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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飞驰,岁月如流。1950年7月1日创刊的《新体育》杂志,到今天已经是七十华诞了,可喜可贺。
我是1977年4月1日来到《新体育》杂志社的,到1986年2月初调离,在这里工作了九个年头。这是中国体育事业飞速发展的黄金岁月。1980年6月27日,我有幸参加了为纪念《新体育》创刊30周年举行的大型茶话会,聆听了谭震林、许德珩副委员长的讲话,见到宋庆龄副委员长为《新体育》创刊30周年的题词:“为了建设祖国和谋取人类幸福作贡献,必须讲强身之道,坚持体育锻炼。”
1983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新体育》杂志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集体。1985年7月12日,《新体育》创刊35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宋任穷、朱学范、严济慈、王首道等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国家体委授予《新体育》杂志社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不久,《新体育》又被《北京晚报》读者评为最佳杂志之一。在1984——1985年我任《新体育》经理部负责人期间,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创造了《新体育》杂志四种刊物发行量的历史最高。其中《新体育》1984年平均发行量120.3万册,1985年第9期达到156万册,发行世界44个国家和地区;《武术健身》发行198万册;《健康之友》发行56万册;《围棋天地》发行18万册。这的确令人鼓舞和振奋,是《新体育》杂志的骄傲。
裴植——这苹果我们一个也不要吃
1974年4月1日,我由部队转业踏进《新体育》杂志社的大门。当时,《新体育》由裴植担任总编辑,和黄冈、曹炎、张荣泉组成编委会,下设办公室、竞赛组、评论组、群体组、摄影组。我来以后,《新体育》设立编务组,让我担任组长。全组4个人,一位是1952年就来到《新体育》的美术编辑喜栋,一位是设计版面的编辑张鸿燕,还有一位是年纪不大资历却很老的校对员汪水菁,每日忙得不可开交。裴植、曹炎几位老同志不时跑来问寒问暖,我们感到很宽慰。
正在我干得最起劲的时候,群体组组长何煦昭来找我商量:“你对部队熟悉,我们能不能写一篇部队为加强战备锻炼身体的稿件?”那还不容易!我联系到三十八军113团,采写了一篇《钢刀锋利战旗红——北京某部“钢八连”指战员为加强战备刻苦锻炼身体的事迹》的长篇通讯,刊登在1977年《新体育》第8期上。
裴植是一位老革命,1917年生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是晋察冀画报社的编辑兼后勤股股长,用手中相机宣传中华民族奋勇抗日的英雄事迹。解放战争中,他又跟随贺龙元帅转战大西南。新中国成立,他被调到团中央。从1956年到1983年,他一直是《新体育》的编委、总编辑。长年来,他把宣传党的体育路线、方针政策和我国体育运动的成就,宣传体育运动的重要作用和体育精神,普及体育科学知识,促进我国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提高作为自己的职责。他的摄影作品举不胜举,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向群众招手致意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
一段时间之后,我感到《新体育》的编辑力量比较过硬,但通联工作比较薄弱,要想情况明了,知道读者心声,必须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于是,我向裴植总编提出是否能分期分片在全国开几个通讯员联系会议,保证及时与通讯员联系。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他的应允,他还要亲自去。临行前,他叮嘱我们不要打电话通知接站,下火车后自己坐公共汽车去。火车在大连站停下,大家在人堆里挤着,我上前一步去接他手中的行李包,要帮他提着。他执意不肯,说“自己来,我能行”。我有些不忍心,他比我年长25岁,可我又拗不过他。
参加座谈会的有省体委宣传处长和《新体育》老通讯员共七人。大家畅所欲言,探讨《新体育》的报道方向、宣传思想、改进意见。座谈会开得非常成功,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沟通方式好,应该坚持下去。
座谈会要结束时,大连市体委好不容易从苹果园里買来了100斤红香蕉苹果,要分给大家。裴植立即叮嘱我说:“这苹果我们三个人一个不要吃,让三个省的同志拿走,但要付钱,不能让大连市体委出钱。”
这件事不大,但让我牢记一生。我虽然与裴植接触的时间很短,但他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格深深教育了我,是我的一面镜子。我以他为榜样,常常拂拭尘瑕,可以自豪地敞开心扉给人看。
2017年,老总编裴植安祥地走了,享年97岁。他永远是我敬重的榜样。
郝克强——我干了一辈子《新体育》,就让我在这里干到底吧!
