“两代空间”论：子女们长大成人之后，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如果你还像他们年幼时那样关心他们，你就会成为他们的包袱，除非你是异常迟钝的人。我不是说不应该关心子女，而是说这种关心应该是含蓄的，假如可能的话，还应是宽厚的，而不应该过分地感情用事。动物的幼子一旦自立，大动物就不再关心它们了。人类则因其幼年时期较长而难于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对于那些具有强烈的爱好、其活动又都恰当适宜，并且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人们，成功地度过老年绝非难事。只有在这个范围里，长寿才真正有益；只有在这个范围里，源于经验的智慧才能不受压制地得到运用。告诫已经成人的孩子别犯错误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一来他们不会相信你，二来错误原来就是教育所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给青年以空间，给自己以空间；给青年以自我意愿的空间，给自己以自我爱好的空间；给青年以犯错误的空间，给自己以理智独立的空间。但对于众多世俗中的老人，总想把儿女的房屋建设在自己的领地上的欲念，却是难以移易的，因此世界才生出这样多的烦恼。
　　中国有一句俗谚：儿不嫌娘丑。还应加上一句：娘不嫌子丑。无论是形体容貌上的丑，还是智力能力上的丑，都在“不嫌”之列才对。而且这“不嫌”的概念，必须还要扩大到整个社会关系，凡居长者都应不嫌弃幼者的“稚嫩”“低能”“粗鄙”“丑陋”或“浮躁”，因为这些几乎都是人们成长所必需的代价，是人群中的大多数。
　　近日，渐趋老年的我，打开尘封了几十年的箱箧，面对那些保留的“拙作”，我只有“汗颜”而已，但在35年前却是“骄人”的资本，感觉是十分“良好”的。以数十年后的“老到”，蔑视青少年的“稚嫩”，是表现出自己的“厚颜”，这也是那些如我一样的身生五十，却仍不知“天命”的人的流行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