说起郝克强,这是一位多年来让我难以忘怀,并成为我心中偶像的老领导。他是《新体育》的元老,1929年生人,全国解放前就在上海交大办学运报刊。1950年3月,他从河北良乡中央团校调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组,筹建《新体育》杂志。那时他刚刚20岁出头,成为《新体育》杂志社唯一的专职编委。来自燕京大学的林启武、北京大学的管玉珊、北京师范大学的苏竞存、辅仁大学的阎维仁和体总秘书柯犁等都是兼职编委。几十年来,他对工作严肃认真,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心胸坦荡,宽厚大度,一身正气,敢于担当,让人敬佩不已。 郝克强立下一个老规矩,每月发稿前要有稿目会,见刊后有评刊会,年终要有全年总评刊会,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特别是到了年终,他要把全年的12期杂志摊在地上,让大家评论个够。对意见提得好、主意出得好、工作做得好的,他及时表扬,对工作中出了偏差或做得不好、该批评的,不论是谁,一视同仁。在稿件的处理上,他要求从质量出发,好的用,差的不用,不论是誰写的或者是谁送来的,一律不迁就,不照顾,保证了刊物的质量和特色。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体育健儿登上国际体坛,捷报频传。郝克强强调《新体育》一定要抓住宣传中华体育健儿风采这个主要线索。他说:“我们是月刊,没法与电视、电台、报纸相比,但是可以让读者饭后仔细咀嚼。写好运动员,搞好人物特写或报告文学,就有了期刊的特色,发行量也就上去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追求健康长寿、寻求锻炼方法的人越来越多,《新体育》要介绍古今中外科学实用的健身知识和典型人物。要搭桥牵线,积极组织社会活动,共同为体育的社会化努力。《新体育》要办得对群众有吸引力,不能硬梆梆,也不能软绵绵,要软中含硬,寓政治思想性于体育运动之中。
郝克强还有个规矩,不论编辑还是编委,凡是参加大型活动,回来都要在编辑部会上汇报,谈出选题。
1980年5月,我到太原参加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一些武术爱好者到处寻找武术资料、图书,一些老武术家、武术工作者也在寻找把他们所学传播出去的方式。70岁高龄的云南省老教练何福生诚恳地对我说:“你是新闻界的,又是咱体育界的,你们应当抓住这个时机,好好宣传中华武术,能出书的出书,能出杂志的出杂志,能录相的赶紧录相,多给这些武术爱好者提供教材,把武术热保持下来。武术是我们的国粹,多年来难有这种景象,如果我们不加强宣传,这股热劲冷下来就太可惜了。”
我对武术是个门外汉,场上表演的是什么拳、什么器械、什么特点全然不知,但可以到后台看广播员的广播稿,可观众就没法了。我边看边想,《新体育》能不能办一本专业性的《武术》杂志,满足广大武术工作者和爱好者的需要。
在这次会上,河南省温县陈氏太极拳后代陈小旺表演陈氏新架八十三式太极拳,博得了观众的掌声。我在看他打这套拳时,不知哪里来了一股灵感,这拳是好,但太长,动作太复杂,很难普及。表演结束后,我向他提出建议,陈氏太极拳能不能像二十四式、四十八式简化太极一样简化。他当即表示赞同。
回京后,在编辑部全体会上,我汇报了建议陈氏太极拳简化并约稿的事情。郝克强非常感兴趣,说:“这个建议好!”要我督促落实。
我提出《新体育》应尽快办一本武术专刊,全面宣传报道中华武术,为武术热呐喊助威。听了这个建议,郝克强更为高兴。在我的记忆中,他先后三次主持召开编辑部全体会议,让大家充分讨论办刊这件事,论长比短,把问题分析透。我提议,刊名用老编辑谭佛航提出的《武术健身》为好。
1981年6月,第一期《武术健身》与读者见面,比广东办的《武林》杂志早了一个月,比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武术》杂志早了近一年半。《武术健身》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武术专刊,得到了广大武术工作者和武术爱好者的酷爱,发行量达150万册。
1981年11月,全国太极表演大会在浙江绍兴举行。陈小旺高兴地告诉我,陈氏太极拳已经简化完了,这次表演简化的三十八式太极拳,目的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回去再修改。
这时我在想,陈小旺这么短的时间就把陈氏太极拳简化了,其他的几个太极拳种也可以简化。于是,我又找到吴氏太极拳传人吴英华、马岳梁,武氏太极拳传人刘积顺,谈简化的事,他们都赞同。不久,武氏、孙氏都有了自己的简化太极拳,大大吸引了太极拳爱好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年春秋有两次书市。郝克强三次亲自和大家一起卖书,将《新体育》、《武术健身》、《健康之友》、《围棋天地》四种刊物摆了一个书摊,就是要在这里听听实情,看看读者的需求。他还利用星期天,用《新体育》的那辆小面包车,拉我们到北京的密云、平谷、河北涿县等地摆过地摊。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敬佩的敬业精神啊!
举办“太阳岛杯”全国甲级男子篮球赛,也是郝克强积极组织社会活动,提高杂志知名度的举措。
哈尔滨人最喜欢看篮球,比赛地点就选择在哈尔滨,不花国家一分钱。我将这个想法报告给郝克强,他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好!这事就这么办!有什么困难,我顶着。拉队伍时,你可以让竞赛部老编辑张祯祥帮忙。”除八一队和广东队外事比赛不能参加外,由北京、江苏、湖北、吉林、上海、辽宁、山东、黑龙江、天津、沈阳部队10支甲级队和即将进入甲级队的河北队组成了参赛队伍。1984年7月13日,在哈尔滨体育馆、东轻厂、太平体育场、香坊体育场4个场地开赛。郝克强亲临现场,跑上跑下,醒目的横幅“《新体育》杂志社、《当代体育》杂志社联合举办太阳岛杯全国甲级队男子篮球赛”遍布哈尔滨市。
这是一场纯粹民办的比赛,哈尔滨人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无论在哪个场馆,门前都有长长的队伍在等票。很多外县、市的球迷为了看一场球,提前一到两天到哈尔滨来等候。
“太阳岛杯”甲级队男子篮球赛尝试社会办体育的路子,得到国家体委肯定和哈尔滨人民叫好。为了奖励这次赛事,哈尔滨毛织厂赠送给所有参与赛事的工作人员、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每人一条毛毯作为纪念。郝克强、张祯祥和我也不例外,但老郝为这三条毛毯悄悄向组委会交了钱。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新的岗位、更高的职务等待着郝克强。他豪迈告诉大家:“我干了一辈子《新体育》,就让我在这里干到底吧!”
如今,郝克强已是91岁高龄的老人了,我时时在想念着他,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